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饮冰室诗话》看梁启超的音乐思想

常钰

摘 要：《饮冰室詩话》是梁启超为了宣传自己的“维新”主张而创办的《新民丛报》中有关诗歌、小说、戏曲、音乐等“革命”性言论之集合。本文试图通过对《饮冰室诗话》中相关音乐言论的举例分析、引述对比，分别从音乐与社会、音乐与诗歌两个方面阐释梁启超的音乐思想观念。

关键词：饮冰室诗话 梁启超 音乐思想 梁启超将他曾在《新民丛报》中发表的有关诗歌、小说、戏曲、音乐等“革命”性言论收集、编选，并用其别号“饮冰室主人”而命名，故称《饮冰室诗话》。与以往只讨论诗歌及相关内容的诗话作品不同，梁氏用一种整体性的文学观念将音乐内容也记录进此作品中，将诗歌与音乐共同视为是可以改造人民品格的精神工具。与此同时，也针对音乐的功用、教育、创作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已有关于《饮冰室诗话》（以下简称“诗话”）的文论，多集中讨论其诗歌革命，而忽视了其它。故以下对诗话中，梁氏针对音乐之功用、音乐与诗歌的关系、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等思想观念进行相关论述，在“诗话”中探讨音乐。

一、强调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

关于音乐，梁启超注重的是它对于人的调节作用，并将它作为自身“革命”活动的一种手段。“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譹？訛；同时也是改造人们精神的利器，“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譺？訛。这两句言论，展现了梁氏提倡音乐的基本思想逻辑，即：音乐可以作为精神之要素来改造国民的品质。同时，这种精神的改造也是国家政治变革的关键。

一般来讲，音乐具有艺术与实用两大功能。其中，社会教化功能又是音乐实用功能的重点。由此可以看出，梁氏所推崇音乐的原因更大程度上是基于后者的。其实，这种观念与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与出身不无关系。不可否认，梁启超是一位政治变革者、改良家。但他自幼所接受的封建教育对其影响还是存在的，他提倡的是对封建政治的改良，而非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在文化思想上，他受到封建阶级所推崇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仅就音乐思想而言，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刚刚创立儒家思想之初，即对音乐的功能作出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表述。此后的儒学经典音乐思想著作《乐记》，也对音乐的社会教化作用作了大量论述。儒家的这种思想给后来的统治者，也包括维护封建阶级的文人、思想家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故此，就身为“君主立宪派”、“保皇派”的梁启超而言，注重音乐的社会功用，并以此作为发展音乐的基本理由与动力，也就可谓是言而有据、思而有源的了。换言之，梁启超的这种音乐思想是符合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的。

但辩证而观，这种音乐思想与此前企图利用儒家音乐“和”、“礼”等教化性思想来禁锢人们，以至于维护封建统治不同。梁氏尽管也注重音乐的社会教化性，但他的目的不是保守的、一层不变的维护封建统治，而是在于变革、改良。虽然这种变革、改良并不彻底，但他所提出的一些与时俱进、符合时代思潮的观点是可喜与进步的。就他强调音乐的社会教化功用而言，最先且在诗话中大力强调的是军歌所带来的“强军”思想与动力，这就远比此前统治者旨在维护统治而强调的教育功用性要进步的多。所以，梁氏这种的观点与此前封建统治者所持的类似观点相比，是同“源”而不同“流”，同“形式”而异“目的”的。

梁氏重视军歌，其中一大原因在于至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军元气大伤、恐惧战争，百姓对国防军事漠不关心。梁先生曾这样写到“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譻？訛言外之意，当时不仅是清政府的物质装备差，而且精神文化也偏软弱。政府首推“雅乐”充当门面、暗自乐于“皮簧”以便欣赏；仪仗鼓吹车马形式，军中铙歌歌功颂德、真正鼓舞士气之军歌未见踪影。同时又言，“昔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甚矣声音之道感人深矣。”？譼？訛可见梁启超的博学，借西方古国的经验，推崇我国所缺的军歌，利用军歌的精神要件鼓舞军人及国民士气，以显现音乐在军事、社会建设中的影响力。

当梁启超读到黄遵宪？譽？訛的《出军歌》（选自《军歌》二十四章）时，不禁写到“往见黄公度《出军歌》四章，读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吴钩之乐，……”？譾？訛。以下将黄公度之《出军歌》前两节摘录如下：

出军歌

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

二十世纪谁为主，是我神明胄。

君看黄龙万旗舞，鼓鼓鼓！

一轮红日东方涌，约我黄人捧。

感生帝降天神种，今有亿万众。

地球蹴踏六种动，勇勇勇！

黄公度被誉为是“诗界革命导师”，其诗中涉入的新思想、新意境尤为被梁启超所推崇。仅就此诗而言，不失是一首气势磅礴、催人奋进的好诗，同时也为此后的音乐（军歌）创作提供了较好的歌词素材。1905年，李叔同就以此诗为素材独立谱曲，取其同名《出军歌》，并收入在他的《国学唱歌集》之中，成为当时学堂乐歌代表之作。

