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衡山文氏支系分流研究*

李龙云，黄阿明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元末明初衡山文氏支系分流研究*

李龙云，黄阿明

(苏州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文氏家族在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早先有成都、庐陵世系，直至元末明初之际由衡山一系分流出苏、杭、徐三支，文氏家族的影响力逐渐达到顶峰。文氏的发展壮大和衡山世系的分流密切相关。衡山世系起于庐陵世系十二世文宝调任衡山教授，传至文俊卿一支产生了多个支派。根据分流原因的不同，衡山文氏的分流主要有官迁和入赘两种模式。文俊卿的调任和其子散骑舍人的身份为后来分流现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与之前两次分流相比，此次分流涉及人数及地区更多，同时还产生了入赘这种新的分流模式。值得一提的是，文惠顺应时代潮流，弃武转文的决定，对于文氏家族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文氏；衡山世系；元末明初；分流

文氏家族是江南区域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其对于我国古代文学、史学、书法、绘画和园林建造等领域的发展均做出了卓越贡献。然而明代以前，文氏家族多是以武弁出身，直到明朝初年文惠一支才逐渐弃武转文。素有“四绝全才”之称的文徵明，以及后来的金科状元文震孟、园林大师文震亨等都得益于这一重大抉择。而据史料记载，这些文学大家和艺术大师，都来源于文氏家族的同一支系，即衡山世系。

元末明初衡山文氏家族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家族分流，分流出苏州、杭州和徐州三条支系，其中苏州一支还出现了弃武转文的现象。这次分流间接带来了苏州文氏家族此后百余年的兴盛。可见衡山世系的分流对于文氏家族的发展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然而，关于文氏家族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苏州文氏一支，对于此次分流的其他几支鲜有提及。至于为什么此次分流规模如此之大，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更是少有学者论及。

关于文氏家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文氏成员在文学、艺术等领域的造诣，尤以文徵明的研究居多*张小波的《明代苏州文氏家族作家研究》(上海师范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从文学角度评析了苏州文氏家族成员文学作品的价值；杨昇在《长洲文氏的家族积淀与文徵明的出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74-78页)中深入探讨了家族积淀对文徵明产生的影响；周道振、张月尊辑的《文徵明年谱》(上海：百家出版社1998年版)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文徵明的事迹；英国学者柯律格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也以不同于国人的研究视角，运用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解读了文徵明的人际关系，进而阐释了文徵明的作品及人格。；另一方面则是关于文氏家族的迁延发展。很多学者对文氏家族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但或是泛泛而论，或是一笔带过*陶莎莎的《明清时期苏州文氏世家研究》(苏州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和杨昇的《长洲文氏家族文学研究》(苏州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都对成都、庐陵和衡山世系在各自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做了详细介绍，但只是针对苏州一脉，并未提及衡山世系其他分支的发展情况，也没有深入分析各次分流的特点和影响。。徐茂明以苏州文家和潘家的迁徙为例，研究了家族与社会之间交相渗透的关系[1]，但并未涉及家族迁徙的过程和特点。

关于家族迁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迁徙原因及特点的探讨。贾静利用GIS技术来研究家族迀徙的特征，有效地将迁徙的时空特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2]，但缺少对家族迁徙时代背景和原因的深入分析。徐斐以徽州的程氏家族为例，从躲避战乱和官职调动两个方面探讨了家族迁徙的原因[3]，但忽略了婚姻对家族迁徙的影响。魏峰则以宋代的迁徙官僚家族为中心，从经济、政治文化、婚姻、战乱等四个方面介绍了家族迁徙的原因[4]，然而对其中的婚姻因素，尤其是入赘方面，并未做深入探讨。

笔者通过对元末明初衡山世系的来历、发展及分流过程的详细介绍，理清衡山世系各个分支的形成和发展脉络，归纳了此次分流的两种模式，指出了家族迁徙的原因、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其中着重分析了文惠作为苏州文氏始祖，其选择对苏州文氏家族发展的深远影响。衡山文氏分流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文氏家族的发展和演变，对指导其他家族历史沿革的分析研究也有裨益。

