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民国时期中学国文教育,现代作家作品研究。
抗战爆发后,“向来出版教科书的各大书局除正中外,最初都没有迁往后方,于是教科书的印刷运输都感困难,供应数量大量减少。一方面学校和学生数增加,另一方面教科书供应量减少,于是供不应求,形成普遍‘书荒。”新印的教科书“版本缩小,纸张恶劣,印刷模糊”,[1]引起了普遍关注。冯玉祥在1943年给教育部长陈立夫的信函中指出,后方教科书“纸张印刷多不清晰,且易磨损,儿童目力实多伤害”,[2]要求教育部设法改善。
国民政府抓住这一时机,推行蓄谋已久的中小学教科书国定本发行制度。早在1934年,教育部就曾组织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中小学教科书“多数完成,其中一部分并经印行试用。”[3]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三纲“弘教育以培民力”中第一目即为“实行教科书之统一与改良”。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会议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指出:“对于各级学校各科教材须彻底加以整顿”,“先编辑中小学公民、国文、史地等教科书”。[4]同年,蒋介石手谕教育部“令即改编中、小学国文、史地、常识诸科教科书。”[5]教育部组织人员“草订或修正各级学校各科课程标准,再依照课程标准订定各科教材要目,以为选择教材及编辑教科书之标准”[6]。复于同年夏“在汉口招考编辑人员”。[7]随后改组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1942年1月,“扩大国立编译馆的组织,把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并入国立编译馆为教科用书组,由陈部长自兼馆长,切实领导,积极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