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喜福会》中华裔女儿们婚姻的跨文化性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其作品《喜福会》中糅合了四个家庭、母女两代人的家庭故事，八位女性讲述了各自不幸的婚姻。本文通过讲述四个华裔女儿在美国的婚姻生活，旨在挖掘出给华裔女儿婚姻带来不幸的原因。

关键词：美国华裔；婚姻；不幸；自我

中图分类号：D649

美国华裔文学，因其特殊的种族根源和生长土壤，自身就融聚了矛盾、强烈且固有的關系张力，因而引起了诸多立足于文学或文化不同角度的剖析。在美国华裔文学的创作中，婚姻和家庭被视为其矛盾情节的关键所在，无疑男女的结合是人们在物质生活中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重要环节。谭恩美创作的《喜福会》之所以广受赞誉，“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跨文化性。……真正打动人心的是小说中因血缘和姻缘而联系在一起的不同文化背景人物在异质文化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中的真正感受。”[1] 《喜福会》中浮光掠影般分散在四对母女身上的婚姻描写仍不失为故事的主线。四位母亲在象征“喜气”和“福气”相结合的聚会上，絮叨着各自家庭中的悲喜酸辛，甚至扒拉开已然结疤的伤口，忆述自己在旧中国渗着血腥味的婚姻悲剧。不论是安梅目睹的让母亲蒙受羞辱的“一妻多妾”制婚姻中，还是龚琳达“童养媳”的经历，抑或顾莹莹依照“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而陷入的包办婚姻，无不流露出中国女性在封建婚姻禁锢下的无奈和凄惨。带着与不幸过去决裂和对新生活向往的憧憬，母亲们踏上了新的征途，“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过日子。”[2]P3

四个华裔家庭的女儿们都已长大成人，正如母亲们曾希望的那样，女儿遗传了她们些许的外貌特征，“讲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但四个女儿讲述的却是鲜见乌托邦式情节的婚姻故事。本文拟在描绘华裔女儿们失败婚姻的同时，揭示给她们婚姻带来不幸的罪魁祸首。

一、 薇弗莱的两次婚姻

龚家女儿薇弗莱的过人之处在于她完全继承了母亲琳达的聪慧能干。琳达尚在嫁入洪家作童养媳的时候，就清楚自身的价值，不甘沦为延续香火的工具，巧妙施计结束和婆家的关系。随着时空的转移，琳达的精明又为一家人换取了在美国的经济富足，成为四个华裔家庭中顺利进入美国文化的代表。薇弗莱丝毫不逊色于母亲：在童年时期，她就是名声显赫的“唐人街最小的棋圣”，长大后成为一名“有胆量叫国家财政收入监视处的人滚开”的税务经纪人。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社区调查的数据：像《喜福会》女儿们一样的第二代移民，四成多一点的华人女性保持本性，嫁给华人，与其他族裔男性通婚的59.5%中，和美国白人通婚的高达42.5%，和其他亚裔通婚的仅占10.9%。薇弗莱的两次婚姻反映出美国华裔后代在婚嫁时面临的两大选择：一是像大多数母亲一辈，选择华裔作为伴侣；而是嫁与代表主流文化的美国人，以真正融入美国社会。

薇弗莱在十八岁时迷恋上“几近完美”的华裔男孩陈马文，“毕业于罗厄尔，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三名，然后进入赫赫有名的斯坦福大学，并得到奖学金，”“打得一手好网球，有着突出的小牛腱一样的肌肉，在胸前还有一百四十六根象征阳刚之气的黑毛”。[2]P172相似的家庭背景和不相上下的自身条件本是幸福长久婚姻的基本条件，但是，这桩门当户对的婚姻迅速终结，只给她留下一个女儿和对前夫“根本冷漠到无所谓了，连失望和蔑视都产生不了”[2]P172的感情。

薇弗莱的同居男友和陈马文完全没有相似之处，“里奇非但不是中国人，而且还要比我小好几岁，更麻烦的是，他长着一头拳曲的红头发、鼻子两边还布满了橘红色的斑斑点点。他个头偏矮，结实敦厚，穿着深色的公司制服、看上去彬彬有礼却不起眼，很容易让人忽视。” [2]P172 琳达挑剔准女婿的种种不是，“他脸上的斑斑点点就像溅起的油锅似的，可真热闹！” [2]P172 她如是评价里奇送给女儿的貂皮大衣，“算不上是上好的皮草，那是用碎皮拼起来的。再说，毛头也太短了一点。” [2]P167 更糟糕的是，里奇在薇弗莱精心设计的家庭聚会上洋相百出、礼节尽失。尽管母亲百般挑剔不满，薇弗莱执意要求和里奇结婚，因为“从没想到，世上会有这样真挚的爱情，我对此是很珍惜很看重的。” [2]P174

