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孔的仪式传播和地方文化建构

杨雪

【摘要】祭孔大典的礼乐仪式操演具有“重演”礼乐文化记忆继而作用于当地的文化结构，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当地人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作用。通过对台北祭孔大典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仪式承载华夏儿女的社会记忆和文化认同，对于社会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祭孔仪式；传统文化；仪式传播；文化结构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古语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孔大典是表达对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追缅与崇敬之情而举行的祭祀典礼，经过2500多年的沉淀，承载着华夏儿女的社会记忆和文化认同，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构成。台湾地区的孔庙和祭孔大典是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重要历史见证，较完整地保存了祭孔大典的整套礼乐仪式，同样继承完好的还有尊孔重儒、尊师重教的礼教文化。这样一种礼的规则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指导他们说话做事的行为规范。

本文以2016年台北的祭孔大典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和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探讨这种纪念仪式的“重演”是如何传达和维持了社会记忆并成为社会成员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形成当地独特的社会文化并作用于人。“传统文化想要重新成为国人基本价值的一部分，成为‘百姓日用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中国人的价值、道德，还需要很多的努力，而今天，我们正站在这个转化的特殊时刻。”[1]本文通过分析台北祭孔仪式对台湾当地社会文化建构的作用，以期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提供借鉴意义，更好地发挥礼乐仪式所承载的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社会公用。

一、祭孔礼的历史

（一）祭孔礼的由来

中华文明素称礼乐文明，祭孔礼由来已久，又称释奠礼。根据《礼记·文王世子》的记载，早在周朝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按四季释奠于先师，来表示尊师重道之意。不过当时所谓的先师，并不是指特定的某一个人或某些人，而是涵盖所有过去对教育有贡献，目前已经过世的教师。到了隋朝，孔子被尊称为“先师”以后，释奠成为祭孔典礼的专属名称。

最早祭祀孔子的是他的弟子、鲁国的当地官员和民众。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鲁哀公下令在曲阜阙里孔子的旧宅立庙，将孔子生前使用的衣、冠、车、琴、书册等保存起来按岁时祭祀。汉高祖时，认识到儒学在巩固封建秩序、维护社会纲常中的重要作用，其也曾到曲阜孔庙以牛猪羊之“太牢”重礼祭孔庙，为后世立下天子祭孔的典范，但在这一阶段祭孔仍属于个人自发行为，没有纳入国家礼制中。到汉明帝时，祭孔成为全国性重要活动。《后汉书》有记载：“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大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于是七郊礼乐三雍之义备矣。”[2]可见祭祀孔子已经形成一套制度化的礼仪规范。

随着时代的演变，孔子的封号由汉平帝元始元年的“褒成宣尼公”逐渐提升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的“文宣王”，仪式也就愈加完备而隆重，乐用宫悬（天子之乐），舞用六佾，孔子庙夫子像由“坐西朝东”改为“坐南朝北”的“王者之制”。[3]清朝在礼制上划分细致，《清史稿》中记录了吉礼（六卷）、嘉礼（两卷）、军礼（一卷）、宾礼（一卷）、凶礼（两卷）五大类国礼。其中“祭祀类”的国礼，又分为大祀、中祀和群祀三大类。光绪时，将祭祀孔子的释奠礼升为大祀，州、县遍建孔庙，自此确立了释奠礼沿袭不衰的重要地位。

（二）祭孔礼在台湾的发展历史

孔子对台湾的影響最早可以追溯到明郑统治时代，郑成功把儒学全面移植于台湾。在明郑统治台湾的22年间，1666年，郑经在台南建造了第一座有着“全台首学”之称的孔庙，并率文武百官祭拜孔子，这也是台湾本岛第一次举行的释奠礼。在日据时期之前，台湾地区一直都是依古礼举行春秋两季的祭孔典礼。

