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莱文森媒介观：技术进化视野下的“离经叛道”

文/史林静

保罗·莱文森媒介观：技术进化视野下的“离经叛道”

文/史林静

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是目前传播界被冠以头衔最多的学者之一。作为一位媒介技术论者，莱文森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他是北美媒介生态学派第三代旗手，也是纽约学派的领军人，他以“媒介进化论”为核心的媒介理论奠定了他在环境学派中的地位。莱文森的媒介思想受到进化论、哲学进化知识论、媒介环境学的三重滋养，以此形成其独特的媒介进化论。

对于莱文森的媒介理论体系，可简单概括为“三论、两观、一反叛”。“三论”是指媒介技术进化论下的三个子理论：媒介的“人性化趋势”理论（anthropotropic）、“补偿性媒介”理论（remedical medium）、知识进化三阶段论等；“两观”即莱文森的媒介进化知识观和媒介乐观主义态度；而“一反叛”主要是莱文森作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旗手对麦克卢汉思想的继承和反叛以及对以老师波兹曼为代表的媒介悲观主义者的批判。

自然进化论滋养下的“三论”

进化论是莱文森媒介思想体系形成的关键因素，由此生发的知识进化三阶段、媒介进化论思想贯穿于莱文森整个媒介理论体系。莱文森曾说，从进化论的立场来衡量知识，从知识的立场来衡量进化，始终是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Zacharias Lorenz）、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思考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心理学家唐纳德·T·坎贝尔（Donald T.Campbell）思考的问题。实际上，用进化论的立场来反观媒介技术，用媒介技术来演绎进化，也一直是莱文森思考的问题。

“人性化趋势”理论。自然进化理论认为，自然的选择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在同一种群中的个体存在着变异，那些具有能适应环境有利变异的个体将存活下来，并繁殖后代，不具有有利变异的个体就被淘汰。这与莱文森媒介“人性化趋势”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在他的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中首次提出媒介“人性化趋势”这一概念。莱文森效仿自然进化的选择理论，只不过他把人比喻成客观的“自然环境”，媒介进化的原理就是适者生存，作为“客观环境”的人对媒介做出理性的选择，被选择的媒介才能够留存下来，而选择的依据是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延伸了我们生物有机体的传播能力，在多大程度上维持我们面对面交流的能力。莱文森用广播的生存和无声片的死亡来说明这一观点。他认为，广播这种满足人们“偷听”欲望的媒介，是一种适应性更强的媒介形态，因只听不看是人类广泛而自然的“前技术”传播方式；相反只看不听不符合人类特征，因此广播在与其他媒介进行竞争时获得了一种人体生态位，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至今不衰。由此可见，媒介演化的选择环境是人的感知环境，它的演化趋势是不断的复制人类的自然模式，获得媒介生态位，只有进入与人类协调的生境，媒介才能生存，这就是莱文森媒介“人性化趋势”理论。

“补救性媒介”理论。人类社会发明的表现、影响和保存未必符合发明者的意图，技术的发明大多是“无心插柳的革命”。比如，贝尔本想发明助听器，意在将语言转化为电信号，却不小心发明了电话；爱迪生起初想发明电话录音机却成就了留声机。一切技术的进化都有得有失，都是利弊皆有的交易。但与其他生物体不同的是人类可以评估利弊，能够发明和使用新技术即补救性媒介来平衡利弊。在莱文森看来，一切媒体都是对原有媒体的补救，笔者认为引用他著名的窗户案例便可窥见“补救性媒介”理论的核心：墙壁把恶劣的天气挡在外面，同时也挡住了阳光、清风，窗户的出现补救了这一矛盾；但窗户在给人提供便利的同时，容易让外人向室内偷窥，作为补救意义而出现的媒介需要新的补救措施，所以人们发明窗帘、百叶窗等来进行补救。比如，文字的出现补救了语言的稍纵即逝，录像机补救了电视节目的难以保存一样，技术的不完善通过新技术的补救正在朝着人性化方向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选择能力和地位被凸显出来。这与媒介的“人性化趋势”理论一脉相承，同时也为批驳媒介悲观主义奠定了基础。