薇弗莱曾经因为下棋和母亲展开较量，最终以自己接连惨败收场；得知女儿和陈马文交往时，琳达“当下就将鞋脱下来劈脸扔上来”，薇弗莱的第一次婚姻随即草草落幕。《喜福会》没有讲述薇弗莱和里奇的婚后生活，故而，这桩令母亲大感不快的异族通婚悬念十足，吊足胃口。

二、 许露丝的豪门婚姻

如果说龚家是成功转型代表的话，许家毋庸置疑则属经历了最多磨难的家庭：效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一家人到海边度假，最小的孩子许平失足溺亡；另外两个儿子因盗卖汽车音响，锒铛入狱；欢欢喜喜回国探亲，遭遇亲友算计，狼狈不堪……

在这个犹受诅咒的家庭中，三个女儿能否摆脱不幸的命运呢？小说中描述的仅是露丝的婚姻生活，但答案不言而喻。露丝在情愫萌动的年纪和特德相识于大学校园，打动露丝芳心的绝不是特德平常无奇的示爱伎俩，也不是“他的瘦削的轮廓分明的脸庞和欣长的身材”， [2]P107 而是“那些与我的哥哥和我认识的中国男孩子们的不同之处：他的鲁莽，他的执着，他的自信与固执己见。……还有，他的父母来自纽约泰兰城而不是中国的天津。”[2]P107 露丝身上独特的东方魅力让特德难以自拔，抑或身份的差异导致的由然的优越感让特德沉迷爱恋。但是，“他是美国人”恰恰成为安梅反对女儿和特德交往的唯一原因。特德母亲对亚裔的歧视也同样不能阻止这对年轻人对婚恋浪漫主义的追求，反倒将他们推送进婚姻的殿堂。特德和露丝之间保持着拯救者和被拯救者、施令者和听从者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使得波澜不惊的生活持续了十七年之久。露丝在崇尚中国女性谦卑温顺的家庭影响下成长，她对丈夫的依赖就像她身体表征的东方魅力一样无法回避，家里的事情事无巨细，全由特德定夺。最终这样的局面被一起因医疗事故引起的败诉的官司所打破，优越感全失的特德挑起事端，打算将露丝从“生活中拎出去顺手一扔”。 一直在婚姻中处于失语状态的露丝在母亲的开导和鼓励下，大声反抗，为自己赢得了主动权。endprint

三、 丽娜的“一半一半”婚姻

丽娜和小说中其他三个移民家庭的女儿最大的不同在于：她身上仅流淌着一半中国血液，她父亲是英格兰人。丽娜无力改变妈妈给她的“像海滩上卵石”一样的脸部轮廓和“不是深陷的，…… 那种用小刀仓促镂出来的” [2]P92眼睛，她任由美国特征在她生命里渗透，直至俨然被美国化为止，以此明确自己和母亲等华裔的不同。为突显美国特征，丽娜和美国女性一样要求事事平等和独立。她为丈夫哈罗德的公司殚精竭力，“那丝丝爱意，已全融成对他事业的一份关切，一份生死与共的关切。”[2]P152 “很喜欢我的这个职业” [2]P154足以慰藉她的付出和努力。在生活中，夫妻俩拥有一张财务均分账单，平摊分付一切家庭开销。“唯如此，我们才能排除一切错觉，一切捆绑感情的束缚，从而达到相互间的真正的平等尊重，没有任何企图的相爱……”[2]P157 这样的生活体现了双方平等与独立的原则，也彰显了丽娜所追求的独特。

但事与愿违，表面上“一半一半”的生活方式打破了夫妻间的平衡与和谐。一边是丽娜担心自己配不上哈罗德，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们之间的感情；一边是哈罗德“恣意地、放纵地在我身上寻觅欢快，……他从来不过问一下，我的感觉如何。””[2]P154 一边是“我和他为利伏脱尼公司付出的努力是相等的”，一边是“哈罗德的工资，却是我的七倍。”[2]P154 共同购置的房子，哈罗德拥有支配权，丽娜只拥有一个相当百分比的所有权。丈夫的珠瑙计较最终让丽娜幡然醒悟：自己和丈夫在婚姻中并不平等，自己的获得远远不及付出。丽娜在婚姻中显意识的努力背叛了她潜意识对爱的追求。故事的最后，摆放一只圆筒形黑花瓶的“一件很古怪的一块不对称的大理石板由细脚伶仃的黑漆木质支架搭成的茶几” [2]158轰然倒塌，蕴意了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婚姻必将毁亡的结局。