清王朝覆灭之后，时局动乱，祭孔不再属于国家祀典，各地祭孔典礼虽也有举办，但没有制定一致的可供遵循的礼仪。1928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倡导新式的祭孔典礼，改祭孔典礼的仪式为：（1）全体肃立；（2）奏乐；（3）唱国歌；（4）献花；（5）读祝文；（6）行三鞠躬礼；（7）奏乐；（8）行一鞠躬礼；（9）礼成摄影[4]九项仪程。20世纪60年代，在蒋介石的主导下，台湾进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开始恢复古礼，并在1968年组建“祭孔礼乐工作委员会”，试图恢复明代的《祭孔乐舞》，最终整理出包括祭仪，服装、道具、舞蹈、音乐等方面的一整套传统祭奠礼仪，之后台湾地区的祭孔大典礼乐制度都是以其为标准。1952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换算成阳历9月28日，定这一天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和教师节，从此祭孔活动和教师节活动就结合在了一起，祭孔仪式也基本恢复了明清时期的古礼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二、台北祭孔大典的仪式表演与文化记忆

“仪式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的系统。它由一系列模式化和序列化的语言和行为组成，往往是借助多重媒介表现出来的，其内容和排列特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礼仪性的（习俗），是具有立体的特征（刚性），凝聚的（融合）和累赘的（重复）特征”[5]。祭孔大典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虽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过一些规则上的演变和调整，但总的来说现如今的祭孔大典还是遵循一系列模式化和序列化的语言和行为规范的。尤其是台湾地区的祭孔大典，基本沿袭明清时期的古礼形式。因此祭孔大典具有仪式化的特征，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纪念仪式表演。

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提出，社会也有记忆，社会通过纪念仪式来传递记忆，而由于仪式通过身体来完成，所以社会是通过身体化实践来传达和维持社会记忆的。本节以笔者亲历的2016年台北孔庙“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66周年释奠典礼”为对象，通过描述整个祭孔大典的仪式表演过程发现其中的象征细节，分析这样一种“操演”仪式是如何承载并传递了社会的集体记忆，形成社会成员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

受台风梅姬影响，2016年台北的祭孔大典从9月28日推迟到10月1日在大龙峒孔庙大成殿广场举行。仪式当天，正献官为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担任奉祀官。祭典仪式遵循古礼共37道仪程，主要分为“预备、迎神，祭祀，送神、礼成”三大部分，其中以“三献礼”与“饮福受胙”为仪式的核心。endprint

（一）仪式过程

首先是“预备、迎神”部分，共分为12个步骤。通赞唱诵“典礼开始”，接着“鼓初严”，由乐生敲击孔庙大成门的晋鼓，行礼者虔诚恭敬以表达思慕孔子的心情。“鼓再严”“鼓三严”，乐、佾、礼生依序出场，立于大成殿门外两侧，正献官和分献官随引赞到大成殿门外两侧依序站立。乐、佾、礼生依序按照建鼓五步一顿的节奏，分别移步就位。接着纠仪官、陪祭官、分献官、正献官依次随引赞就位。礼生分别开启大成殿“仪门”及“棂星门”完成第十项“启扉”仪式。台北孔庙的“棂星门”和大成门中门即“仪门”平时是关闭的，只有祭孔时才全部开启，民众日常从观德门进出，以此表示对孔子的尊敬。第十一项“瘗毛血”，礼生捧着太牢毛血盘到“棂星门”外，将太牢血埋入土中，以回报大地，象征万物生生不息。接下来的“迎神”仪式，乐生奏唱“咸和之曲”，迎神队伍由大成门中门进入到天井中央，通赞唱“全体肃立，行鞠躬礼”，此时全体参礼者行三鞠躬礼。乐声开始后，由礼生四人提着双灯、双炉作前导，礼生六人持双斧、双钺、扇、伞随行在后，排列成东西两行走出大成殿，迎接孔子神灵的降临。这是以诚敬之心追念圣贤的仪式，“迎神”仪式与到门外恭迎贵宾的性质相仿，敬神如有神在。

第二部分是祭祀仪式，包含第十四到第二十九项仪式。乐奏“咸和之曲”，执事者“进馔”，呈现贡品供神灵享用。古代祭祀，事死如事生，所呈现的祭品与生前享受的相同。然后乐奏“宁和之曲”，正献官与分献官各随引赞到各神位前上香、行礼。接下来是代表仪式隆重性的“三献礼”：古代举行祭奠时，初次献酒为“初献”，再次献酒为“亚献”，第三次献酒为“终献”，合称“三献”。“初献”时，乐奏“宁和之曲”，乐舞并起，正献官到孔子神位前献帛、献爵。分献官随引赞分别到东西配殿的先儒先贤神位前行初分献礼三鞠躬。之后通赞高唱“全体肃立”，礼生诵读祝文，全体参礼者行礼致敬。在乐奏“安和之曲”和“景和之曲”中，依次进行“分献礼”和“终献礼”。祭祀部分的最后一项是“饮福受胙”，正献官跟随引赞到大成殿香案前饮福酒，受福胙。之后在“咸和之曲”中“撤馔”，执事者将神位前神案上的祭器，有盖的盖子盖上，无盖的移回原位。

