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常凤：沉默的杀人犯

王珊

姚常凤紧盯着警察递给他的审讯笔录，他的手指从一行行字上滑过，嘴唇偶尔动上一下，轻轻念出几个词汇。直到审案的警察递给他一支笔，他才将眼神从纸上移动开来。“这有几个错别字。”他指给审讯的警察看。

插图 老牛

26岁的姚常凤是湖北恩施人。2011年，他在浙江新昌县打工的时候杀害了一对姐弟，一个7岁，一个6岁。此后的6年，姚常凤辗转逃亡湖南、重庆、湖北，并不断作案。截至目前，姚常凤交代的强奸案（含强奸未遂、猥亵）一共有13起，盗窃42起。其中包括命案3起，他的身上背负了4条人命。

笔录上是他关于命案的陈述，姚常凤看得仔细。“他完全没有忏悔的表现。别人被抓以后，都会对受害人表现出愧疚或者对可能到来刑罚的惧怕。不管是真后悔，还是想求轻判，都会有态度。姚常凤没有。”负责审讯的新昌县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张飞已经工作了接近20年，也接触过不少强奸杀人案，但没有人像姚常凤如此冷静。“他可能已经麻木了。”

在交代案件经过的时候，姚常凤亦是如此。张飞会跟他提到将面临的刑罚，姚常凤也仅是简单地回答两个字：“知道。”唯一有情绪反应是在警察让他反复回忆案件情节时。“前面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为什么还要问？”他会一改低沉的状态，抬起眼睛直冲着张飞，声音提高了两三度，言辞里透露着不耐烦。

审讯中的沉默

姚常凤穿着一身红色的短狱服，戴着手铐脚镣坐在审讯室里。在见他之前，我想象过杀人犯可能具备的各种特征：长相粗犷而凶狠、身体强壮，甚至脸上应该有些疤痕和络腮胡子。在看守所那边的门推开之前，我是紧张而充满疑问的。我应该怎么跟他聊天，如何提问，才能知道哪些因素导致了他走到现在的局面。然而，当门推开，姚常凤走进来的一瞬间，所有的疑问都变成了惊讶：他看起来那么小，一米六出头的身高，体格看起来也不强健。细长的单眼皮，加上圆圆的脸，使得他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上三四岁。很难想象，这就是一个杀人犯的样子。

“她是谁？”姚常凤刚一进来就注意到了我这个陌生人。我不禁暗暗佩服他的警觉，这是常年的逃亡和野外生活锻造的能力。这一点，让我觉得，他离杀人犯的形象似乎近了一点。

张飞仍然记得6年前踏进案发现场的震惊。“我们第一反应应该是仇杀。手段太残忍了，可能有深仇大恨。”有的民警直接哭了，办案多年的张飞也走出去休息了两回。在勘查过现场后，张飞发现了带血的鞋印，指向了隔壁姚常凤所租住的房间。后来，民警在姚常凤的房间内搜出了一双鞋底有血印的拖鞋。房间内还留下了一张纸条，大致意思是，对不起家里人，请弟弟照顾好家人。

被逮捕后，姚常凤用简短的几句话对作案原因进行了阐述。“当时看了一本黄色小说，想强奸那个小女孩。”对于为什么杀人，他则说：“小男孩在喊，怕他告密。”

与其他案犯试图狡辩、掩盖事实真相的做法不同，姚常凤表现得很配合。“问什么，答什么。” “不过他表述能力太差，很难能够清楚而完整地描述一件事情。”张飞告诉本刊记者。

审讯的过程有点像挤牙膏。“比如说，别的犯人可以将案子完整地讲述出来，包括时间、地点、经过，我们后面会针对具体的细节提出问题。姚常凤则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他描述不出来。”这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案件的审理变得异常缓慢，“一般来说一个案件两个小时犯案人就可以交代完，他需要成倍的时间”。

2017年7月，姚常鳳在浙江新昌县进行犯案现场指认

在与我的交谈中，姚常凤也是如此。我与他聊了接近一个半小时，很多时间内，局面是沉默的，甚至空气都有静止的感觉，只能听到旁边监视民警敲电脑的嗒嗒声。他似乎听不懂一些问题，问到作案的具体内容，他会简短地回答一两句，但涉及心理活动，他基本会说“没太想过”“不知道”。我觉得有些无力，仿佛所有的人类语言都变得苍白起来。有时候他也会做出思考的状态：蹙眉、脑袋轻轻地摇晃、双手交叉、手指一只只抬起，又放下，充满了仪式感。我有一种感觉，他确实在表达上有问题，但他不是想不起来，也不是不会回答，他是在拒绝。后面结束的时候，姚常凤问了我一句话，让我理解了他某些表现的原因，“你们这个杂志写出来，会影响我的妈妈和弟弟吗？”或许，他只是已经做好了应对结局的准备，并试图将一切在他看来与案件无关又可能影响到家人的东西永远地埋在心里。