知识进化三阶段。在谈及自然进化论对莱文森的影响时，唐纳德·坎贝尔走进了我们的视线，由他的生物进化三步论生发了莱文森知识进化三阶段论。坎贝尔认为生物进化需要三个步骤：生成器官或有机体的阶段——淘汰不适应的特征或物种的阶段——繁殖幸存的特征或物种的阶段。莱文森借用坎贝尔生物进化三步论推出知识增长过程中类似三阶段：生成或创造新思想的阶段；借助批评淘汰不正确思想阶段；传播尚未证明不正确思想的阶段，即知识生成——批评——传播。以此来类比：进化就是环境或现实与生活中不适应的东西冲突并将其淘汰的真理；进化是真理的现实，真理通过自然选择某一有机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莱文森看来，理性是人进化过程中的一种机制，是进化自然选择的结果，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理性而产生的技术也是在人的控制之下（媒介“人性化趋势”和“补救性媒介”理论也得益于此）。因此，从知识进化三段论可以略微窥见莱文森乐观主义的媒介态度：在知识的进化过程中，真理会主动淘汰谬论，并获得传播，即进化支持理性，那么就很容易推出——技术进化支持理性。

哲学认识进化论思想下的“两观”

技术进化认识论。莱文森在《思想无疆》一书中提到：工业革命之前很久，康德就论述了精神和物质的互动，虽然这个二元互动论中缺少了重要的技术环节，但还是让我们走到了技术认识论（technology epistemology）的边缘。

哲学进化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物质世界进化的结果，“我们发展‘器官’仅仅是为了生存，它对我们的种类非常重要，因而选择的压力导致了我们认知器官及相应的认知能力。”进化提高人的认知能力，而认知能力的提高必然会导致知识的增加。所以，人们创造技术并不一定是为了改造世界，更可能是为了扩大他们认识世界的能力。在莱文森看来，知识是对客观环境的反应，而技术又在不断地塑造着客观环境，加之技术本身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也代表了一种新的知识，那么来源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会随新的改变而增长。

媒介乐观主义。在莱文森一系列媒介理论中都能看到媒介乐观主义的影子。无论是媒介的“人性化趋势”理论还是“补救性媒介”理论，他都把人置于媒介之上，认为媒介是为了延伸人体机能而产生的，强调人在使用和发明媒介时的能动作用。而“技术进化认识论”断定人类知识的增长与生命有机体的增长有类似之处：人类为了满足需求而产生知识，知识产生后与外界发生联系并不断“试错”，最终淘汰不符合现实标准的认识。这是对他“技术支持理性”最好的佐证。

所以，作为“人的延伸”——技术，通过自身以及扩大人的认知能力来增长人的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技术——媒介，是由人选择并生存下来的；作为一种满足人类生态位的“人性化”存在，始终处在人的控制之下，这是莱文森一直强调的，也是他媒介乐观主义的集中体现。

媒介环境学派继承下的“反叛”

作为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三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三人的媒介观却截然不同：波兹曼“悲观主义”的媒介态度与麦克卢汉截然相反；莱文森主要继承和发扬了麦克卢汉的学说，却对恩师“媒介悲观主义”的观点坚决批判。1979年莱文森博士论文《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吹响了“媒介乐观主义”的号角，而莱文森的“离经叛道”具体表现以下三个方面。

媒介“软决定”的双重功效。与其说莱文森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技术“软决定”论者。莱文森自己坦言：“媒介决定论”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不是“a”产生“b”的“硬”决定论，即“a”使“b”发生。相反，媒介决定论是一种“软”决定论：印刷机（“a”）使发现时代（“b”）成为可能，这是莱文森媒介“软决定”论的简单表述。这个理论显示了莱文森理论的两个主要战场：一是反对“技术决定论”；二是反对媒介的悲观主义立场。莱文森对麦克卢汉的继承和修正以及对波兹曼的批判可以由此略见一斑，这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双重功效”。