第三部分是“送神、礼成”。乐生唱“乐奏咸和之曲”，通赞唱“全体肃立”，全体参礼者面向送神队伍，在通赞唱“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之后，全体参礼者同时行礼，恭送神灵离开。礼生捧着祝文及帛到棂星门外的燎所焚烧。乐生奏“咸和之曲”，正献官随着引赞到棂星门外观看祝文燃烧，名为“望燎”，之后正献官复位，礼生一一关闭棂星门和仪门。最后“撤班”，正献官、分献官、陪祭官、纠仪官随引赞退位，礼、乐、佾生按照建鼓五步一顿的节奏，分别移步退位，完毕后谓之“礼成”。

仪式结束后，观礼民众排队领取主办方准备的祭孔大典纪念品：一张“纪念大成至圣先师孔子诞辰2566周年释奠典礼”的卡贴、一个印有孔子卡通形象的纪念背包和一块智慧糕。每年祭孔大典结束后都会发放敬奉过神灵“撤馔”下来的米糕，即民间说的“智慧糕”，民众相信吃了受过孔子神灵庇佑的“智慧糕”之后可以增长智慧，学习进步。这也是求一个吉祥寓意。

（二）祭孔仪式表演传达文化记忆

祭孔大典的仪式既是一种表演，又是一个文化符号，承载和传递了中华民族自古的礼乐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提出的一个综合性文化理论，他认为“每個文化体系中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现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它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对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6]。保罗·康纳顿认为，“仪式保存了一个时代所赋予的集体记忆，其通过身体实践而得到传递，通过操演把社会赋予的意义写入个人记忆之中，由此社会成员得以共享这些信息和意义”。祭孔大典整套仪式的表演过程就是一套通过身体实践进行的仪式操演。

作为仪式政治的重要手段，朝廷对这些祀典在时空、祭器、祭品、仪程、服饰、乐舞等各方面都有详尽的规定。这些“繁文缛节”，一方面象征着专制国家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但在另一方面，也具有极高的文化含量，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礼乐文明的结晶。包括祭祀本身，也不只单纯为了宣传封建宗法观念和维护皇权统治而存在。其中反映出的阴阳五行观念和对于天人合一境界的追求等，不仅是中华民族自然观与世界观的典型体现，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与现代意识合拍。

在祭孔大典中担任正献官、分献官、引赞等职责的人在整个仪式中通过身体实践来完成释奠礼的表演过程，仪式的操演主体和受众沉浸于礼乐文化的氛围中，受仪式强化接受其意义。来观礼的民众也通过亲自观看，得到释奠礼文化记忆的传递。担任佾生的小学生在祭孔礼上配合着初献、亚献、终献表演的“六佾舞”，使用的音乐是舜帝时期留下来的韶乐，西周时期的雅乐；跳的舞蹈是西周时期贵族教育子女的礼仪动作，曲中的每一个字各有不同的舞谱舞姿。周公制礼作乐以来，佾舞就是人和神沟通的舞蹈。佾舞其实也是自己与内心的对话，是内省的过程，可以让学生练习自制与专注力。佾舞也蕴含了儒家理念的文化传承，例如佾生听着鼓声行进，每五步一顿，就是要求学生回复大自然的动物本性，在缓慢行走中保持着对周遭的观察和警觉。

“在儒家的礼仪文化体系中，礼与乐相辅相成， 两者的关系形同天地，《礼记·乐记》说：‘乐由天作，礼以地制。礼乐结合就是天地万物秩序的体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与乐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乐的礼不是礼，没有礼的乐不是乐。”[7]祭孔大典从整个仪式、祭品及人神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层次性的对称关系，传达出的是一种构成调理秩序的礼乐制度。其中“迎神、送神”仪式代表人神交会的对称，“进馔、撤馔”是祭品、祭器的对称，“三献礼与饮福受胙”为仪式的中心，三献代表其隆重性，饮福受胙代表获得神的祝福。整个祭孔仪式由浅入深，进入高潮后逐渐撤出，传递和承载的都是礼乐秩序的理念和文化记忆，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礼乐文化也是儒家文化的记忆和传承。endprint

