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父词”的休闲意蕴

○徐峰

“渔父词”的休闲意蕴

○徐峰

“渔父”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个特殊主题，它以渔隐为象、道禅为理，是借渔父生活来抒发隐逸之思、悟道之玄和禅静之虑。渔父主题在庄子和屈原的作品中以道隐发轫，到唐代张志和（玄真子）、释德诚（船子和尚）又将“渔父”转化为道禅哲理的代表，进而开启了唐宋文学中“渔父”主题的创作热潮。据统计这一时期填制渔父词者有“近百人，词作五百余首”①，皇帝、文官和禅师都成为“渔夫词”的创作主体，其中更以李煜、苏轼为代表的文人词为集大成者。他们的作品超脱传统意象的束缚，在平易素朴中蕴含着大情境，其所表现的自然适意、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正是文人士大夫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从休闲学的角度看，探究“渔父词”中所蕴含的丰富休闲思想和审美意境，进而思考中国古代休闲思想的流变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一、渔父词的意象层次

渔父主题的意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初纯粹的渔隐形象到水、鱼、舟、棹、钓、酒、月等周遭事物的附缀，以及对渔父行为的意象延展都在后世的作品中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和发展。在思想上，这些意象既有中国传统儒道思想的因髓，又吸收了道教和佛教禅宗的思想，并且到唐宋以后受“清幽、寒静、淡雅”的审美情趣影响，其作品又因“造境”与“写境”的手法不同、“有我”与“无我”的情境不同而给人以不同的审美感觉。

1.道真儒隐——渔父意象的发轫

追溯渔父主题，不得不提到庄子和屈原这两位对中国传统美学影响至大的人物。在《庄子·渔父篇》中，渔父的造型是“杖拏逆立”，俨然一番“法天贵真”得道有理的样子。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渔父”形象，是一个典型的道家隐士。庄子在当时儒家大显的时代背景下，用渔父与孔子的遇会来讲道之真。在渔父眼中的孔子是“苦心劳形以危其真”的，是一种现世中的苦行者，不能脱离困世而思考道的大义。而在《楚辞·渔父》中描写了一位“莞笑鼓枻”的隐士化的渔父。他与屈原对话，在“清”与“浊”“醉”与“醒”之间探求一种人生处世态度，最后笑而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渔父的怡然轻笑与困世执迷的屈原形成强烈的对比。从文学思想的角度来看，这两篇作品当然是当时强调出世的隐士文化和强调入世的儒家文化一种碰撞。王逸《楚辞章句》曰：“‘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屈原之设词耳。”②类似作品在战国时期很多，但其道隐形象并不局限于以渔父为设词。渔父主题的出现是渔父作为一种文学化的隐士的典型，并且这一主题一直被后世所用、渐趋为风。

这里《庄子》和《楚辞》不约而同地以渔父作为道者的形象，可能也与周兴以来广为流传的姜太公渔隐故事是有所联系的。孔子和屈原都是自身时代心怀一腔报复，渴望像姜尚那样为天下所用之人。孔子自己就讲“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而屈原也是一直在怀王、襄王面前悚谏。所以道家以“扁舟沧浪叟”的道者引之，其表意自然有其隐而避世的涵义。如同《论语》中的“长沮”之所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后世的道家延续了庄子以渔父为象的创作，只是这时的渔父已经从一位“隐者”变成了身怀神仙道气的“道士”。在道词中，常以水喻红尘俗世、而将舟比作济道得道的工具，于是“水深舟运，物理昭彰”（张继先《满庭芳》），“仙舫小，人欲盼君家”（《望江南·西源好》）的渔隐道仙画面就出现了。

其实“隐者”在儒家文化中也有相同的思想。孔子就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在《论语》中就记载了孔子对“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这些“隐者”的评价，孔子尤为推崇伯夷、叔齐，赞其是“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而谓虞仲、夷逸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论语·微子》）所以儒家强调的“隐者”不是为求自身的道而抛弃天下的“纯隐士”，这与道家庄子的思想是有本质不同的，但与老子的思想是很接近的，是以“无为”求有为的思想。刘克庄在《木兰花慢·渔父词》中讲：“古来贤哲，多隐于渔。”从休闲学的理论来看，古圣先贤的做法反而是很接近现代休闲学的思想，即人只有在休闲之中才能思考和获得自我的提升，所以“贤哲”是把“隐渔”作为过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或终点，这种“以求其志”“不降其志”的道隐很可能就有在休闲之中的思考的含义。

