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个朝代商人最容易当官？

曾勋

春秋战国，商人从政的黄金时代

据《史记》的记载，吕不韦见到异人第一面就觉得“此奇货可居”，商人独有的敏锐嗅觉使他意识到，对异人这件“奇货”进行投资，可以撬动盈利的“立国”生意。

吕不韦说服了没有子嗣的华阳夫人认异人作儿子。经过吕不韦的一番斡旋，异人终于回到秦国，更名子楚，认了华阳夫人这个妈。华阳夫人又在安国君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安国君一看这美人多可怜啊，就答应了她的请求，立子楚为继承人。

吕不韦斥巨资打造的“拥君立国”生意，终于在秦孝文王元年（公元前250年）见到成效。秦孝文王安国君即位三天后突然神奇地暴薨，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之后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至此，一个商人终于登上政坛顶峰。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没有固定的思想“教化”，没有对人身自由的禁锢，更没有垄断权力的“中心”，列国要发展资源，自然要争取商人、尊重商人。

在自由、开放风气之下，各种思潮涌动，以至商人在思想家、纵横家、政客等角色上转换相对容易，成就了历史上商人从政的黄金时代。正如学者蔡礼彬所言，那些自由大商人，搬有运无，调剂余缺，有助于打破各国的政治界限。回头去看一介商人吕不韦的逆袭之路，也就不足为奇了。

秦至宋，商人从政如夹缝求生

秦时，乌氏县有个名叫倮的商人，倒卖牲畜赚钱后，买进奇珍异物献给戎王，再从戎王那里得到十倍的牲畜贩回内地。这个买卖，让那商人赚得盆满钵盈。秦始皇得知这件事后，赐予倮封君一样的待遇，让他与大臣一起登殿朝拜议事。

公元前221年，秦国端掉最后一个列国齐国后一统中原，采取抑商政策，但商业仍像野草在夹缝中生长，诞生了诸如倮这样的大商人。朝廷可以让他们去朝会旁听发言，甚至为其树碑立传，但就是不给官做。

至汉，情况就更糟了。汉高祖时，商人连穿绸衣乘马车的权利都没有，还要承受重税。汉高祖刘邦的朝堂中，唯一一个商人出身的是灌婴，还是因为当年跟着刘邦大哥一起造反打下了汉室江山才被封官进爵的。《汉书》中提到，到汉惠帝时期，“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指商人）子孙亦不得为官吏。”

“文景之治”后，商人经济地位迅速提升，有的地方商贾势力达到了冲击官府的地步。汉武帝对此非常讨厌，因为跟匈奴的战争太烧钱，连年国库空虚，商人们不仅不帮忙，还在下面搞小圈子败坏朝纲。

从汉末战乱到隋统一的400年间，商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而且士族大夫不以从商为耻。三国时期各大士族几乎都是一手搞政治一手搞商业，只不过是以仕途为主，商业为辅。追随刘备的糜竺、糜芳，就是大商人。类似的还有徐州的陈珪、陈登，荆州的蒯良、蒯越，扬州的陆氏、全氏等， 都是有记载的富家大族。政商融合的盛景，持续到隋代。

在“盛世”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坚决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坛之外。他曾嘱咐智囊房玄龄，工商杂流即使才能出众，让他们发闷财得了，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不能让他们“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旧唐书·曹确传》）。

政治越压抑，商人寻求政治地位的欲求就越强烈，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做官。既然正规途径断了商人的仕途，他们只好通过结交官员，贿赂当权者以获取官职。

另外，由于藩镇割据，斗来斗去，总是需要资本和人才。不少商人通过献计策、立军功的形式进入仕途。至唐末五代，“大商皆假以牙职（《资治通鉴》）”。淮南镇帅高骄曾把军政大权交给卖药和茶叶的商人吕用之，政商之亲，似乎又让人闻到了春秋战国的气息。

宋代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延续贱商传统，《宋史·选举志》中将“工商异类”跟“不孝、不悌”的道德败坏者归为一类，禁止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商人势力实在太壮大，宋太祖不得不允许一些“卓然不群”的商人参加科举。宋仁宗时出身商人家庭的官员冯京，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的。

元明清，从政治买办到“红顶商人”

元代与前朝大为不同，不仅重视商业，还任用商人为官。比较著名的商人就有奥都剌合蛮、乌马儿、桑哥与卢世荣等人，他们“素无文艺，亦无武功，唯以商贩所获之资趋赴权臣，营求入仕”（《元史·陈佑传》）。

到了明朝，政府专门为异地参加科举考试的商人设立“商籍”，没有当地的户籍和“学区房”，也能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当然，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其法权地位也改观了。

清朝晚期洋务运动兴起，外夷频繁扰华、新兴思潮涌动，以致皇权式微、商人崛起，寻求政治依附就成为了他们必须认真研究的课题，研究的结果或者说时代作用的结果，就是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粉墨登场。这个词语源自家喻户晓的清末著名徽商胡雪岩。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胡雪岩在杭州的钱庄当小职员时，常去喝茶，在茶馆遇到落魄的王有龄，胡雪岩拿出五百两银子资助他谋得官职。后来，王有龄发达了，为胡雪岩保驾护航。多方史料证明这个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雪岩不管用了什么方法，结交上了王有龄，并与以王有龄为中心的盘根错节的官场圈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最终戴上了“红顶”。

比胡雪岩官做得更大的王炽，经商之道略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光绪、慈禧逃到西安后，国库亏空，财政困难，王炽出来表一功，放钱资助。两年后，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王炽一如既往资助清廷。当时有说法，王炽的天顺祥就是清廷的国库。慈禧太后十分赏识王炽这个“提款机”，赏“二品衔道员王炽三代一品封典”。

即便清朝诞生了那么几个“红顶商人”，但商人整体的法权地位仍旧原地踏步。实际上，当权者并没有让他们进入权力中枢参与政治，只是封一个虚职，目的是让你为国尽忠。一旦国家觉得你没用了或者“错了”，挥一挥衣袖，带走你的所有。

胡雪岩最后破产，各地官僚还不放过，群起敲詐勒索，直到被慈禧抄家。树倒猢狲散，身边的妻妾大都携私房钱离他而去，他靠着胡庆余堂的微薄收入，凄凉地度过晚年。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一代传奇官商黯然离世。他的人生书页上，写满了中国商人的荣耀与悲伤。

（摘自《廉政瞭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