从2011年犯案到现在，姚常凤长期居住在山里，只有在下山买米或者必要出行的时候，才会下山。与人交流的能力相对减弱。后来，他偷了一辆自行车，上面载满了全部的家当，包括锅碗瓢盆和一顶帐篷，一直在野外游荡。

姚常凤喜欢山，他的老家就是在山区内，他熟悉山里的一切，“觉得山里很安全”。据姚常凤交代，在第一次逃亡的时候，他就从浙江新昌到了老家，因为记得山上有两个山洞，那是他小时候玩乐的地方。在这两个山洞里，警察曾发现姚常凤留下的高压锅、棉被等日常生活用品。

作案就是在极少数的下山途中发生的。“他属于随机作案，遇到落单的女性，如果自己体力上能够制服对方，周围又没有人，他就会下手。”张飞总结了姚常凤的作案特征。

2012年夏天，他潜逃到湖北老家附近一条河边时，看到有个小女孩在独自玩耍，他将小女孩拖入橘树林进行强奸，小女孩大声呼叫，他将小女孩掐死后埋尸河边。2013年2月，在湖南龙山县内，姚常凤遇到了一个落单的16岁女孩，在女孩反抗后，他将她杀害后埋尸潜逃。

“别人犯了案后，也会在省际游走逃亡，但基本不会边逃边作案，个别可能会有盗窃，很少会再继续强奸杀人。即使在全国，这种案例也不多。”张飞说，姚常凤的危害就在此，“随机下手，走到哪里，作案到哪里。他杀害的人不是最多的，但危害性不亚于白银杀人案。因为是对未成年人下手，为避免社会恐慌，我们当时都不敢公开悬赏。”endprint

张飞曾多次去过姚常凤在湖北恩施的老家。在其家人的描述中，姚常凤“性格老实巴交”“不爱说话”。在姚常凤的农村老家，夸一个人老实是一个正面的评价。而实际是，“他在小学里，一个能说上话的人都没有”。

小学毕业后，姚常凤到新昌打工，轴承厂的老板也对他评价不错，“肯干活，又听话”。2011年，姚常凤在轴承厂工作，别人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00多元，经常加班的姚常凤已经拿到2000多元。2011年，姚常凤犯案逃走后，公安局发现了他丢掉的手机，手机里的联系人算上家人的数量，也只有个位数。“他没有朋友，很孤僻的。”

姚常凤的援助律师王永军已经与姚常凤见了3次面。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姚常凤已经记不起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像个原始人”。每次见面时，王永军会跟姚常凤讲一些保证其权益的注意事项以及可以寻求的法律帮助，他也应声，但“并不在意”。王永军留了自己的号码给他，让姚常凤在每次警方提审前给他打电话，姚常凤也一次都没有打过。他只在刚进看守所的时候多次表达过一个诉求。“那么多人，我睡不着，也没有办法想事情。”

典型的犯罪人格

唯一能够让姚常凤显露感情的，是谈到他的母亲和弟弟。“我妈妈身体不好，以前在吃药，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了，我想回家看看她。”當听到他的弟弟快要结婚的时候，他甚至流露出了一丝喜悦，瞬间即逝，“也是时候结婚了”。

不过谈起具体的家庭，姚常凤脸上的颜色很快就散去了。“我家的关系很复杂。”

姚常凤出生在湖北恩施宣恩县沙道沟镇红旗坪村，村里靠种水稻为生。姚常凤已经不记得家里有几亩地，只记得小的时候要去田里帮忙劳作。

他的外婆早年去世，外公后来再娶了一个女人，带来一个女孩，他称呼为“姨”。

母亲同这二人关系不好，经常吵架。后来，姚常凤的父亲做了上门女婿，生了他和弟弟。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强奸入狱，被强奸者正是姚常凤的“姨”。入狱不久后，父亲便去世。对于父亲，姚常凤没有任何印象，也没有人跟他提起父亲是强奸犯的事情。他只模糊记得葬礼的画面。后来，继父入赘到家里，与他的母亲经常吵闹。“各种小事，都吵。”

每次吵架的时候，姚常凤都会跑到房子外面，吵架的声音不断地传来，姚常凤觉得难过，不过拙于表达的他已经很难形容当时的状态，“我说不上来”。“母亲和继父只能管我吃饱，其他都管不到。”和其他的亲戚之间，姚常凤也很少交往，“每次也就是过节的时候走走亲戚，关系很冷漠”。

