远古的王城
——良渚的国家形态

文赵辉

远古的王城
——良渚的国家形态

文赵辉

近些年来，良渚考古每每有重大发现惊艳学界，声名甚至远播海外。这不，业界泰斗、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科林·伦福儒老爷子就发声了，说：“过去远远低估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程度。”

那么，良渚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从大量考古发现得知，良渚生产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以及漆器、丝绸、象牙器等，还有大量精致陶器以及高超的木作建筑。又从众多墓葬、墓地的资料看，良渚社会分层十分明显。反山、瑶山等贵族专属墓地积累的大量财富与普通墓地的情况反差如此巨大，据此可以认为良渚是个阶级社会。

2006年，在瓶窑镇葡萄畈地点发现了堆筑城墙。寻此线索，很快确认出一座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古城。最近，考古学者又发现可以将古城南部的卞家山、东部美人地等几条长达几百乃至千米以上的人工堆筑的大型土垄联系起来，认为它们很可能围成一环外城。如此，古城的面积倍增至800万平方米。

良渚的考古工作者很早就知道在古城以北、大遮山南坡脚下，沿山有一道人工堆筑起来的长达4.5公里的巨大土垣，又叫塘山遗址。也是在最近几年，在塘山土垣的西端又发现向西南方向，有一连串自然岗地，岗地间被类似土垣的人工堆筑土垄联系起来，围起来水面海拔高约10米、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蓄水区。在蓄水区西北方向，又发现了若干封闭山口的人工堆筑高坝，坝顶海拔高约20米，可以拦蓄百年一遇的大涝山水。至此，田野考古完整地揭示出良渚古城及其外围水利系统这样一套规模宏大的建筑体系。

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建筑于距今5000年左右，这个年代略早于古城的始建。良渚古城是在一片浅水沼泽上拔地而起的，水利工程建成之后，除了防御洪灾之外，它还有一项重要功用，即起到了水路运输的作用。设计这项庞大的工程，无疑需要对当地水文、气象、年均降雨量和最大降水量等深入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完成这项工程，也需要高超的测绘技术和建筑技术。

在对古城城垣、塘山和岗公岭等水坝的发掘中，已经揭示了当时人们营建这类大型土建时对基础处理、基础用土和坝（墙）体用土的不同选择，以及堆筑过程中草包泥块的分段和错缝堆砌等复杂工程技术，令人叹为观止。

深彻的社会动员能力和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先生告诉我，据他的计算，古城城垣、外城以及水坝坝体，再加上古城城内南北400米、东西600米的莫角山高大堆筑台基的土方量，总计约1100万立方米。这是个惊人的数字。若以开采、运输和堆筑1立方米的土石各需要1人/日计，估算所需3300万人/日；若每天出工1000人，每年出工30万人，整个工程需要连续建造110年。如果是这样，发动如此规模的劳工队伍，对其令行禁止地分配调度、为其提供包括工具、饮食等后勤保障和进行有效的工程质量监控，这是一整套系统工程，而其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个高度权威的社会动员和管理机制。

明确的城乡差别

2016年最新考古发现，根据桐乡普安桥、新地里，海宁皇坟头，余杭玉架山、茅山等遗址的发现，这个时期的村落面积（不计村落外部的田地）多在1万平方米上下，内分散坐落着不到十座的住居建筑，也即多不过十户的小家庭的聚居形态。出土遗物多为普通家居生活用陶制器皿、耘田器、刀、石犁等石质工具等。余杭茅山遗址，在村落近旁发现了一块面积约80亩的水田，这是目前唯一能够直接描述出村落农业经济活动的实例。

和普通村落相比，良渚古城有完全不同的生活景观。古城不惟面积巨大，城内最为高阔的莫角山很可能四周有壕沟环绕，内为最高等级的建筑区和大型仓储，当是最高贵族的居所。相应的，在古城内外发现了反山、瑶山、汇观山等最高等贵族的专属墓地，阶级壁垒一目了然。古城居民聚居在人工堆筑起来稍高的垄阜上，旁为水道，靠舟楫出入。其聚集密集程度和相对分散的村落内部不同，建筑也讲究得多。叫作美人地的地点是一条东西向条形垄地，垄下河道下放置纵横相交的粗大方形纴木、枕木，把护壁紧紧拉住。之内便是推测为沿垄地排开的房屋建筑了。

这些城市居民的身份因莫角山东南脚下钟家港的发掘得窥一豹。2016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地点发掘清理了部分高地和在高地与莫角山之间的古河道。高地为居住区，河道内发现了许多玉石残料，长3、4厘米、直径仅为1个多毫米的玉管钻芯，可能用于雕刻玉器花纹的边角锋利的燧石渣块等，兹证这一带是一处高端玉器制作区。此外还出土了一些状似斧、铲但仅为指甲盖大小的玉器，有推测可能为制作漆器等精致高级品的工具。

