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中违心整人的内疚

2017-09-30 06:00李景端
世纪 2017年5期
关键词:右派积极分子选派

李景端

“反右派”运动时,我刚调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研所。因为是新建机构,研究所本身没有“老账”可算。所以运动初期,我们主要是学习,谈谈外面见闻。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右派”发起反击时,发现风向有点变化。所里几位党员的发言,看得出有针对一名新来年轻人的倾向。

此人叫秦增护,上海人,人民大学国内贸易系毕业,与我同在商品学研究室。他来所才几个月,除参加运动,没干任何工作。平时爱说话,爱插话,还喜欢传播社会上的消息。因为他在所里,有时曾转述过社会上某些“右派”的言论,这些后来竟成了他的“罪状”。

那时我是共青团员,在大学时就是党员发展对象,所以运动中,我被列为“左派”积极分子。有一天党支部开会,也叫我列席。可能上面已“下达”了抓“右派”的任务,我们所人少,好像至少也要抓一个。会上认为秦增护有对党不满情绪,必须组织力量进行批判。我心中虽有存疑,但在那种环境和氛围之下,不仅是我,恐怕到会所有的人,都不敢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大家都赞成以秦为目标,开展研究所的反击“右派”斗争。

因为秦与我在同一个室,又年龄相近,领导就要我多接近秦,以便更多地“挖掘”出他的反党思想。那年代,我真把这看作是党对我的信任。加上自己存有私心,一直想争取入党,也指望以积极“批秦”的表现,来为自己的进步加分。有时明知那话不是秦说的,是他转述他人的话,或也知道秦所讲不是那个意思,但在“奉命批判”加上“自我表现”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秦仍干起了“扣帽子”“放大事实”“无限上纲”之类的事。那时,政治上的盲从,已经压垮了自己的是非判断。面对“反右派”洪流,我违心地随波逐流,失去自制。

例如,报上有人批评由组织上选派出国留学生这种做法,秦表示同感,曾发言支持实行选派留学生公平统考。这本是别人的主张,但我却说他“恶毒攻击党培养干部的方针”,“要剥夺工农子弟受教育的优先权”。报上有人批评苏联曾运走东北的机器设备,秦在所里发言时讲了这个情况,并没多说什么。但为了把他“批倒”,我质问他:“你没在东北,怎么知道机器被苏联运走?”“你只讲苏联运走东北机器,为什么不讲苏联支援我们156项建设?”就是这样,把“恶毒攻击苏联”的帽子给他戴上了。

在“左派”和我这样积极分子的批判下,终于秦增护被打成“右派”。多年后得知,他在河北某县劳动改造时,在一次意外中溺亡。

对于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可怜同事,我为他的不幸遭遇,深感痛心惋惜,也為自己的违心自私,备感愧疚与忏悔。但愿这样的悲剧,切莫再发生。那种随意上纲、违心整人的历史,更不能再重演。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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