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雯
作为一个没有生育欲望的26岁女青年,我很讨厌的一件事就是别人跟我说:26岁是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每次我都毫不犹豫地怼回去:“敢情26岁零一天生出来的就是智障?”每次吐槽那些飞机上火车上大吼大叫的熊孩子时,也会有一些讨厌的人跳出来说:“等你做了妈妈你就知道了。”我依然很想怼回去:“谁说我一定会当妈?”
在结婚生子这些人类永恒的话题上,我和大部分人都谈不大拢,但也因此,我一直能站在对面去关注那些身份骤变的女性:她是否已经做好了足够的准备迎接人生的变化,她身边的人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近几年,关于产后抑郁的即时新闻很多:有带着孩子喝农药的,有离家出走的,有跳楼自杀的……其中既有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女性,也有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女性。在一般人的观念中,生孩子一直被视为一件开心的事,可为何她们更容易做出极端的事呢?作为旁观者,我们经常只看得到好的那一面,却很少去关心她们到底面临着怎样的精神困境。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中,成为母亲一直是一种义务,一种必须,以至于我们很少去反思,女人的这项附加功能是否正在变成一种绑架?产后抑郁的话题,说到底还是生育意愿、家庭责任分配以及代际沟通的问题。
接受采访的这几位产后抑郁的妈妈,每个人都和我家长里短地聊了三四个小时,吐槽的其实都是油盐酱醋细枝末节的东西,母亲曾经如何虐待自己、婆婆如何嫌弃自己、老公如何做甩手掌柜……有一些瞬间,我甚至有点出神,是她们原来就这样,还是生活将她们陷入了这种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