从文学意象上来讲，这一时期的渔父形象是单一而纯粹的，是一个隐世的老者形象。他有“道”的感悟，明“清浊”之分，在渔钓的闲适中与自然浑然一体，抛开俗事而沉浸于个人的自由之中，无谓于得失。这也是渔父能够成为一种经典意象被后世所接受的原因之一。

2.静虑禅慧——渔父意象的延展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

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

三十年来江上游，水清鱼见不吞钩，

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工夫得便休。

静不须禅动即禅，断云孤鹤两萧然。

烟浦畔，月川前，杭木形骸在一船。

莫道无修便不修，菩提痴坐若为求。

勤做棹，慧为舟，者个男儿始出头。

——渔父拔棹子③（节选）

唐代释德诚（船子和尚）“最早用《渔父》词调作联章体，试用于禅文学中”④，之后宋代的仁勇禅师、西余净端禅师、惠洪觉范禅师等皆以“渔父”为题，禅悦之风盛起。尤其是北宋惠洪觉范禅师开创“文字禅”以来，这种以诗词为主体的禅文学中“《渔歌子》《渔家傲》的填词是颇为盛行的”⑤，而这些禅机的载体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对渔父意象的延展使用。

禅词中将渔父比作修行之人、将江海比作凡尘苦海、将游鱼比作尘世人心，而把船棹作为修行的工具、把舟船作为智慧的法门，于是“勤棹”“理棹”“抛竿”“上竿”都有了禅意，而这些渔父的意象是过去的诗歌中所没有的。禅师是将渔父意象作为点化觉悟的门径，并且通过对作品象征寓意的观照和体悟达到“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般地对于世界真实的哲学上升和对生命人生的参透，从而找回内心的宁静质朴，回归到本真的“身放荡，性灵空”的境界中去。所以禅词意象所强调的是佛教“一切诸行无常，一切诸行苦”（《增一阿含经》）的苦海认识，和于此之中需要“勤做棹，慧为舟”的修行信念。将“虚伪无主”（《佛说八大人觉经》）的鱼儿迷游练做“诸法无我，寂灭为乐”（《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的空觉静虑。而其中最主要的意象——渔父形象，正是“人在世间，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当行至趣，苦乐之地，身自当之，无有代者”（《无量寿经》）的一种假借。

禅词的意象是很复杂的，佛言：“当念身中四大，各自有名，都无我者。我既都无，其如幻耳。”（《佛说四十二章经》）而禅词就是要让人体悟这种无我之幻，放开对于“我”的束缚。而这个“我”就是自己对世间种种欲求的执著，能够放下执著便能“浮生作等闲”，从而明白“寂静常知足，是人当解脱”（《大宝积经》）的真谛。一旦禅义妙生，这渔父之景也如同世间一切幻影而寂灭，而自己则在这种寂灭中寻求到一种解脱。应该说禅词相较于道词，其休闲的意境是更进了一步。如果说道家、道教和早期的佛教强调是真实地去避世，那么禅宗的出现，则是在现世之中而不去脱离现世的一种修行的法门。抛开宗教的框架，禅词的这一系列思想其实是很具有一番休闲意蕴的，这也是当下禅思想依然能够被广泛认同的原因之一。

3.平易超脱——渔父意象的大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张志和《渔父词》

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

一壶酒，一竿纶，世上如侬有几人？

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李煜《渔父词》

渔父词真正见诸成风还当属唐宋以来文人词的出现，其中以“隐逸文化之见于词，则以张志和最早，且恰为《渔父》一调。”⑥文人以“渔父”“渔歌子”“渔家傲”“拨棹子”为调，专以渔父为题填唱，以渔隐为词旨，以清逸为词风，并且受魏晋以来“贵淡泊”“任自然”的美学思想和唐宋文人以雅为尚的填词唱和之风影响，这一时期的渔父词上至皇帝将相、下至文士骚客皆各有所作。