一、衡山文氏的由来

从西汉至元末，文氏家族先后产生三个世系：成都、庐陵和衡山，西汉文翁、五代文时和南宋文宝分别被认为是三世系之祖。

“自翁守郡子孙因家于蜀，历汉晋五代及唐千余年间，世为蜀人。”[5]文翁后，文氏家族在蜀中记载残缺多半，世系的传承也有七百多年的空缺，二十余世俱无可考，直至南朝梁陈间的吉州刺史文球，始有具体的世系记载。因此，《文氏族谱续集》的成都世系表中，将文球列为一世祖。文氏家族从西汉文翁开始，经南朝文球，传至五代文兴隆，历时千余年，累三十余世，世居蜀地，谓之成都世系。因此，成都世系是文氏家族中迁延最久、人数最众的世系。

文兴隆之子文时，因征讨留镇于江西，在当地娶妻生子，定居庐陵，自此文氏家族分流出庐陵世系。“至后唐同光三年，遣郭崇韬伐伪蜀王衍。指使公仗义归正，以功授帐前指使轻车都尉。从征南唐，下洪州，留镇江西，娶于永新袁氏，遂家庐陵，是为庐陵一支。”[5]从一世祖文时起，下至十二世文宝，时间大致上是两宋时期。北宋末年，金人南下，宋室播迁，社会动荡。然而，庐陵由于地处南方，受到的影响较小。因此文含所修的族谱中关于每一世的记载，包括事行、官爵记载得都很详尽。

“至宋咸淳间，宣教郎宝为衡山教授，子孙留家衡山，衡之文氏实始于宝”[6]，“宣教乃衡山第一世祖”[5]。南宋度宗咸淳时期，文宝因官迁七品衡山教授，掌管衡山府学的课试，由庐陵迁至衡山地区，成为衡山文氏的始祖。衡山世系共传七世，起于南宋末年，经元至明初，历时约150年，其间分流出徐州、苏州、杭州三条支系，此后文氏家族在江南地区发展日盛。

二、衡山文氏的繁衍

“宋咸淳中，宣教公宝授衡州教授，子孙留家衡山，是为衡山一支。宣教乃衡山第一世祖。”[5]文宝，字逸，原为宣教郎，因调任衡州教授，由庐陵迁至湖南衡山，是为衡山世系始祖。“度宗乙丑登基，改元咸淳。越十一年，遂为德祐。则宣教之仕在乙丑至甲戌间。自甲戌至己卯六年，而宋遂亡。”[5]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宋，三年后，南宋灭亡。也就是说，文宝调任衡州教授距南宋灭亡不过数年。

二世祖翔彪育二子。长子大一，官水东渡头；次子大二，官兴安巡检。“水东府君长子祖四府君敏贵，生五子，曰受一郎受卿、受五郎祐卿、受六郎某卿、受八郎瑞卿、受九郎俊卿。”[6]俊卿“为镇远大将军、湖广管军都元帅，佩金虎符镇武昌”[6]。