由于家里穷，姚常凤直到八九岁才上学。他学习成绩不好，还留了一级，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16岁。班里有十几个女生，姚常凤说自己也同她们说过话，不过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联系。“我很自卑，现在也很自卑，我不喜欢跟人说话，但又觉得很有压力。”

“他小时候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肯定遇到过这样那样的挫折。比如说，如果他说错了，会被骂或者有不好的对待，那么就会觉得与人交流有压力。”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对姚常凤的行为进行分析后告诉本刊记者，“他对母亲的依赖是一种本能，但由于家庭的原因，更广泛的社会情感没有得到发展扩及他人，他只会把受害人当成满足的一种工具，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姚常凤确实显现了这一点。被问及对于受害者是否有悔意，他说“不知道”。“你觉得伤害了他们无所谓？”姚常凤点了点头。

事实上，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实施暴力犯罪的人往往表现出言语智力低的特点。吴宗宪说，如果一个人表达能力很好，在产生冲突的时候就能够依赖伶牙俐齿占据上风，很少会去动手，笨嘴笨舌的人更容易被激怒，引发犯罪行为。而具体到性上，“到了这个年龄，有性需求很正常。如果一个人能言善辩，他可以通过哄骗达到目的，而口头表达比较差的人，见到被害人，会直接实施被害（侵害？）行为”。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认为姚常凤描具备典型的“犯罪人格”。这是一种专业术语，是指在基本社会化进程中的未成年个体因生活所迫而以不择手段的方式生存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异常人格现象。

这些人在童年没有明显的无因而致的顽劣表现;相反，他们具有明显的后天“社会化障碍”现象。他们可能长期生活在其中一种环境即是：从年龄很小时就开始生活在一个残缺的负面生活背景中，由于年幼，负面的影响逐渐融入其人格中，使其形成与不择手段生活方式直接相关的犯罪人格。“对他来说，只有不择手段才能生存。”

去新昌打工对姚常凤来说本是个转折点。他依然不跟人说话，只是偶尔往家里打个电话。不过，想到可以赚钱养母亲和弟弟，他也觉得高兴。他很少花钱，经常去工厂附近的村里偷些瓜果蔬菜度日，剩下的钱都寄回家里，最多的时候，寄过6000多元。姚常凤的美好想象，最终被一本黄色小说所打破。那一年，他20岁。

“他很孤独，只能跟安静的东西交流，比如说他喜欢去山里，或者看书。”李玫瑾告诉本刊记者，“然而，到了青春期后，他会看到跟性相关的东西，这进而焕发成生理的冲动。这跟前面的任何问题都不同，不像没有钱，可以去偷和抢。他不善于表达，性的满足，只能通过暴力来获取。而遇到反抗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杀害。”李玫瑾曾处理过与姚常凤类似的案件，在贵州山区，一个男生很早就失去了父母，一直在山上生活。到了十七八岁之后，他有了性的需求，也开始在路上拦截小女孩到山上施以强奸并杀害。

野外生存能力强

姚常凤确实喜欢看书。张飞去过他的每一个固定的藏身地点，都在里面发现了书籍。在他藏身三年的一个窝点里，警方发现了随处乱放的衣服以及生活用品。但200多本书被裹在塑料布里，能看得出来姚常凤很爱惜。“他说他喜欢跟书交流。”张飞大致看了下书籍，类型非常广泛，有言情小说、悬疑小说以及一些犯罪心理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全是从距离窝点不远的学校偷来的。甚至有一次被村民发现的时候，他正躺在搭建的住所里看书。

在描述案情的时候，姚常凤也倾向于使用“书面语”，比如说，他称强奸和杀害的对象为“被害人”，将事件发生点描述为“案发现场”;如果看到落单的女孩，作案之前他还会“观察现场”。张飞有问过姚常凤原因，“他说都是从书里看来的”。endprint

如今，在看守所，姚常凤还会像往常一样后半夜就醒来了。在野外的时候，他会睁着眼睛等待天亮。现在，他则可以就着灯光看书。姚常凤最喜欢读悬疑冒险类的小说。他把《藏地密码》翻了好几遍，最佩服主人翁的野外生存能力。

姚常凤也展现了超乎常人的野外生存能力。2011年犯案后，他逃到山上，大概待了有半个多月。“那时候是冬天，山上除了萝卜啥都没有，我们在搜山，他也下不来，就靠着山泉水和萝卜活下去。”

在追踪的过程中，姚常凤的野外生存能力不断地刷新着警方的认知。最开始逃亡的时候，姚常凤会选择天然的山洞和废弃的房子。后来他发现，这些地方经常有人会路过，也容易被公安发现，他开始选择自建居住区域。