三、仪式的文化记忆与当地文化结构的形成

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认为，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结构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基本的结构之一，它的产生和维护，便是“文化记忆”的职责所在。“文化记忆的概念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进行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向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8]在祭孔大典的仪式表演过程中，仪式的操演主体沉浸于礼乐文化的气氛中，观礼者也可以从操演主体的身体实践中看到文化记忆的表现形式，受到仪式的强化接受其意义，形成文化认同。最终成为仪式的意义外化，使之成为文化结构的可见形式。

儒学在台湾地区，虽然经历过波折但从未中断，以祭孔大典为代表的活动长期以来已将儒家思想在民间扩散，不仅仅是祭孔的礼仪、乐章等外在形式进入人们的文化记忆，构建起民间对中华传统礼乐文化的记忆认同，更是儒家的思想以文化的形式内化到人们的思想行为中，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这就是仪式所传递的文化记忆构建为一种文化结构在人身上的表现形式。从台湾当地民众日常的言行和观念中可以看到仪式意义对他们的影响和作用。

（一）崇礼尚节的道德观

孔子自幼学习周礼，礼乐是他思想的核心观念，在他看来，礼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民之所由生，礼为大。”有媒体在报道台湾时曾经写道：“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里所说的美其实就是人文之美、文化之美，台湾在人文方面还保留和践行着儒家文化。在每年举行的祭孔大典中，每一个祭祀程序都是按照礼制的规格来严格执行，每一个舞蹈动作，都是进退谦让的礼仪规范，体现了礼乐教化功能。这样一种仪式已经把儒家思想的礼文化内化到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注重礼节的文化结构。

在人际传播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谦虚”也是大众遵循的人际交往的礼节，儒家思想把个人的修养视为第一要务，认为要能先学得修身养性，才能向外冀求。说话并不只是单纯地表达自我内心的想法，而是反映个人的道德层次。修身自然包括修养自我的语言品德。“谢谢”“抱歉”“不好意思”“请”等礼貌用语已经成为一种口头语充斥在人们的日常话语中。在台湾，传统文化的礼仪规范已经渗透在大众日常生活中，比如在捷运（地铁）和公交车上不能喝水、吃东西、奔跑、大声讲话，在电梯扶梯上靠右侧站等，没有监督人员在强制性地要求大家这样做，但是大家会自觉地用“礼”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笔者在祭孔大典上和一位民众攀谈，问其觉得台湾都通过什么方式来宣传传统文化？她回答说：“我觉得在台湾并没有刻意地去宣传要学习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的确是融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我们做人做事其实一直在遵循着传统文化，却不自知。”孔子与儒学已经超乎于符号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例如台湾人爱用“耀宗”“忠信”“德圣”“家宜”“淑惠”来命名，用忠孝、仁爱、信义来给街道命名。其实这正是礼乐仪式的教化作用最终形成了当地文化结构的真实体现，正所谓：文以载道，文以化人。

（二）敬天爱人的宇宙观

儒家思想讲求的是尊重万物，这和东方哲学认为万物在时空下相互关联的思想是一致的。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认为人类要想生存、发展，在社会生活中，首先要学会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让自身与外物、内心与环境相和谐。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表现在“爱人”，而且也体现在爱一切有生命的“物”上。儒家经典的《礼记》指出：“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孔子认为，人一定要心怀感恩与敬畏，孔子每次吃饭前都要行祭礼，以表达对天地养育的感恩，同时表明不忘发明饮食的人。这种敬天爱人的思想在现如今的台湾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结构。

