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防御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综述

赵祎旻

一、管理防御与研发投入

20世纪30年代，Berle和Means曾对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认为，在股权分散的公司所有制模式下，股东几乎没有能力和动力掌握公司控制权。而经理层则拥有董事会通过契约授予的对生产经营、资产运作和雇佣的直接决策权，成为掌握公司控制权的主体。企业控制权就是排他性利用企业资产，特别是利用资产从事投资和市场营运的决策权。通过占有和使用控制权而谋取的收益称为控制权收益。控制权收益的表现形式包括由管理地位决定、控制权本身所固有的高薪收益，也包括可享受到的有形或无形的在职消费，以及通过资源的转移而得到的个人好处等。但是，经理人对控制权收益的占有必须符合“在位”的条件，失去合法的“职位”保证，经理就失去了控制权，所有的控制权收益也同时化为乌有，经营者控制权收益的损失具有不可补偿性。因此，以总经理或总裁为首的高层管理者在经营时会优先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并且会产生管理防御行为。所谓管理防御是指经理人在其职业生涯中会面临被解雇、企业破产、被接管等所带来的威胁与压力，经理人在这些压力下所采取的维护自身职位的行为称之为管理防御。

Hoskisson等人的研究得出经理人会通过减少R&D投入量来实现自我价值的结论。刘运国、刘雯表明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存在显著的关系。苏文兵等表明公司治理结构、经理人特征对R&D投资产生影响。林钟高、刘捷先基于代理理论分析表明管理层薪酬与R&D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李秉祥实证研究表明经理管理防御与企业R&D投入显著负相关，存在管理防御行为的经理人会降低企业的R&D投入。根据现有的文献，国内外学者从多种理论与视角研究了管理防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主要理论有：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控制权理论、高阶管理理论等。

综上所述，管理防御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影响，在多个方面都会降低企业研发投入水平。

二、管理防御、研发投入与公司治理

1.董事会结构。董事会规模。Berger、Ofek和Yermack（1997）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偏大、缺乏大股东的公司，管理者没有收到强有力的内部监督，选择的负债水平通常都较低，明显存在负债不足的现象，存在明显的管理防御现象，但是当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后，随着经理防御程度的降低，公司的负债水平有了明显的变化，说明董事会规模与管理防御具有负向关系。同时何强指出，规模较小的董事会研发投资动机较强。

独立董事比例。Fama和Jensen认为董事会是否能够实行职能的基础是董事会人员的构成。Hermalin和Weisbach指出公司中外部董事所占比例越高，会更频繁的更换CEO。Berger等指出当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外部董事比例增加时，对于管理者的监管力度会增加，达到更为有效的监督。Zona等认为引入独立董事能够协调所有者关注的企业长期发展与管理者短期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与外部建立微观社会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企业有效处理运营环境中的不确定性问题，增加组织生存的可能性，从而为创新活动配置更多资源。陈坤玉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比例较高的企业创新研发投入水平明显高于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的企业。

两职兼任。Jensen指出若公司中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职务时，董事会无法对其进行有效适当的监管并充分发挥其重要的监管职能，Boyd认为，董事长的职能中包含对总经理的聘用、监管、解雇等。若董事长同时又是总经理时，其掌握着制定决策及监督实施的职责权限。此时总经理无法实现监管自身或影响自身利益的职权，会更倾向于自身利益，忽略股东利益，失去了执行的有效性。但徐向艺、汤业国运用中小规模上市公司2007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认为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的制度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2.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Porter，Black对日本和德国企业进行研究分析，发现由于长期投资者期望从公司的长期发展中获利，故而会促使经理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的长期R&D投资。苗维胜（2017）研究发现对于经理人管理防御所造成的R&D不足现象来说，股权集中程度的提升也能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股权制衡。GOMES等指出股权集中度和制衡度的提高可以显著降低代理冲突水平，使投资决策符合公司长期利益。孙莹（2017）也发现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

机构持股。HANSEN等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降低管理者为短期收益而削减研发资金投入的可能性。Wahal等、王斌等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指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3.激励机制。薪酬激励。薪酬是对高管人力资本投入的补偿，Eisenhaedt认为在不确定的环境下，需要支付经理人跟高的薪酬以补偿其承担的额外风险，而研发投入会给经理人带来风险。Shi jun Cheng通過实证检验发现研发投入与经理人薪酬具有正相关关系。Gibbons和Murphy也实证当经理人更倾向于减少研发投入时，同时会通过调整薪酬可以显著加强经理人进行技术创新的决心。

股权激励。由于利益不兼容性和信息不对称性，经理人与股东对研发投入存在不同偏好，但Miller、周杰和薛有志的研究都表明拥有股权的经理人与股东在对待风险的态度上趋于一致，有利于企业加强技术研发投入，且我国上市公司经理人持股水平较低，尚未超出利益趋同效应区间。

在职消费。我国经理人的显性报酬较低，李秉祥等认为经理人报酬低会催生管理防御动机，经理人会通过在职期间获取非生产性消费和权力寻租来获得利益。王爱国、徐向真发现薪酬和在职消费具有相关性，薪酬的增减会影响在职消费。具有管理防御动机的经理人会通过在职消费侵占公司创新资源。但陈冬华、陈信元等持有在职消费的“效率观”，认为在职消费作为货币薪酬的替代与补充合理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工作效率，经理人与政府官员和商业伙伴维系“关系网络”发生的在职消费更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社会资源，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价值。且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化企业在职消费的正向效应。

综上，董事会结构中，董事会规模越大，理论上越会加重管理防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独立董事比例越高，理论上越能降低管理防御造成的研发投入减少程度。股权结构中，高股权集中度、高股权制衡度及机构持股，应能够减少管理防御带来的研发投入下降。薪酬激励、股权激励应有助于缓解研发投入中的代理问题，而两职兼任对其调节作用与在职消费的调节效果尚不明确，需进一步实证说明。

（作者单位：新疆财经大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