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济关系政冷经热与政冷经冷的时间划分及特点

张鑫+魏强

摘 要：中日关系始终在政冷经热和政冷经冷中来回变动，但是，其划分的时间点始终不明确，本文引入chow检验，明确政冷经热和政冷经冷划分的时间点，并分析各段时间内，中日关系的特点。

关键词：中日关系 政冷经热 政冷经冷 时间划分

阙澄宇在《国际金融》一书中，将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划分为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其中国际收支状况、通货膨胀率的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为影响汇率的长期因素，利率差异、各国汇率政策、投机活动与市场心理预期为影响汇率的短期因素，国际性经济、政治或军事突发事件等为影响汇率的其他因素。【1】从阙澄宇对汇率影响因素的划分，我们可以把国际政治因素作为影响汇率的次要因素，它只有作用在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上，才能对汇率波动产生重大的影响。谷声然在《影响汇率变动的基本因素分析》一文中指出，影响汇率变动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纸币本制下的规则和制度影响着汇率变动；二是一般人类劳动是汇率变动的最深层次的 原因；三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影响名义汇率的具体因素。【2】刘志国 ， 周丽俭在《论影响汇率的因素》一文中指出，在纸币流通条件下 ， 外汇市场上实际汇率的形成是由外汇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在外汇供求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 ， 其中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军事因素和心理预期因素等，且各种因素之间互相联系和制约。【6】实际利率是由外汇供求状况决定的，那么影响外汇供求状况的主因子是贸易逆差额，根据货币学派的观点，影响汇率的因素还包括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两国利率的差异，两国货币供给量的差异。本文将人民币与日元的兑换比率（ER）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中日貿易逆差额（TD）作为解释变量，将中日两国利率差（IR）、中日两国GDP差额（GDP）、中日两国货币供给量差额（M2）作为控制变量，利用2010年1月到2014年12月，这5年60个月的数据，利用chow检验，分析出政冷经热和政冷经冷的分界点。

从chow检验的结果来看，只有2012年9月，它的F-statistic为13.56461大于临界值，因此可以确定2012年9月是模型的一个结构断点，我们根据这个结构断点将模型分为两部分，其中2010年1月到2012年9月是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阶段，2012年10月到2014年12月是中日关系的政冷经冷阶段。

其中，模型一为2010年1月到2014年12月，这60个月的数据拟合成的模型。模型二是根据chow检验的结果，将数据的分割点定在2012年9月，根据2010年1月到2012年9月，这33个月的数据拟合的模型。模型三，根据2012年9月到2014年12月，这27个月的数据拟合的模型。其中，表内变量对应的数值是回归后的系数，括号内的数值是回归后的T值。从拟合优度的角度来看，模型二的拟合效果较差。从F值来看，这三个模型均通过了F检验。模型二反应的是中日关系政冷经热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三反应的是中日关系政冷经冷时，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一般而言，两国的GDP差额可以代表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两国经济状况的差异等。中日两国GDP差额与中日两国汇率一般呈现正向关系，中日两国GDP差额越大，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越强，大量日本投资将会涌入中国，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日元数量就会增多，中国需要用更多的日元去换取人民币，这时，日元贬值，人民币升值。而对于货币供给量差额，它一般可以代表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一般而言，中国的货币供给量远远高于日本货币供给量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就会高于日本，这时中日两国货币供给量差额与中日两国汇率应该呈现反向关系。对于两国的利率差异，根据利率平价理论，利率高的国家其远期汇率一定低，反之，也成立。其原因在于，投资者会将剩余的钱用于储蓄，而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的利率，选择利率高的国家进行储蓄，中国的利率高于日本的利率，因此，大量日元会流入中国，人民币升值，日元贬值，中日利率差异与中日汇率呈正相关关系。对于贸易顺差额，它是最重要的影响汇率的因素之一，中国从2011年开始，始终处于对日贸易逆差，在中日贸易中大量日元涌入中国，且中国对日本的经常账户余额经常存在，因此，人民币升值，日元贬值，中日贸易顺差额与中日汇率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国际政治因素作为一个间接因素不能直接作用于汇率，只能作用于投资和消费产品和服务，进而对汇率产生影响。在本文中，中日GDP差额和中日贸易顺差额为解释变量，中日货币供给量差额与利率差异为控制变量。

而表二中很多指标的系数与上述分析不符，说明模型不稳定，因此需要对模型的变量做单位根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对各变量进行差分，构造新模型，形成新的回归结果。

从上表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中日两国货币供给量的差额与中日汇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与经典理论不符。其原因在于：货币可以当作一种资本，而且人们在生产过程中追求的不是实际商品的多少，而是货币。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代表这一社会的平均利润率越高，货币作为资本的收益率越大。因此从货币收益角度可以看到，货币供给量增加所带来的较高的收益率会导致人们追逐这种货币，进而推动汇率上升。[7]而本文中中日货币供给量的差额与中日汇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正可以通过以上观点来解释。与此同时，不难发现，模型（5），也就是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时，中日两国GDP的差额与中日汇率出现负相关的关系，而在这一时期，出现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其原因在于：中国GDP升高会导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加强，而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加强，会导致中国产生更多的GDP，这是一种螺旋上升的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群众对日本的消费品消费也会上升，这一阶段显著的特点是中国与日本贸易，在个别月份中国出现逆差，即使是顺差的月份，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顺差不大。因此，这一阶段中日两国GDP差额与中日两国汇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是十分正常的。到了中日关系政冷经冷时期，也就是模型（6），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人民对日本消费品的消费降低，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顺差已经十分明显，这时，中日两国GDP差额与中日两国汇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对于模型（6），中日两国的利率差与中日两国的汇率呈现负相关关系，这又是与传统的分析矛盾之处。由于模型（6），正处于中日关系的政冷经冷阶段，国际政治因素的传导因素是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利率在中国一般由央行直接调控，并不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且利率差在2012年10月-2014年10月之间始终是0.27%，2014年11月-12月为0.245%，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属于模型中的冗余变量，应加以剔除，形成模型（7）。其他各变量的系数均与经典分析中的结论相同，在此，本文不做更多赘述。

参考文献：

[1]阙澄宇 国际金融[M]，2010，10：16-19

[2]谷声然. 影响汇率变动的基本因素分析[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42-46.

作者简介：

张鑫，（1991-），硕士，现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培训学院。

魏强，（1988-），学士，现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培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