从文学角度来看，这类文人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渔父为对象化的描写，一类是化身为渔父的主体化描写。前者如赵构作《渔父》：“烟艇小，钓丝轻。赢得闲中万古名。”晏殊作《渔家傲》：“神仙一曲渔家傲。绿水悠悠天杳杳，浮生岂得长年少。”这些词令中虽然没有道禅的道训，却仍然放不开对现实的苦求，渔父成了作者自我观照的对象。其中，赵构在乎的是万古之名、晏殊艳羡的是神仙长生，皆是生而有求之义，直意浅白却无境界，只是“写境”。在对象化的“渔父”中，境界至大者当属李煜。诚如王国维所言“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之意。”⑦词中似乎唱出了所有人的苦闷和向往。渔父本来冬雪独钓是凄怆的，而在诗人看来却是羡慕，为何？渔父虽贫，但却只身无碍无障；后主虽君，却家国愁怨一身，羡慕渔父能毫无牵绊，自由于天地间。而后主则正是渴望能够寻求自己的解脱和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一壶酒，一竿纶”似少，却显出渔夫的闲情、渔夫的自得、渔夫的超然，使诗人向往之情油生，遂叹问“世上如侬有几人？”后者如陆游作《渔父》:“云散后，月斜时，潮落舟横醉不知。”苏轼作《渔父》：“渔父饮，谁家去。鱼蟹一时分付。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这类词作尽脱旁观式的渔父写作，是一番“渔父即我，我即渔父”之景。把渔父的闲义唱尽的同时，也把作者自己的休闲体验存寄于诗文上。渔父“横醉”不问“潮”，“彼此不论钱数”都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脱，是一种审美意境层面的休闲感悟。

文人词创作跳出了传统意象的疴沉，许多作品甚至不直接描写渔父本体和渔钓生活的场景，而将眼光更多投射到渔父周围的事物和环境之中，精致凝练出渔父的怡然自得、逍遥悠闲。通过一系列的意象呈现渔父的自由，可以说是渔父主题的最高表现层次。把传统上将渔父作为“道隐”的化身以及那些“水鱼舟棹”的附加意象全部放下，复归于一种简单、素朴而又“造境”极高妙的审美意象之中。李煜、陆游、苏轼之“渔父”皆是平静和缓之中而蕴大情境之作，是将渔父意象整体平易超脱出来，赋予了“渔父”意象多重的象征意味并且在诗歌画面的造境之中呈现出深邃内涵。文人词中这种新的意象范围的扩大和整个唐宋文学创造的审美情趣相一致。与道士和尚不同，文人士大夫并不能真正做到抛世弃家去还归山林自然。在他们的词中也从不强调这种真避世，这点反而又与儒家一贯主张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处世思想相一致。并且这些文人词作品中所富载的休闲意蕴也更符合现代休闲观念，能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二、渔父意象的休闲意蕴

庞学铨讲：“从休闲学角度来审视，休闲作为一种生活观念，既是物质的、身体的，也是文化的、精神的。是个体对自由安谧心灵的期待，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闲适的处世的态度。所以，休闲的涵义是多层次多向度的，它的深刻意义在于追求和达到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达到社会、经济、生活和精神的和谐统一。”⑧

1.渔父意象易变的休闲学思考

在渔父词中，我们看到从最初庄周、屈原将渔父的意象生成之后，渔父俨然成为一个象征系统，并且这个象征系统在唐宋诗词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成为一种“传统象征”；一种形式化了的、传统主题的表现；一种在创作过程中，甚至在创造初始就已经赋予强烈的无意识文化追求；一种超然的自我解脱。这其中其实蕴含着的便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休闲的思想。

在渔父意象的转变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且每一个阶段的易变都是古人休闲思考的一次升华。第一个阶段的“渔父”是一个纯粹的隐士形象，渔父之道就是隐遁之道。其主旨是儒道之争中，关于入世或者说在世还是避世的人生态度的择选。而最早对休闲的认识也是纯粹的，就是像如隐士那般隐逸闲适的生活，放下所有现世追求完全回归自然。第二个阶段的“渔父”是修行者形象，其周遭的事物、行为在道禅假托中皆被赋予了超脱的意象。道教、佛教都借助这些意象来阐释自己的道理、佛理。这一意象中的休闲是一种参悟，即通过对现世世界的感觉，使人能放下执著，心随而去。第三个阶段的“渔父”不再局限于道隐或者修行者的桎梏，而更接近于是一位练达的智者，参悟了得失，放下了执著，醒醉之间都是那样悠然。休闲不再是一种避世的行为，也不是宗教的修行，而是一种豁达，是片刻须臾间对自由为人的体悟。从这一线索来看，中西休闲思想的发展其实有着相通的地方。西方的休闲思想也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时代到阿奎那的宗教时代，进而发展出现代休闲学理论体系。

从文学创作和休闲理解来说，李煜是伟大的。他把“渔闲”生活和“道仙”超凡的假借都撤脱出去，而求得了渔父主题的真旨——“自由”，这才是渔父真正令人羡慕的所在。词中“万顷波”是以暗喻的手法比拟现实世界种种无可奈何，“得自由”则是诗人内心的真实渴望。“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茧缕一轻钩。”随着春风无所拘束，“茧缕轻钩”间欲行便行、欲钓便钓，不问去处、不计得失的自由闲适。这正是最没有自由的人，为所有人创造了最大的自由审美体验。自由，也正是休闲的最高追求。休闲是一种中介，人通过这一中介思考海德格尔提出的“在的意义”，找回庄子讲的“法天贵真”。而这些意义的获得、体悟并不在中介本身上，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一种审美体验、一种精神态度、一种自我的思想超越。