镇远府君生六人：定开、定英、定聪*杨徇吉所作《明故中顺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铭》载：“曾从祖定远，从高皇帝平伪汉，赐名天龙，功授徐州卫左所副千户。曾祖定璁，从其兄兵中，署散骑舍人，始徙浙”；而黄佐所作《明将仕佐朗翰林院待招衡山文公墓志铭》记：“长子定开，从高皇帝平伪汉，赐名添龙，终荆州左护卫千户；次子定聪，选充散骑舍人，后其妻父湖广都指挥蔡本守苏州，永乐中，复从本徙浙。”根据文林的《文氏族谱序》以及文含所修的《文氏族谱续集》来看，文俊卿六子分别是：定开、定英、定聪、定源、定清、定伟；另文林《文氏族谱序》载：“定开从征伪汉有功，授武毅将军、飞骑尉、荆州左护卫千户，赐金织莽衣，改名添龙”，故杨徇吉所作墓志铭中，“定远”“天龙”“徐州卫左所副千户”“定璁”等记载有误。、定源、定清、定伟，洪武间并以武臣子入侍，为散骑舍人。”[6]“长子定开，从高皇帝平伪汉，赐名添龙，终荆州左护卫千户。”[7]85三子定聪，号逸斋，“从其兄兵中，署散骑舍人”[7]83。定聪后赘湖广都指挥蔡本为婿，“后其妻父湖广都指挥蔡本守苏州，永乐中，复从本徙杭”[7]85。

定聪生子懋、惠、恕、愈。懋、恕、愈俱随父居杭州，子孙遂为杭人。次子文惠，字孟仁，号存心老人，“少侍散骑至苏，赘于苏张声远氏，因留居吴门，占籍长洲，是为苏州一支”[5]。

三、衡山文氏的分流

如前所述，元末明初之际，衡山世系向外分流出苏州、杭州、徐州三族，皆自五世祖俊卿一支始。因此，对文俊卿做详尽探讨有助于理解此次分流的原因。

文俊卿原为元朝镇远大将军、湖广管军都元帅。其中，“镇远大将军”是武散官，“湖广管军都元帅”才是实职。文俊卿处在元朝末年，地方群雄势力并起，威胁元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元朝为维护其统治，以高官虚衔授予地方将领，并赐金虎符，以笼络人心。文俊卿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得以佩戴金虎符，镇守武昌。“国兵既下，镇远系狱，赦长千夫，戎勋备录。”[8]朱元璋军队攻打文俊卿镇守之地，文俊卿兵败入狱。为防止在较长时间内对垒，明朝政府一般是将战败投降的元末割据群雄和元朝军队这一类归附军分散安置，由嫡系旧部管束。但是，由于战场形势错综复杂，并不是所有归附降兵都能及时编伍安置。为安全起见，明朝政府一般会先将其遣散回乡，待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安置。因此，入明之后，文俊卿因为老家在衡州，便被遣回原籍，降为千夫长，授予衡州卫千户。

“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9]2175。“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聊比以成军。其取兵，有从征，有归附，有谪发。从征者，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归附，则胜国及僭伪诸降卒。谪发，以罪迁隶为兵者。其军皆世籍。”[9]2193也就是说，卫所兵来源有三种：从征、归附、谪发。

文俊卿诸子遂以“武臣子入侍，为散骑舍人”[6]成为皇帝的亲军卫。“(洪武)九年，选公、侯、都督、各卫指挥嫡长次子为散骑、参侍舍人，隶都督府，充宿卫，或署各卫所事”[9]2184，其实这也是一种质子制度。如此说来，文俊卿六子成为卫所兵来源的第二种——归附。六人也因此离开衡山老家，入朝任职，这也为之后的分流提供了充分条件。从分流的三个地点来看，徐州、苏州、杭州都在都城南京的附近。可见，散骑舍人的为官经历对俊卿诸子后续的仕途发展及分流现象的出现具有重要影响。

三支世系分流的模式不尽相同。徐州世系是由于文宪官迁，苏杭世系的情况较为特殊，可以说是因文定聪入赘到蔡本家，随其妻父的工作调动往来于杭、苏之间而间接地形成了杭州世系和苏州世系。故而，文含在《文氏族谱续集》中，将文定聪列为“杭、苏之祖”[5]。具体说来，杭州世系源自其祖定聪入赘湖广都指挥蔡本家，苏州世系起自文惠入赘苏州张声远氏。在苏州还有一个别派：文定伟官迁，却在赴任的途中病卒于妻子的故乡苏州，子孙因此留居苏州，五世而绝。据此，可将衡山世系的分流模式归因为两类：官迁，入赘。