钟家港地点发掘的重要性在于，首次说明了城内居民至少有一部分是高端手工业生产者。再次证明，良渚古城不是一个超大的农业聚落，而是各种制造业生产、原材料和产品集散的中心以及连同它们的管理机构之所在。换言之，这是一座按照不同社会功能组织起来的城市。

武力、暴力

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权力和使用武力。但良渚文化这方面的考古资料却委实不多，这可能和江南的埋藏条件极不利于人骨保存，丧失掉了大部分这方面的考古证据有关。以致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良渚是个比较温和的社会，其乐也融融，公共权力更多地运用在社会管理方面。

但在良渚各地的墓葬中，体现孔武能力的斧钺往往是最重要的随葬器物的品类。反山12号墓中那件著名的雕刻有神徽的玉钺，更被学者普遍诠释为军事权力与神权结合的象征。在钟家港河道的发掘中，发现明显带有利刃切割痕迹的人头骨、腿骨。类似贵族平民分区埋葬和殉人的现象也见于早年发掘的新沂花厅墓地中。所以，良渚所谓的和谐社会生活也许不过是个假象。

① 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结构图

② 高坝低坝形成的库区推测

宗教与社会

良渚社会的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一神教特点。良渚人生活中最重要且特殊的玉器、象牙器上，几乎只装饰一种被叫作神人兽面纹的图像，显得高高在上、唯我独尊。而这种神人兽面纹在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内都有发现，且形态千篇一律，所以应当就是良渚人心目中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也即整个良渚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在世界范围内，一神教是后起的、高级的宗教形态。它的发生兴起，都和民族崛起、国家政治集权化等大型事件有关。例如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纳吞独尊太阳神。又如以色列人出埃及，统一各部族宗教信仰，创建了犹太教。

那么，良渚宗教的本质如何呢？用类型学方法排比良渚各时期的神人兽面纹，可发现它可能源自崧泽文化玉器上的写实的人物形象。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良渚文化的产生，并非崧泽文化的自然演进，而是发生过一场重大变故！原本崧泽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安徽含山凌家滩超大型聚落废弃了，而远在200公里之外的一片泽国之上，人们聚集起来，经过仔细规划设计，良渚城拔地而起。恰恰是和这个过程相吻合，作为装饰品的玉镯演变成并无实用功能的玉琮，写实的人物形象也被不断地、着意地神化渲染成驯服猛兽的神人，并成为玉琮上最主要的装饰图像。发生在良渚人向良渚的迁徙聚集和庞大古城工程建设中的这一神格化现象，和以色列人建立早期国家过程中耶和华的地位在众神之中冉冉上升的情形何其相似！这个神人形象肯定在从崧泽向良渚的社会转型中起到了凝聚人民力量的重大政治作用。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个图像的神格化实乃和良渚城的建设一样，是人为精心设计、推动的。

事情尚不止于此。良渚的宗教还直接参与了社会管理与运作。在认为是王一级人物墓葬的反山墓地，其第12号墓出土了迄今为止唯一一件带神人兽面雕刻的玉钺。也即在最高政治层面，宗教和军事权威是合而为一的。福泉山是上海地区最高等级的良渚墓地，第207号墓随葬了一件长约1米的象牙板，很像是持握在手中的权杖类仪仗器具，其上刻满了神人兽面图像。这说明良渚最重要的人物总是具有宗教身份色彩，并以这样的身份管理社会。

“中央”与“地方”

在关于人类早期国家的研究中，一般分为地域国家或领土国家和城邦国家两种类型。良渚属于哪种呢？

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认为，良渚文化有一个最大的中心——良渚古城，各地虽有自己的地方中心，如上海青浦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等等，但规模、规格上远不及良渚古城，甚至至今尚未在这些中心聚落上发现城垣建筑等，从而显示出某种层级状的宏观社会组织结构。

日本金泽大学副校长中村慎一先生比较了各地出土的玉器，尤其是作为权力象征的玉琮后认为，它们绝大多数是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们制作，由良渚的贵族集团派送、馈赠给各地方的，用这样的形式承认或分派给各地贵族的地方区域治权，反之换取后者对“中央”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对各地方实行某种程度的辖制、控制。

诚然，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良渚古城和各地方中心的关系究竟紧密到何种程度。譬如它们是完完全全的上下级关系，还是各地方享有高度的主权自治，仅在名义上服从良渚古城里的那位领袖？不过，就目前考古资料反映的情况看，整个良渚社会中确实存在着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中央”联系着各个“地方”中心的网络结构。单就这一点而言，良渚是有那么一点接近于地域国家的样子的。

① 美人地遗址木板护岸

② 良渚古城遗址

③ 反山20号墓中部象牙器与琮、璧、钺等玉器的叠压出土情形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