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水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内涵演变

冯军

【摘要】济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河流，与长江、黄河、淮河并称“四渎”，它积淀了内涵丰厚的济水文化。自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以来，济水流量经历了由大到小变化的过程，济水文化传播随之经历了自然济水向人文济水的内涵变迁，形成了包括经济、祭祀、文学等多方面的内涵。这些内涵在传播过程中相互影响，构成独特的济水文化现象。

【关键词】济水文化；传播；内涵；变迁

济水在我国古代江、河、淮、济四大河流中，其文化内涵受到历史变迁的影响，呈现出独具特色的面貌。济水文化传播内涵受到自然、政治、社会变迁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传播发展轨迹，对我国古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经济文化视野下的济水

济水是华北平原上一条古老的自然水系，发源于今河南省济源市，经河南省北部，横贯山东省，注入渤海。济水在《禹贡》《史记》《尔雅》《山海经》《水经注》等重要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尚书·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东北入于海。”济水的畅流时期，充沛清洁的济水，横贯豫鲁大地，滋润两岸稼穑，推动了古代农业的发展，孕育了古代文明的形成。今天济水故道沿岸古文化遗址数以百计，据考古发现，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曾在济水源头定都原城（今济渎庙附近），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济源、济南、济阳、济宁等城市的名称，都是济水流域物质文明辉煌灿烂的有力佐证。因此，在今天的黄河下游地区，应是济水和黄河一起孕育了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通过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可以看出，古济水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史前文明遗址，说明济水流域是华夏先民生息繁衍的重要区域，为早期华夏文明产生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济水在上古时期，是一条重要的水道，沟通东西经济往来，在古代交通体系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横贯华北平原的一条重要水运通道，济水对于早期山东半岛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沟通往来起到了重要作用。据《禹贡》记载，古代兖州的贡品“浮于济、漯，达于河”，这是指九州中的兖州地区向中原地区进贡的物品要先通过济水和漯水，再进入黄河，达到冀州。而青州地区的贡品则是“浮于汶，达于济”，通过汶水联通济水，达于黄河。春秋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开通了菏水，进一步加强了济水作为经济通道的作用。古济水于定陶北汇为菏泽，菏水就是源于菏泽向东达于泗水的一条人工水道。泗水向南沟通了淮河与长江，由此，济水成为沟通黄河流域和江淮地区的枢纽水道，对当时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济水与菏水相交的定陶成为当时水道的中心，也被誉为天下之中，反映了济水在当时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春秋晚期越国的范蠡晚年就居住于此，他弃官经商，利用济水交通的便利，“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成为商业文化的鼻祖，被后世称为“陶朱公”。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也在此即皇帝位，开创了汉代王朝的基业。济水成为沟通黄河中下游及江淮地区经济往来的枢纽水道，对早期文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隋唐以后，济水逐渐衰微，尤其是济水下游，由于黄河泥沙淤积，大多河段断流。但济源、济宁、济南、济阳这些曾经都是济水沿岸的重要城市，仍在昭示着古老的济水流域曾经的辉煌。

二、国家祭祀文化视野下的济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社会，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我国古代有祭祀大江大河的传统，济水作为“四渎”之一，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隆重祭祀。

《尔雅·释水》中记载“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那么济水是何时被列入“四渎”呢？《史记·殷本纪》中记载了商王汤发布的一篇的《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1]既然商王称“江、河、淮、济”为四渎，那么说明至少在商代济水已经位列四渎了。我国河流众多，为什么只有这四条河流被列为四渎？由《尔雅》可知，“渎”字有“发源注海”之意，即一条河流有自己的源头，可以入海才能被称为“渎”，长江、黄河、淮河独流入海自不必谈。《战国策·燕策一》中记载“齐有清济浊河，可以为固”。此处清济指济水，浊河指黄河，既然济水可以和黄河相提并论，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稳固赖以凭借的天险，那么可以推知济水在战国之前的流量是相当巨大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济水被列为四渎的原因了。因为早在商代，统治区域狭小，人们所能认识的河流范围有限，仅限在中原、华北一带，而这一区域内当时符合“发源注海”这一标准的大河流只有江、河、淮、济，因此，它们被列为“四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自商代形成四渎之后，周代，天子已经开始正式把四渎列入了国家祀典。《礼记·王制》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2]说明在周代济水是被天子以诸侯之礼进行祭祀的。