衡山世系五世祖文俊卿的后裔，在元末明初这个大动荡的背景下，向外分流到徐州、苏州、杭州三地。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之下，各自寻找适合的发展出路。而在分流的过程中，又产生了官迁和入赘的两种模式(见表1)。

表1 分流模式示意图

(一) 因官迁产生的分流

笔者所说的官迁，是指官员因职位升迁或调动导致其离开原任地，迁往他处。官迁常常带来官员的举家迁徙，其家族在当地逐渐立足，并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后代留居于此，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因官迁产生的家族分流。明朝初期，衡山文氏家族已有多人在朝为官，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职位调动，进而导致分流现象的产生，代表人物有文宪和文定伟。

文宪乃文定开长子，因其父遭受牵连而谪戍，后有赖于陈请而官迁徐州卫锦衣卫千户。这样文宪及弟文真迁居徐州，从衡山世系分流出来。

文定开因“从高皇帝平伪汉，授荆州左护卫千户，赐金织莽衣，赐名添龙”[10]346，一时间“厥族用彰”[8]。明太祖第十二子朱柏，于洪武十一年(1378)被封为湘王，“十八年就藩荆州”[9]3581。文定开就是湘王府的护卫。“建文初，有告柏反者，帝遣使即训。柏惧，无以自明，阖宫焚死。”[9]3581文定开因此遭受牵连获罪，“建文中死事”[10]346。建文帝还下令抄没文定开家产并另其子孙贬谪充军，为罪军籍，“于是荆州府君子宪戍和州”[6]。

永乐时期，忠诚伯茹瑺奏请皇帝开恩，将文定开子文宪放出，脱离罪军籍，并且授予文宪一个带有荣誉性头衔的虚职——“锦衣卫千户，调徐州卫”，“今世弁于徐州”[10]346。文宪成为徐州文氏的始祖，“而定源及宪之弟真皆从居徐州”[6]。就这样，文定开次子文真留居徐州，而文定源及子四人也因留徐定居，成为徐州别派。

文定伟，后更名文伟，“镇远第六子，洪武间为散骑舍人。建文中除甬东巡检，永乐间绩最当迁。自陈识字不多，不愿升叙吏部引奏，赐钞十锭。娶苏州张氏。永乐十年再赴吏部，道苏病卒，葬吴县山乡庙前”[5]。文定伟原为散骑舍人，建文时在甬东(今属浙江舟山)做地方治安官，为官期间，政绩优异。后在回京述职的途中病故于妻子的故乡苏州，遂葬于此。“二子：憼、志，遂居苏五世而绝，是为苏州别派。”[5]

从文林和文含的记载可以看出，定开一支和定伟一支的分流都是源于职位变动。定开子孙本为罪军籍，应谪守和州，但有赖于忠诚伯茹瑺的陈请，得以脱离军籍，后调任徐州授予锦衣卫千户，子弟也因此从其留居徐州；定伟原为甬东巡检，由于政绩优异，职位升迁，只可惜在赴京述职的途中就病死于妻子的故乡苏州，加之在浙东根基尚浅，因此定伟子孙定居苏州纯属偶然，成为苏州别派。

(二) 因入赘产生的分流

入赘在我国古代，常常作为一些官宦和士大夫攀附权贵，以期获得职级和地位上提升的重要手段。而入赘别家的官宦子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妻父职位变动的影响。衡山文氏的另一种分流，即属于此种情况，代表人物有文定聪和文惠。

