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切之后

老长

我在另一篇创作谈里提到过自己早年曾沉迷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由于对她的沉迷，我甚至一度浅薄地认为只有推理小说才是文学的最高境界。

在这里提及这个，是想说如果我当时要写眼下这篇小说的话，最后的走向肯定会归类于推理小说。既然如此，我在写作时要做的事情势必是绞尽脑汁地编织一些线索，将读者引入其中，让他们先堕入一个个迷局，然后，再逐一将迷局解开，直至最终真相大白。

可是，写这篇小说时，我却没那么干，把那些迷局的追查责任都交给了死者的家人，自己始终隐没在暗处冷眼旁观。于是，便看到了一场命案发生以后，死者家属表现出的态度。在他们的表现中，自然可以寻见情理之中的悲切和查明真相的愿望。可追溯真相的目的却并非只图雪恨和对死者予以告慰，更多的，是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一旦觉得自己的利益难以追讨，并且陷入要承受经济损失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初衷——这些，无疑是另外一种真相。这种真相的呈现，应该远比案件本身的真相更令人发指。

我无意将死者家属的冷漠态度视作道德沦丧，也无意把他们追讨过程中心里蒙受的伤害统统归罪于办理此事的相关人等——或许那些人只是照章办事而已。可无论出于何种缘由，责任在谁，对于生命的不屑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死亡证明》属于我屈指可数的中篇小说之一（之前所写的多半是短篇）。虽然我没在开篇贴上一个“取材于真实事件”的标签。事实上，它确实并非空穴来风。事件的当事者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用整整一天时间，对我讲述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所有细节都毫无遗漏。他在讲述中显得尤为淡定，毕竟距离事件的发生时间已经一年有余了。末了，他还在一声叹息后将一切归结为宿命，说自己和家人的命原本就是轻贱的，所以，最终只能忍气吞声。

听他讲述后，我就生出了要写此事的冲动。但动笔已是半年之后了。之所以迟迟未动，是不想把它写成一篇非虚构类型的东西，而是小说。非虚构似乎更多的在于呈现客观现实。相对而言，小说则需要将客观进行艺术化的渲染甚至改造。而在此之前，我更擅长的还是表现那些在心里扎下很深根须的东西。只有那样，才能随它在肥沃的土壤中蔓延并最终茁壮起来。一旦在别人讲述的基础上行进，尤其所有细节又是那么分明的情况下，我便会不由地随着它们亦步亦趋，难以进入想象和发挥的空间。试想，远离了想象，又如何能抵达艺术的表现呢？

终于动笔后，也确实验证了之前的担忧——小说完成得倒不算慢，表述得也算清楚。可反复审视，总觉得有所欠缺。将它发给两个同道看，都诚恳地指出了艺术品质方面相对我的其他作品略差些。

朋友所言的其他一些作品，其实也并非完满，尤其是作品的基调，近乎都是压抑情绪的累积叠加，甚至最终结束时没能得以宣泄便戛然而止了。这篇小说也是如此。

小说搁置不久，我有幸成为《哈尔滨文学论坛》第六期的特约嘉宾。在那次论坛上，我发表的一些作品得到在座专家中肯的批评。萧红文学院院长何凯旋老师指出，我对所有城市人心理的种种探微，更倾向于社会现象所产生的心理活动的推演。但却不能仅仅停留在这种现象带来的压抑情绪中，并一成不变……应该有光亮，内心里狭窄的光芒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他还说，如果我只是一味停留在由社会现象导致的悲观情绪中，说到底和那些所谓用温暖来给人抚慰的作品并无区别，依然没有体现出作家应有的锐利……

此后一段时间，我开始了对这篇小说的修改，除了将其统统拆解开来，进行重新组合以使它趋向立体之外，还在原来那近乎绝望的结尾营造了一笔宣泄——让主人公盛怒之下出手伤了一回人，这似乎可以算是长久压抑下的抗争。至于最后由酒醉导致的当街呕吐，我想大概也可算是自欺欺人的宣泄行动吧。

當然，之后我没再发给朋友以获取验证。他们终究太忙，不忍一再掠夺他们宝贵的时间。所以，至于这篇小说是否丰满立体了一些，和最后究竟有没有闪烁出几分狭窄的光亮，真的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