在重庆梁平，姚常凤待了接近4年，他的稳定藏身地位于半山腰上，距离山边的高速公路只有上百米的距离，跨过公路则是一座公园，有一条路直接通向城区，方便姚常凤购买日常用品，附近还有一所学校方便他偷窃维生。在这里，姚常凤凭借学生的寒暑假开学放假作为判定日期的方式，会趁学生上课的时候，潜到寝室偷衣服和財物，累计19000多元。

姚常凤建设的居住点只有几个平方米。他找了一把废弃的锄头，在山上掏了一个小洞，周边用石头和木材搭建起来，上面覆盖了遮挡物。外人想发现这个房子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外围被满满的荆棘林包裹着。要想进入房子，必须按照姚常凤设计的通道七拐八绕地钻进去。张飞钻过那个通道，窄到只能一个人勉强通行。“他设计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一点，不去破坏荆棘林，我们去的时候上面甚至开着花。走近了都很难发现（里面住着人）。”

即使如此，姚常凤还是分外小心。白天他躲在居住点，只有晚上八九点商店关门之前才会出去。如果有时白天出来了。他也会藏得远远地，等到晚上才回去，以免被外人发现居住地。

警觉的姚常凤并没有停止犯案。在这里，累计有7起强奸案报案。其中有4起前后距离相差不过数十米，距离他的居住地也就几百米的距离。由于作案手法相似，经过比对，警方确定嫌疑人为姚常凤。办案民警将案发周边一个多月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反复看了十几万张图片，却没有发现姚常凤的身影。“他后来交代，会有意识地躲避摄像头。别人一般是犯案后躲避监控，他平时出行也会这么做，加上监控覆盖率不高，很容易规避。”在重庆，唯一一次被追踪到是在2016年3月份作案后，“路过一个探头的时候，他用手挡住了脸。只有十几秒钟”。

有几次可能被逮到

第一次作案后，姚常凤也害怕。每次看到警察搜山，他都很紧张，他甚至多次想过自杀。不过，“后来就没有这种感觉了”。姚常凤说：“在2012年第二次作案的时候，我就没这么想过。整天想着逃跑，就想不到了吧。”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分析了其中的原因：在逃亡中，姚常凤居住在深山里，很少跟人交往，人的情感渐渐冷漠起来。他又喜欢看书，会慢慢地构建一个虚拟的世界，自己暗示和说服自己，觉得犯罪没有什么。“从犯罪心理学来讲，如果犯罪行为得到及时惩戒或者获得负面评价，犯案人就会远离继续作案的念头;这对不作案的人也能起到威慑作用。所以，提高办案率、破案率也有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必须让作案人在作案和后果之间产生条件反射，才能起到威慑作用。”

然而，抓捕姚常凤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很少跟社会接触，又是游走作案，一些科学的侦查手段很难使得上，只能靠最原始的手段逐步排查。”一个刑侦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张飞等人也搜过山，但是很难实现全面覆盖。“一座普通的山，我们全局500人左右全部去，都无法做到无死角，有悬崖的地方下不去，有的荆棘丛也进不去。”不过，张飞说，在这抓捕的6年过程中，依然有几次机会可能将姚常凤提前抓住。

第一次是在2011年新昌犯案后，张飞一路追查姚常凤到了一个五金厂。然而，就在前一天，姚常凤刚刚从这里离开。“他来工作，老板问他要身份证去办暂住证，他就跑了。”

第二次则是6年后。在重庆梁平，姚常凤搭建的场所虽然足够隐蔽，但是依然有村民在砍柴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住处。村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村组长，两人还一起去看了一下。当时正值正月，姚常凤正躺在床上看书，门口还挂了两只鸡。两个村民问姚常凤为什么不回家，他没有回应。待到他们提出打电话给警察，将他送回家时，姚常凤飞速地跳起来跑了。

在这个时候，村干部们已经接到了派出所的协查通报，一起的两人其中一个人还见过姚常凤的照片，但他并没有将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他跟村干部讲起这个事情，村干部在去派出所办户口的时候想起了这件事，并告诉警察，他们才意识到逃走的人是姚常凤。“这样的案件其实还是需要依靠老百姓，我们宣传了很久，然而大家意识还是不足。那次差一点就抓住姚常凤，我们都觉得很可惜。”

事实上，在第一次砍柴的居民发现时，姚常凤就已经发现了异常。他将偷来的19000多元钱藏到了高速公路的石头下面，逃跑的时候还将钱取出。

在看守所里，姚常凤最近才知道生父曾经也是强奸犯。他说小的时候并没有人告诉他这件事。他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但他又不知道说什么。“我觉得很吃惊，整晚都在想这个事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