2.基于休闲的审美体验

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也是休闲最主要的获得方式。“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它使人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超越的生活方式，呈现自律性与他律性、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是人的一种自由活动和生命状态，是一种从容自得的境界，是人的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⑨

“渔父词”中展现出的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审美体验，它由众多层次不同的意象所组成。当我们面对这些作品时，既有对作品描写渔父人物和生活场景的审美体验，又有对作者创作的审美感悟，以及自己对意象的观照获得。就诗歌创作者而言，作者对意象的建构是主体性的，也就是说作者往往是将自己喻化为渔父，而其渔钓的生活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场景描述，而是作者自我的臆想。这也是作者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所获得的审美的、休闲的体验。而读者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获得的是更一步的审美体验，是一种观照与自我的超然——作者与意象、观者与意象间的交汇。人们在欣赏这些诗词的时候，把自己投入这个“图像世界”中，从而在现实世界之中创造出须臾的精神宁谧。在渔父与我的精神交换中，感悟娴静、得失，甚至引发一系列的感官意象的投射。比如张志和的《渔父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词中描写的桃花源般的人间仙境，让人向往，也让词中的渔父不愿离去。他是被美景所吸引而不归，还是将这景色和自己连为一体，在享受自然的同时也把自己融进其中呢？而对读者来说，向往的是这一片宁静还是向往渔父已然获得的对自由生活的感悟，便是从具体渴求到哲学上升的追问。

“渔父词”既有齐整的视觉意象，也有直观的喻体。而当这些意象象征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之后，所有的暗喻也皆明化，任何一个接受这种文化传统的个体都能自然地获得这些喻体的对象，从而获知作者的思想和追求。而宋代禅词的出现，更是赋予了这些意象新的内涵。禅师把人生比作苦海，把佛法比作扁舟，将渔父比人，于是要“勤做棹，慧为舟”以为求证。这些意象的新内涵是浅沉的，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并不局限于表面的清楚投射，而是需要读者更一步的自我禅悟。是读者自我与审美对象间，本我与渔父的超我之间，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之间的相互渗透。而这一过程并不只是一种过程化的审美体验，更有其对现实关照的思考延续。渔父的主题并不是神秘主义的，这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学所追求的。无论是道隐思想还是禅宗思想，都是把这些意象明白了的，反倒是文人词中那些简朴的“造意”蕴含着更深层的休闲哲理的追索。“渔父”作为一个主题力图铺陈的是在现实、现世中一种自然适意、平淡幽远、宁谧超然，是一种休闲观，也是古人为我们创造的一种获得休闲的方式。

休闲在一定层次上讲并不需要人到特定的自然情境中才能获得，也不是单纯的追求身体的休佚，而是一种对“为人”意义的思考，一种“自由人”意识的获得。而这些在渔父主题的作品中，不止是创作者自己有着这样的休闲的审美体验，每一个欣赏这些作品的人在观照中也能同样获得。这是文学作品的休闲，阅读的休闲，而这其中渔父主题当属尤佳之选。皮普尔在《休闲：文化的基础》中指出“休闲是人的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由空闲时间所决定。”⑪休闲是在于“心态的平和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⑫，这也是“渔父词”中所要传递的真谛。《世说新语·言语》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由濠濮间想也。”而对现代休闲学来说，除了置身于山林自然中之外，对“渔父词”这类文学作品的审美体验也是一种休闲。谓之“渔父闲相引，时歌浩渺间”（许棠《过洞庭湖》），“老去一蓑烟雨里，钓沧浪”(张元干《杨柳枝》）。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①④曹辛华《论唐宋渔父词的文化意蕴与词史意义》[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17页。

②刘向编、王逸章句《丛书集成初编·楚辞》[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9-90页。

③施蛰存《词学（第二辑）·渔父拔棹子（吕氏石刻本三十九首）》[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75-178页。

⑤神田喜一郎《日本填词史话·填词的滥觞》[M]，程郁缀、高野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⑥邓乔彬《唐宋渔父词的文人化发展》[J]，《文史哲》，2009年第1期，第141页。

⑦王国维《人间词话》[M]，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10页。

⑧庞学铨《主题研究:中国休闲经济与文化》[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5页。

⑨潘立勇《休闲与审美:自在生命的自由体验》[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5-6页。

⑩⑪马惠娣、刘耳《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5期，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