秦朝统一天下后，继续延续了对济水的祭祀。《史记·封禅书》记载“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淆以东，名山五，大川祠二……水曰济、曰淮，春以脯酒为岁祠，因泮冻，秋涸冻，冬塞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这里反映了秦统一中国以前，由于战乱颇多，国家分分合合，对于名山大川的祭祀没有统一的秩序，“或在诸侯，或在天子”。秦统一后，重新确定国家祭祀的名目，济水作为淆山以东二大川之一，被列为国家祭祀。

汉承秦制，济水祭祀沿袭前代。汉宣帝神爵元年，进一步厘定五岳四渎祀典，《汉书·郊祀志》记载“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濟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3]。从此可知，西汉宣帝时，济水作为四渎之一，受到国家祭祀，地点在临邑（今属山东德州），并且形成派专人前往祭祀的制度。

东汉时期，据《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在洛阳北郊外营内祭祀四渎之神，“西渎河西，济北，淮东，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营内”[4]。这说明东汉时又恢复了早期望祭四渎的形式。这种情况应和当时的政治、社会纷争较为强烈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长期处于分裂战乱状态，对四渎多采用望祭。endprint

隋朝统一，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确立祭祀制度，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文帝颁诏在济水源头兴建济渎庙。从此直到清末，历代祭祀济水的活动始终以济渎庙为中心。济水源头本属轵县，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析置济源县，取“济水之源”之意，设县的一个重要原因应为方便地方官员接待祭水钦差大臣，做好对济水的祭祀活动。

到了唐代，对四渎的祭祀不但列入国家典章，而且做了详细的规定，《旧唐书·卷二十四·志第四·礼仪四》记载“五岳、四镇、四海、四渎，年别一祭……北海、北渎大济，於洛州”。又云：“天宝六载，河渎封灵源公，济渎封清源公，江渎封广源公，淮渎封长源公……十载，遣卫尉少卿李瀚祭江渎广源公，京兆少尹章恒祭河渎灵源公，太子左谕德柳偡祭淮渎长源公，河南少尹豆卢回祭济渎清源公。”[5]可知，唐玄宗天宝年间首次对四渎加封了爵位，其中封济水为清源公。今天济渎庙大门曰“清源洞府门”，二门曰“清源门”皆本于此。自此，历代对四渎加封不断，有可考文字，就济水而论，宋徽宗曾于宣和七年颁《封济渎诏》封济水为“清源忠护王”，元代延祐元年的《投龙简记》中称济水为“济渎清源善济王”。这样名号上由公到王，标志着济水祭祀规格不断提升，也正应和了明代洪武三年《大明诏旨碑》中所云“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

济源市济渎庙中现存一通唐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济渎北海祭品碑》的一段文字印证了唐玄宗对济水的封赠，同时补充了当时除封赠之外，还为济渎庙配备了专管祭祀的官员，“有唐六叶……封兹渎为清源公，建祠于泉之初源也，置渎令一员，祝史一人，斋郎六人”。同时，又对当时祭祀济水神的盛况进行了描述：“天子以迎冬之日，命成周内史奉祝文宿齐斋，毳冕、七旒、五章、剑履、玉佩，为之初献；县尹加绣冕，六旒、三章、剑履、玉佩，为之亚献；邑丞元冕，加五旒、无章，亦剑履、玉佩，为之终献，用三牲之享。”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祭祀上自钦差大臣，下至县尹、县丞都要参加，而且要按官位级别高下穿戴不同规格的礼服祭拜。

北宋建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重新刊定祭祀。北宋开宝六年，翰林学士卢多逊奉诏撰写的《重修济渎庙记》记载了北宋初年朝廷大肆重修济渎庙，“崇阶邃户，肃然瞻望，赫奕神府。牲牢既设，酒斋斯烈，簠簋铏，荐奠蠲洁”。说明不仅将庙宇修葺一新，同时，还更新了许多祭祀用器，反映了对济水祭祀的重视。2003年8月，济源市为加强文物保护，对济渎庙进行全面整修。在修整庙内的北海池（济水源头）时，发现了一枚玉简。据简文可知，这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宋神宗赵顼刚刚登基，派遣专官诏告济水神而投送的（宋神宗即位之初，国家经济凋敝，契丹入侵，内忧外患，为祈求神灵佑护，特将富国强兵的心愿向济渎神祭告）。简文曰：“水府投送金龙、玉简，愿神愿仙三元同存九府水帝……”说明对济水的祭祀采用了中国古代山水祭祀的最高礼仪——投沉金龙玉简。