谱例1：？譿？訛

李叔同选用了其中的前五节为歌词，五个段落以分节歌的结构形式予以安排，节拍为四四拍，节奏型多为附点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的组合，突出其进行感。最后两小节运用二分音符与附点二分音符等强拍上的长时值，与诗中每节末所用之“鼓鼓鼓、勇勇勇……”等突出气势的慨叹所契合，此乐歌可谓是世纪之交“军歌”题材的优秀作品。

此外，诗话中梁氏还摘录了法国国歌的歌词，所凸显其立国之精神，此国歌歌词亦对我国日后的一些爱国歌曲创作带来一些启示，由于文章篇幅所限，故不再过多赘述。

二、主张音乐与诗歌的结合

《饮冰室诗话》中摘录了些被乐歌创作所采用的诗作，其中也谈及了作者本人对音乐与诗歌关系的看法。如：

“中国乐学，发达尚早……前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入乐者也。《诗》三百篇，皆为乐章，尚矣。如《楚辞》之《招魂》、《九歌》，汉之《大风》、《柏梁》，皆应弦赴节，不徒乐府之名，如其实而已。……”。梁氏为此回顾过去，指出历代诗作韵文多伴有音乐。谈及当前诗与乐分到而行的现状时，诗话中引宋代史学家郑樵之言“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浩歌长啸，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啸，而又失其歌诗之旨，所以无乐事也。……”？讀？訛endprint

这种提倡诗与乐的结合、为诗作乐的整体文艺观总体上是积极可取的。但结合该条诗话的整体语境，该部分观点也显示出其消极性。就艺术本身而言，诗歌与音乐两种艺术形式的结合，可以扩大其表现力，深化其意境。如：德奥艺术歌曲、我国古代部分词调音乐等，这一点是可取的、积极的。但这只是单纯的为了艺术自身发展而言，一经涉猎到其他因素，其积极意义也就值得商榷了。

该条诗话中除了上述所言，梁氏在列举出我国古代诗词韵文大都伴有音乐之后，接着又言“盖自明以前，文学家多通音律，而无论雅乐、剧曲，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虽或衰靡，而俚俗犹不至太甚。”？讁？訛此言体现了其观点的消极层面。梁启超所强调的诗与乐的结合，实则是强调文人在作乐中参与性与重要性，因为在梁氏看来，只有文人士大夫参与的音乐，即便是曲剧俗乐也不至于太过俗气。然而，这种观点凸显其典型的封建音乐等级观。

在我国古代，政治者及与政治相关的文人对乐的基本态度是重“雅乐”，而蔑“郑卫之音”（泛指民间音乐）。认为前者使人性情“中和”、“文雅”，服从统治；而后者使人性情“靡乱”、“低俗”，易暴动不服管理。可以看出，这种思维到了梁启超一代并未完全根除，他依然力挺“士大夫”制乐、作乐，这无形之间一种等级观念的显露。

另一处，提及清代音乐时，梁氏诗话中又言“本朝以来，则音律之学，士大夫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輥？輮？訛此言论所涉及两个名词，一为“士大夫”，另则是“教坊优伎”。前者是低级别的封建贵族。在我国古代，从事音乐的官员其封建等级都不算太高，如：周代音乐机构的最高官员--大司乐为中大夫这一中等级别。而其他识乐律的文人墨客，也多为中低级别之贵族；后者最早现于唐代，为其音乐机构。此后，历代亦有沿用，但功能性质、人员配置或有不同。“优伎”多指民间艺人，古代多将民间卖艺之人称为“优人”、“倡优”等。那么“教坊优伎”可理解为是服务于宫廷音乐机构中的民间艺人。就该言论而言，将两个不同社会等级之人群在同一句子中做比较。众所周知，清代的音乐文化相比前代已是大大衰弱。就梁氏此句之意，由于清代贵族士大夫对音律之事无人问津，以致交由音乐机构中民间艺人所打理，所以才有今日之后果。这种逻辑同是他那种等级音乐观的体现。

总之，梁启超提倡的诗与乐相结合的观点整体上值得称道，但需要取其精华。至于其部分言论中的音乐等级观念，则为糟粕。换言之，梁氏这种整体的文艺观念是存在局限于性的。究其原因，在于他的这种观念是那些试图改变中国当时半封建半殖民的政治现状，但又因为自身社会地位而没有勇气彻底改变的政客、文人们的话语。同时上述梁氏的这两大音乐思想也影响到了他对音乐教育的认知。

结語

梁氏能够持一种整体的文艺观，创造性的在诗话作品中谈及音乐可谓意义积极。尽管在谈及音乐与诗歌联系时，部分言论充斥着等级色彩；尽管特别强调音乐教育的德育作用，而略忽视它的美育性……但他试图利用音乐的教化功能提升国民品质、利用军歌振奋国民士气；亲自创作歌词，勉励学生报效国家……积极的思想内容大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饮冰室诗话》是我国社会意识形态动荡时期的产物，体现出的梁氏音乐思想有优也有劣，有积极也有保守。这些与其不稳定的社会状态，作者的身份与认知等不无关联，故站在创作它的特殊历史角度来做评价与总结才为客观。

注释：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北京，第51页。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清代诗人、政治家、外交家、教育家。曾推动“诗歌革命”，作有《人境庐草诗》。

谱例源于百度图片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张静蔚.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

[3]刘再生.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

[4]褚灏.“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J].中国音乐，2010（4）.

作者单位：东北大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