文定聪是文俊卿的第三子，由于入赘到蔡家，随其妻父先后定居苏州和杭州，因此间接产生了苏州世系和杭州世系。

“散骑府君定聪娶都指挥蔡本女，从蔡徙苏，复随蔡徙杭。子四人：懋、惠、恕、愈。懋、恕、愈俱居杭州，子孙遂为杭人。”[5]文俊卿在元末担任镇远大将军、湖广管军都元帅，镇守武昌。蔡本为湖广都指挥，二人很有可能在湖广地区结识，且后来文俊卿为衡州卫千户，隶蔡本管辖。文俊卿遂将三子文定聪入赘给蔡本家，结为姻亲。蔡本原就是朱元璋的亲信，且官阶很高，文俊卿此举既可以消除朱元璋对他贰臣身份的顾虑，也使得文氏家族在明政权中，有一个可靠、有力的保障，让文氏家族在新王朝占有一席之地。因定聪为湖广都指挥蔡本赘婿，随蔡本的调任往来于杭州、苏州之间，所以定聪其三子懋、恕、愈后在杭州定居，成为杭州文氏的先祖，次子文惠则因“赘于苏张声远氏，遂为苏之长洲人”[11]1723。

文惠，字孟仁，号存心老人，“少侍散骑至苏，赘于苏张声远氏，因留居吴门，占籍长洲，是为苏州一支”[5]。由于文定聪跟随妻父的调任而往来于苏州、杭州之间，而文惠年少时侍奉文定聪，也因此得以来到苏州。因娶张声远的女儿张淑宁，从而赘于张家，成为张氏赘婿。

关于张家的记载，文洪在《从龙游学记》中记载：“景泰某年，舅氏张宗德先生以乙榜教谕，衢之龙游……”[12]206文徵明为张玮作《明故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张工墓志铭》：“公讳玮，字嘉玉，别号历斋。其先真扬人。洪武初，以赤籍徙隶苏州卫。曾大父声远。大父宗德，南京国子监助教。父静源，累赠奉直大夫工部虞衡司员外郎。”[11]663由此可知，张声远有一女，唤淑宁，后许配给文惠；一子，张宗德，后任南京国子监助教。也就是说，文惠是在张氏家族有后的情况下入赘的。

赤籍即尺籍、军籍。明初“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9]2193，即“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9]2175。也就是说，因明太祖设立了卫所制度，张氏家族张声远这一支脉离开老家真扬，来到苏州卫。由于张、文两家皆是客籍，有着共同的家世背景，张家看重文惠外祖父蔡本的官阶，文家看重因张氏早来苏州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两家结姻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明清时期的法律将赘婚分为两种：一种是‘养老’女婿，一种是规定一定的年限，至期仍回男家，称‘出赘’女婿。”[13]47但规定独子不可出赘。张声远除了有张淑宁一女外，至少还有张宗德一子。也就是说，张家不需要文惠为其养老。换言之，文惠的入赘应属第二种——出赘，即在张家生活几年，便可回到父母家中。但由于文惠之父文定聪随妻父的调任又迁回杭州，因此文惠很有可能在携带妻儿离开张家后，自立门户了。

流传下来的诗集文稿并没有记录文惠的具体作为。文徵明为其兄文奎作《亡兄双湖府君墓志铭》写道：“吾文氏自庐陵徙衡山，再徙苏，占数长洲。高祖而上，世以武胄相承。至曾大父存心府君讳惠，始业儒，教授里中。”[11]683杨循吉为文林作《明故中顺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铭》载：“而祖惠，遂居长洲，不仕。”[7]83只有冯时可在《冯元成集》卷五十五《明故卫辉府同知进阶朝列大夫端靖先生湘南文公墓志铭》有这样一段不同的记载：“自散骑前，世着武节，至存心独身事贾，而命子儒。”[10]347文嘉亦载：“惠生洪，字公大，始以儒学起家”[11]1723，“(文洪)始登科为涞水教谕”[7]683。可见，文惠很有可能是一位对儒学极其感兴趣的商人，亦或是对此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文惠本人终身隐居不仕，却积极让子孙接受儒学教育，且严厉敦促，以期获取功名。故文肇祉曰：“吾文氏俛首文学，敦倡儒行，自存心公始。”[12]193