金与南宋对峙，济水属于金的统治范围，尽管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金朝统治者依然非常重视对济水的祭祀。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的《重修济渎庙记》记载了皇帝因“自前冬不雪，迄今春未雨，二麦颇旱，百姓惶惶然”，派专人向济水神求雨，获得灵应后，赐银两万五千两，对济渎庙进行了大规模修缮，“重檐叠瓦，操碧绘金，严崇圣像，谨饰从尊，鸳瓦绀天，凤门辉日”。

元代统治者更加重视祭祀济水，清代乾隆年间《济源县志》，民国初年《河朔访古新录》中记载了众多元代祭祀碑刻，如：中统元年《祭济渎记》、中统五年四月《济祠投龙简灵应记》、至元七年《御香投龙简灵应记》、至元七年《大朝济渎投龙简记》、至元十二年《代祀济渎投龙简记》、至元二十四年《皇子北安王降香记》、至元二十八年《加封济渎清源善济王记》、大德六年《投龙简记》、延祐元年《投龙简记》、延祐二年《投奠龙简记》、泰定二年《周天大醮投龙简记》、泰定二年《代祀祷雨灵应记》、至治二年《颁降御香记》、天历元年《祀海渎纪》、元统三年《降香记》、至正十七年《太尉丞相祀济渎神应记》、至正二十二年《祀渎记》等。这些数量众多的祭祀碑刻几乎囊括了有元各代，无疑反映了元王朝对济水祭祀的重视程度之高。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登基不久的朱元璋颁布《改正岳渎神号诏》，重新诏定天下享受国家祭祀的山水之神。其中济水位列四渎，被封为“北渎大济之神”，继续列入享受国家祭祀的序列。之后的明朝统治者沿袭这一定制，对济水神祭祀不断，屡有诏告，如洪武十年《太祖祭济渎神制》，景泰二年《景帝告济渎神制》，天顺元年《祭济渎神记》，成化四年《祭济渎神记》，弘治四年《孝宗告北海济渎神制》，正德六年《武宗告北海济渎神制》，嘉靖三十三年《世宗告济渎神制》等。乾隆年间《济源县志》在明代祭文抄录之后附记“前明屡朝遣祭尚多，而各宗嗣位亦必祭告，以其文事相同，兹不具录”，说明实际上的祭告次数远远不止于此。

清朝对济水神的祭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祭祀之频繁非前代可比。据《济源县志》及《续志》记载，顺治登基，康熙收复台湾统一全国、出巡；孝庄皇后神主升祔太庙，荡平漠北，五十、六十大寿；雍正登基；乾隆登基，巡幸中州，册封皇后、太后，平定准噶尔叛乱，统一回部，平定金川叛乱，七十大寿、八十大寿；嘉庆登基、五十大寿等重大事件，均遣专使向济渎神祭告。康熙和乾隆皇帝还分别为济渎庙主殿渊德大殿亲笔书写匾额“沇济灵源”和“流清普惠”，这足以反映清代对济水祭祀之盛。

济水祭祀作为我国封建王朝山水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歷代朝廷的重视，绵延千载而不衰。

三、文学视野下的济水

通观古今文学历史，会发现历代文坛上活跃着一种奇特的“济水现象”。有许多文人墨客都曾写下歌颂济水的诗文，其中固然不乏称赞济水作为一条河流造福百姓的诗文，而更多的则是对济水独特品性的称赞。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济水独具的两种世所称道的品性，一为顽强，一为高洁。

南北朝时期，曾经写下著名散文《与朱元思书》的吴均，在其《酬别江主簿屯骑》一诗中这样写道：endprint

泛舟当泛济，结交当结桂。

济水有清源，桂树多芳根。

诗意是：要荡舟就应在济水上荡舟，结交朋友应结交具有桂树气质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济水有着清澈的源泉，桂树具有芳香的根茎。作者在诗文中把济水之清与桂树之香等同起来，一起作为文人士子们追求、向往的美好事物，进行热情的赞颂，从中不难看出济水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

