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著书”的因袭传统与文化内涵

于格

摘要：“发愤著书”传统在中国文学史中源远流长，该命题虽由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但在之前与之后的历史中都有着明显的因袭脉络；“发愤著书”迥异于传统儒家“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而是反其道而行，空前强调真实的消极能量对文艺创作的巨大推动力；该命题正确揭示了创作心理中一个巨大而长期被掩盖的神秘空间，具有非凡的意义。

关键词：发愤著书；儒道文化；创作心理

“发愤著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著名而显要的命题，该命题蕴含在由司马迁在给友人的书信《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家学渊源，自身又才华异禀，本应该仕途坦荡，一生安顺，然而因替友人李陵申辩而触怒武帝，惨遭酷刑，身体被毁坏，尊严也被践踏。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凝视痛苦，抉心自食，靠着对痛苦与命运的不妥协最终创作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巨著《史记》。在《报任安书》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被后世概括为“发愤著书”。然而，发愤著书并非横空出世，在此前与此后的历史中，它的前身与变体也时时在对中国古典文学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

在对自己创作《史记》的内心情感挣扎与切身体会的倾诉中，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在沉郁中创作出经典巨著的事例：“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