首先，这和中国古代传统的四民阶层、文风兴盛的江南是分不开的。商人始终对士人有一种仰赖心理，因此商人多鼓励子孙读书入仕。其次，文惠生活的年代，明朝统治日趋稳定，战争日少，国家对武学之才的需要也日益减少，却对能够更好地使国家机器运转的文官越发看重。这种心理的仰赖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文惠敦促其子文洪接受儒学教育，以获取功名。而文洪也不负其父所望，“中成化乙酉应天乡试，仕为涞水教谕”[7]93。

文洪因中举，所结识的人物更高一层，使得其子文林和文森也在更高的平台上结识了更多的人。文林之子文徵明得以在祖、父的交游圈内，继续发展自己的社交网络，同时结识大家，受到濡染。文徵明的老师可以说是享誉一时的大家，如吴宽、沈周、李应祯、王鏊、李东阳等，这些人大都从文洪、文林时开始与文氏建立交往。他们不仅文学成就卓越，而且品味高雅，人格高尚。文林与这些名流交往时，年少的文徵明常伴左右，得以“学文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9]7362，而这些人的人品与技艺也影响着文徵明，使其最终成为一位集大成者，诗文书画无一不精，被誉为“四绝全才”，名播海内，“声誉煊赫，海内重之若彝鼎”[7]95。作为苏州文氏家族的始祖，文惠的选择改变了文家以武胄相续的发展轨迹，引导其后代踏上通过科举取士求取功名的道路，使苏州文氏成功地实现了向学术型文化世族*徐茂明等的《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页)将苏州文化世族分为官宦型、学术型和儒商型三类。的转变，拉开了文氏子孙以士儒的身份活跃在江南社会的序幕。苏州文氏家族中举及任职情况详见下页表2。

四、衡山文氏分流的特点

纵观整个文氏家族的历史，除了在元末明初的动荡中由衡山世系分流到苏、杭、徐三地之外，文氏家族还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迁徙。第一次是后唐庄宗时期的文时出蜀，几经波折之后，定居江西吉州的永新县，从成都世系分流出庐陵一支，此时正值五代十国时期，武将执政，政权更迭频繁；第二次是南宋末的文宝因任衡州教授迁居湖南，从庐陵世系分流出衡山世系一支，文宝调任的时间距南宋灭亡不过数年，也是朝代更替之际。可见，这三次大规模的迁徙都是在朝代更迭、政治军事极其混乱的年代。

然而，与之前两次分流相比，元末明初衡山文氏的分流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

表2 苏州文氏家族中举及任职情况

资料来源：文含《文氏族谱续集》，曲石丛书，1929年腾冲李氏刻本

一是分流的规模。与前两次迁徙相比，此次迁徙范围更广，涉及人数更多，且集中在文俊卿的后代中。第一次迁徙是由成都分流到庐陵，第二次由庐陵分流到衡山。此次则分别向外分流到徐州、杭州、苏州等三地。分流的代表人物文定聪、文定伟是文俊卿之子，文宪和文惠是文俊卿之孙。

元时，文俊卿作为湖广管军都元帅，佩戴金虎符，镇守武昌，是一名高级的地方将领，可以说是显赫一方的。后虽与朱元璋的军队发生军事冲突，兵败入狱，而后因明朝政府对战败投降的元末割据群雄和元朝军队这一类归附军的处置措施，文俊卿被降为衡州卫千户。品阶虽然下降了，但仍身居要职。俊卿诸子皆为散骑舍人，相当于皇帝的亲军侍卫。文蔡两家和文张两家联姻进而导致文定聪和文惠的分流，以及文宪能摆脱罪军籍调任徐州卫、文定伟因绩佳而官迁，都与他们的出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文俊卿的军方背景是这次分流规模较大的主要原因。

二是分流的模式。除了与之前两次一样，因职位调动而产生的分流以外，此次衡山文氏的分流还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入赘。