四、 吴精美的独身

两个“喜福会”的发起人吴素云期待女儿“既有秀兰·邓波儿的活泼，又持有典型的中国式的谦和”，给女儿取名精美，寓意“不只是好，还是纯粹的好，好里加好。”[2]P273 但是，吴精美无视母亲的梦想——女儿既能立足于美国主流社会，又不忘记中国的“根”。吴素云认为她是“他们中中文最好的” [2]P16，但精美察觉到的是母亲英语讲得最差，“对母亲之间用中国话交流显得不耐烦，还嗤笑她们这么长时间仍讲着一口结结巴巴、词不达意的中国腔英文。”[2]P129吴素云在战乱中逃亡时，仅剩下希望和“一件与战争年代很不相称绸衣服的，……一件很漂亮的衣服”[2]P275，在离开中国奔赴美国的途中，唯一的旧皮箱里“只有满满一箱的旗袍” [2]P6，旗袍之于母亲如此重要，但在吴精美眼中，母亲“穿着领子硬邦邦地竖着紧箍着头颈、前襟绣花的旗袍，样子十分好笑——中国人日常这样穿似太过隆重华丽，如果在宴会上如此穿，却又显得很古怪。”[2]P15吴精美对自己母亲了解不多，“一直以为喜福会是一个有着令我感到脸红的，许多魑魅荒唐的中国陈规习俗的社团，好比三K党的秘密集会，或者电视中那些印第安人出征前围着火堆跳通通舞，反正有着一套神秘繁琐的仪式。”[2]P15精美和母亲之间是一场持续了三十多年的对抗，精美始终用用一种叛逆的态度对抗母亲——童年时故意弹错钢琴，用辍学和频频换工作来挫败母亲的攀比心理，在择偶这件事上更是遂不了母亲的心愿。

《喜福会》中女儿一代婚姻的不幸和母亲们的婚姻悲剧有着惊人的重复性：吴素云曾经丧偶，其女儿精美迟迟未婚；安梅不仅目睹了母亲在婚姻中备受欺凌，而且又一次痛苦地看到悲惨命运在女儿露丝身上轮回重现；映映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只知花天酒地的浪荡之徒，丽娜的丈夫在经济上斤斤计较，自私本性展露无遗；琳达曾嫁与比她还年幼的“小丈夫”，然而，女儿薇弗莱在十八岁嫁为人妻拷贝了母亲“童养媳”的经历，母女都有两次婚姻经历。母亲的命运在女儿身上重演，引起母亲的感叹，自己和女儿“就像是台阶一样，一级连着一级” [2]P211。如果说无处不在、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是给母女两代人婚姻带来不幸的罪魁祸首的话，那么女儿们自我价值感的缺失也难辞其咎。女儿们极力遮掩自己的华人体貌特征，再三声明自己的美国国籍，甚至和自己的中国母亲划清界线，但是，她们仍旧得不到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和接受。在四个女儿的婚姻故事中，露丝遭遇到了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特德家族的阻力。特德母亲的反对露丝和特德交往，仅仅因为露丝的亚裔身份。女儿们对美国文化全盘式地赞赏和推崇，实际上是对自我的否定，导致了低下的自我价值感。无论是能比较坚定追寻自我的薇弗莱和丽娜，还是一味忍受的露丝，她們在婚姻中表现出来的都是臣服于美国丈夫，对丈夫唯唯诺诺就在于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美国人，即她们一直向往融入的美国主流的化身。

不能拥有自我注定了婚姻的失败，所幸每个女儿最终都在母亲的帮助下找到了自我，得打了真正幸福的生活。母亲教会了露丝在失去自我的痛苦婚姻中发出自己的吼声。琳达和薇弗莱在理发店镜子前破涕为笑，盘算母亲、女儿和女婿三人的中国之旅。映映推倒茶几，打破花瓶，告诉丽娜改变生活很简单，让丽娜果断走出一段破碎的婚姻。独身的精美也了却了母亲的夙愿——回到中国和姐姐们重逢。母亲帮助女儿处理种种纷繁错乱的事物时，也让女儿们看到了真实的自我，发现了身上流淌的中国血液，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杂交性。母女冲突的和解不时在传递这样的信息：只有接纳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构建完整统一的文化身份，树立自我价值观，华裔后代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 隔膜·冲突·融合——《喜福会》的跨文化审视[J]. 思想战线， 1998，9： 43-48.

2. 谭恩美（著）. 程乃珊，贺培华，严映薇（译）. 喜福会[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12.

3. 顾悦. 论《喜福会》中的创伤记忆与家庭模式[J]. 当代外国文学，2011，2：100-108.

4. 于洋. 解析《喜福会》中的艾特科特拉情节和中国式母爱[J]. 山东社会科学， 2011，12：127-128.

5. 陈科峰. 从《喜福会》看中美文化冲突、适应与共生[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9： 203-205.

作者简介：童安剑（1979-），女，云南麻栗坡人，文山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语国家文化和教学法研究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