孔庙本身就是将孔子神化的体现，祭孔大典中，“迎神”“祭祀”“送神”这些环节都是“敬神如有神在”，表达着对孔子的崇敬与追缅。这些仪式都是在这种敬畏天地自然的宇宙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又传达着这样一种文化作用于人。在祭孔大典的祭祀仪式结束后会有“拔智慧毛”即拔祭祀用的牛头上的毛，“分智慧糕”即分食祭祀用的米糕的活动以求得孔子的保佑活动。民众都热衷于参加，有很多家长都会在祭孔大典当天带着孩子来“拔智慧毛”，祈求孩子能拥有聪明智慧，学习进步。一名前来祈福的高二学生就说“两年前会考就来祈福过，今年来孔庙祈福希望明年学测顺利，感觉来跟孔子祈福可以让心情稳定”。现在出于环保理念，政府建议用其他物品代替牛头供民众拔“智慧毛”。台湾旭光高中就于孔子诞辰日当天在学校举办了简易的祭孔大典，校方用纸箱、报纸制作了一只意象牛，身上插滿了圆珠笔来象征牛毛，由校长带领学生每人拔取一支圆珠笔，并叮嘱同学们好好保管这支笔，它能庇佑大家文思泉涌，才思敏捷。

这种民间奉行的文化理念其实是在追求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以及不同时空间的和谐。当今，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变得过分地以人类为中心，渐失了对自然天地的敬畏之心。与自然寻求和谐共生，重拾对自然和天地的敬畏之心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三）尊师重教的价值观

孔子作为最著名的教育家和哲学家，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先进的教育思想，他周游列国收徒三千，被历代皇帝奉为“万世师表”，中国文化史上推崇孔子为“素王”。每年台湾地区各地孔庙举行祭孔大典，老师们有去孔庙参加祭拜的传统，向“万世师表”学习并表达崇敬之情。在孔子诞辰日，台湾地区各中小学都会举行活动向老师表达感谢，比如向至圣先师孔子画像行三鞠躬礼，学生向老师献花、奉茶等。笔者在参加祭孔大典时遇到一位从桃园专程赶到台北参加祭孔大典的女教师，她说：“我每年都会来参加祭孔大典，因为作为一名老师，有必要在教师节这一天来祭拜至圣先师，表达崇敬之情，也好更好地践行为人师表的规范。我是坐最早的一班车从桃园赶来的，我小学的时候也担任过佾生，在祭孔大典上跳“六佾舞”，从小对这些礼乐文化就很熟悉、很喜欢，之后每年也都会参加祭孔大典，没有中断过。”而且据她所言，在台湾地区和她一样的老师有很多，参加祭孔大典已经是一种传统。由此可见，祭孔大典礼乐制度已经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文化结构作用于人。荀子在《大略》中提到“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而法度坏。”台湾地区社会对孔子的重视和崇敬可以说与整个社会尊师重教风气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endprint

四、结语

从台北的祭孔大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仪式对于文化结构形成的作用，以及仪式的文化记忆和身体实践是如何影响当地的文化结构的。仪式同时与文化结构共生，在祭孔大典的仪式操演中，通过人的身体实践得以外化，与祭孔大典仪式相关的特定的文化结构得以形成，与人的社会行为与价值观念相关联，构成指导人生活处事的行为准则，继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仪式也得以保存和继承发扬。现代社会，祭孔大典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仪式，它经过2500多年的沉淀，成为一个传达和承载了社会成员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的载体，包含了太多的文化内涵。《周礼》有“以祀礼教敬”之说，祭祀之礼可以用以培养人们的敬畏之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重新找回礼乐制度，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结构，是我们民族内在品质修炼的一条必经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祭孔大典蕴含着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密码与基因。在当今中国快速崛起的关键时期，重新找回民族文化自信，找到民族文化的“根”和“魂”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迫。如何将传统文化真正演变为社会的文化结构，让传统文化融入我们的生活中，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唐文明.古今之变正在关头[N].北京晨报，2014-10-15.

[2]范晔.枟后汉书枠卷九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5：3108.

[3]台北市孔庙儒学文化网[EB/OL].http：//www.ct.taipei.gov.tw/zh-tw/C/About/Ceremony/1/8/8.htm.

[4]李俊領.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孔子的祭祀典礼[J].社会科学评论，2008（4）.

[5]菲奥纳·鲍伊.宗教人类学导论[M].金泽，何其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78.

[6]黄晓晨.文化记忆[J].国外理论动态，2006（6）.

[7]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04.

[8]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04.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在读硕士生）

编校：赵 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