进入唐代，东都洛阳发达繁华，云集了一大批文人墨客。济源与洛阳隔河相望，风光秀丽，文人们常常渡河北上，在饱览济源秀美的山川景致之余，往往吟诗作曲，畅叙情怀。风光优美的济水源头更是文人们流连忘返、热情讴歌的对象。诗人李颀的《与诸公游济渎泛舟》：

济水出王屋，其源来不穷。

洑泉数眼沸，平地流清通。

皇帝崇祀典，诏书视三公。

分官祷灵庙，奠璧沉河宫。

神应每如答，松篁气葱茏。

……

诗人与朋友在济水之上荡舟游玩，尽情欣赏济水两岸的美妙景色。诗中体现了文人对济水的无限偏爱。

历代吟唱济水的诗文最有名的要数白居易的《题济水》：

盈科不数尺，岸柳难通舟。

胡为来自古，列渎称诸侯？

兹水异乎众，顾我知所由。

至清远外浊，有本其何修。

朝宗未到海，千里不能休。

一道截中贯，肯随浊河流。

山川自改色，湛湛澄霜秋。

岂徒宅神物，亦足容虾鳅。

我思古之人，洁志为身谋。

衣冠坐涂炭，恶恶心忧幽。

不但听渔父，扬波自贻羞。

自今称一字，高洁与谁求？

惟独是清济，万古同悠悠。

此诗为白居易游览济源时而作，收录于《济源县志·卷九》，作者先对济水的景象做了一番描绘，济水清浅，夹岸垂柳拂于水面，似乎连小船也不易通过，然后奇笔突起，用自问自答式的语句，叙述济水看似平凡而实不平凡的历史地位。作者故作惊讶地发问：平凡的济水为什么自古以来被列为四渎之一，受到历代帝王的尊崇祭祀呢？自答曰：这“异乎众”的缘由我很清楚。以下的诗句集中叙述了“缘由”：济水“至清”，远远有别于其他浊流，济水源远流长，扬波千里，直奔东海，不至不休；济水神奇，贯黄河而出于荥，不肯随浊波东流；济水富有灌溉之利，她流经的地方山川改色，变得更加秀美，连气候也因之变得湛湛清明；济水大度能容，水中不仅有“神物”大蛟，连小虾、泥鳅在水里也显得那么逍遥自由。诗的第二层是即景抒情：古代的人一生谋求的是高洁的志向，如果朝衣朝冠坐于污浊的地方，那令人厌烦的心情也是很难受的。如果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只能贻羞于后世。从古至今，人们称赞济水的就是一个字：清。但除了济水之外，我们哪里还能找到济水这样高洁的节操呢？没有，只有这条清济！只有它能永葆高洁、亘古不变。在白居易这里，济水成了具有高洁、顽强品性的完美君子的化身。

唐以后，宋、元、明、清历代诗人都有关于济水的佳作。其中北宋名相文彦博的《题济水》诗曰：

导沇灵源祀典尊，湛然凝碧浸云根。

远朝沧海殊无碍，横贯黄河自不浑。

一派平流滋稼穑，四时精享荐蘋蘩。

未尝轻作波涛险，惟有沾濡及物恩。

这首诗通俗易懂，满怀深情，高度赞美了济水的善与美——她不但从未发生过水患，甚至连小的波涛也没有。她带给两岸人民的是稻菽千重浪，五谷丰登年。诗中“远朝沧海殊无碍”赞美了济水之顽强，“横贯黄河自不浑”赞美了济水之高洁。从这些诗文中不难看出，济水在诗人们的眼中，不是一条简单的河流，而是一位洁身自好、坚韧不屈的君子，具有文人们无限向往的美好品性。清乾隆年间，河南巡抚尹会一在奏章中说“江河因功显，济水以德著”，说明济水祭祀主要是因为济水独特的清水品德，才受到历代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济水应是我国古代除黄河之外，被人格化程度最高的一条河流。正像黄河被称为“母亲河”，济水堪称华夏民族的“君子河”。

济水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四渎之一，曾与长江、黄河、淮河齐名，积淀了厚重的文化底蕴。济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以来地理环境变迁的活化石，由水量巨大到逐渐衰弱，济水变迁是华北平原上水系生态变迁的缩影。济水文化传播内涵由自然经济到国家祭祀，再到文人歌咏，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文明进程中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楊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5]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作者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济源市文物局副研究馆员）

编校：王 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