对麦克卢汉思想的继承和修正。从莱文森主要的媒介理论中几乎都能看到麦克卢汉思想的滋养。在麦克卢汉“媒介即人体延伸”的命题中，他认为，媒介是作为延伸人体的功能而存在的，就像广播作为人听觉的延伸而存在，电视作为人视觉的延伸而存在。正是这种延伸趋势使媒介越来越与人协调一致，也就生发了莱文森“人性化趋势”理论。

而在麦克卢汉看来，一种新媒介在延伸人体功能的同时，会对人类肌体构成新的压力，迫使人类发明更新的技术来满足自我保护和维持感知平衡的需要。麦克卢汉的观点支撑了莱文森“补救性媒介”理论，也正如莱文森所说，任何一种后继的媒介，都是对过去某一种媒介的补救和补偿。但莱文森并没有完全接受麦克卢汉观点，而是进行了些许的“反叛”，他把麦克卢汉称之为“媒介决定论”者，同时又说“补偿性媒介证明，技术决定轮要逆转”。从他的“人性化趋势”以及“补偿性媒介”理论来看，莱文森一直在强调人对媒介的控制作用，认为媒介的发展是人类理性选择的结果，这与“媒介决定论”者将人放在技术之下的观点是相悖的。他在《数字麦克卢汉》中对麦克卢汉有一个经典的评价：“至今，有一个问题我依然与他意见相左：他强调技术，贬低人对技术的控制力”，这也是他对麦克卢汉思想的一种修正。

媒介悲观主义的反驳。莱文森对老师波兹曼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媒介悲观主义的反驳和批判上，作为一个媒介技术“乐天派”，面对漫天而来对媒介技术的指责，即使是老师，他也“毫不留情”地予以反驳。早在1980年，莱文森就针对老师有关电视有害的言论，发表了《看电视的好处》一文。在《手机：挡不住的呼唤》里说“在指控电视损害文化素养方面，他显然是错了，我试图纠正他对电子媒介的看法，徒劳一场”。

其实，我们几乎可以在莱文森所有的著作里找到他对媒介悲观主义的批判。从最早的苏格拉底认为书写会使记忆萎缩的悲叹到芒福德、马尔库塞等技术哲学论者以人性为视点对技术展开的批评，再到怀旧主义论者对新技术取代旧技术的担忧等等，莱文森都予以批驳。他认为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批评不着边际，因为文字赋予人们跨越个人和文化的记忆力，结果是信息交换的几何增加；他用“补救性媒介”来证明人始终控制着媒介，媒介是人理性选择的结果；他用媒介的“人性化趋势”来说明新媒介在某一功能战胜旧媒介并不意味着旧媒介的凋谢和死亡，而是被推到了符合人类生态位的“小生境”；他用技术进化知识论来展示媒介对知识增加的作用，而不是把人变成单向度；对于新技术取代旧方式的忧虑，他虽同情，但不能因为不接受“窗户”而让人们重新退居山洞。他对媒介的乐观主义态度以及对媒介悲观主义的批判一气呵成，就像他在《思想无羁》说的：“通过技术我们体现和延伸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客观世界，把我们的理论扩散到宇宙的角落”，这也是为什么他以“思想无羁”来命名了。

结语

正是在进化论和哲学进化认识论的滋养下，在媒介环境学尤其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引导下，莱文森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媒介进化论以及一系列子理论，奠定了他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地位，使他为媒介环境学派第三代旗手。但纵观媒介环境学派的思想发展历程，无论是第一代以麦克卢汉为代表的技术决定论还是第二代波兹曼为代表的媒介悲观主义倾向，或是第三代莱文森的媒介软决定的乐观主义倾向，始终都是站在天平的两个极端，并没有给媒介和人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或许是莱文森媒介理论中的瑕疵。不过近年来媒介环境学派也一直在寻求一个平衡点，开辟了在结构和互动关系中考察媒介的视野，进而探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媒介“两分天下”的观点。

作者系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