文定聪及仲子文惠皆入赘别家，成为赘婿，这看似偶然，却也有现实因素。明朝建立之初，蔡本为湖广都指挥，文俊卿为衡州卫千户，隶蔡本管辖。文俊卿将三子文定聪入赘给蔡本家，成为赘婿。蔡本是朱元璋的亲信，文俊卿此举既可以消除明太祖对其贰臣身份的顾虑，也使得文氏家族在新王朝中有了一定的根基；而蔡本选择与一个品阶比自己低的家族联姻，同样减少帝王对他开国功臣身份的顾忌。两家因此结姻，各取所需。同时，蔡本与文俊卿虽是上下级，但也属同僚，两家结姻，也算是亲上加亲，有助于结成利益同盟。文、张两家的联姻，则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各自在苏州当地的影响力。

“招婿婚在我国起源很早，赘婿则起源于以身出当、自卖为奴的家奴。赘婚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14]也就是说，入赘多半是经济原因。在父权制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赘婿的地位通常不会很高。然而，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无论是文、蔡两家联姻，还是文、张两家结姻，都有着双方的目的：文、蔡两家看重政治因素；文、张两家则看重家族的背景势力，经济原因倒是没那么重要了。鼎鼎大名的沈周，曾祖父也曾入赘到相城的徐家，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沈周以后的发展及声誉。后来的“四绝全才”文徵明也没有因为先祖的入赘而遭人垢病。可见，入赘在明朝还是较普遍的，赘婿的地位也较高一些，而且入赘的原因也不全是因为经济因素或女方家族对后嗣的要求。

三是文武官职。此次分流的文氏子孙都是武将出身，文氏家族后来从文惠开始弃武转文。

衡山文氏分流之际，明朝政权虽然建立，但仍有很多零散的却足以管辖一方的政权存在，还有一些残余势力，如陈汉政权。所以，在明王朝建立初期仍需很多武将和士兵来巩固这个新政权的统治。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在此期间的文氏子弟大都为武将出身的原因了。

文惠出生时，明王朝已建立了近三十年，政权稳定，国家机器也逐步完善，进入了相对和平的年代。国家不需要很多武将，而需要更多文人来更好地维持国家机器运转。文惠便弃武转文，以儒学来教授乡里，并让子孙积极接受儒家的传统教育，以期后代可以获取功名，建功立业。而事实证明文惠的选择是明智的。后人评价“吴中旧族以科第簪冕世其家者多有。而诗文笔翰流布海内、累世不绝，则莫如文氏”[5]。《长洲县志》中甚至为文良卿一女子作传[15]，《文氏族谱续集》也将文俶列入族谱之中。这在中国古代夫权至上的社会中也是罕见的。

由此可见，文氏家族成员们在元末明初动荡之际，多为武将；而到了太平之世，则致力于读书，以期获取功名，科举入仕，呈现出“乱世从戎，治世从文”的特点。

五、结 语

南宋时期文宝调任衡山教授，成为衡山文氏的始祖。衡山文氏跨越宋、元、明三朝，自五世祖文俊卿一支产生了分流现象，出现了徐州、苏州、杭州三个支系。

文俊卿更职衡州卫千户的经历和其子散骑舍人的身份为后来分流现象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苏州文氏始祖文惠顺应时代潮流、弃武转文的决定，则使文氏家族的影响逐渐达到顶峰。

衡山文氏的分流发生于乱世，分流地多达三处，涉及人数较多，是文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与前几次分流不同的是，此次分流还产生了入赘这种新的分流模式。另外，由于文惠弃武转文的选择，此次分流也可以说是文氏家族文武交替的分水岭。

对衡山文氏分流现象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整个文氏家族的发展演变过程，理解文氏家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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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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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3262(2017)05-0062-07

2017-05-10

李龙云，女，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文化史研究； 黄阿明，男，苏州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