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街：一个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空间

黄菲菲

★民族研究★

三月街：一个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空间

黄菲菲

本文以三月街为例，通过对三月街的历史变迁的梳理和当下三月街会期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的描述，试图揭示在三月街这样一个文化空间中“民族团结”的生成路径。

三月街；交往交流交融；民族团结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仅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和发展的，而且是在节庆等重要的时间和空间中加强和定型的。考察不同地区的民俗节日，可以发现在这样的“文化空间”中，民族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得到集中的展现，促进了不同地域乃至整个国家的“民族团结”。

云南大理的三月街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空间”。大理风光旖旎，气候宜人，各民族百姓在这片土地上幸福的生活了数千年之久。千年的积淀，孕育出了形式各异的民族节日，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开始的三月街便是其中之一。历史文献证实，三月街可以从唐代永徽年间追溯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有很多学者对“三月街”的历史发展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系统的分析，如李锡恩根据史料分析了大理三月街的起源、形成和发展[1]；段继华、铁军探究了三月街流变的过程并引发了对民族节日文化发展趋势的思考[2]；还有学者对三月街变迁的影响因素[3]、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4]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从多个方面对三月街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在本文中，笔者将从一个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空间角度对三月街进行探究。笔者在2017年4月11日-4月17日，对大理“三月街民族节”进行了田野访谈和参与观察，注意到了在这个空间中，不同民族甚至不同国家的居民进行着多种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所以本文想通过“三月街”所展示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图景，进而讨论在这个空间中“民族团结”的生成路径。

一、“三月街”的历史变迁

(一)三月街的起源

三月街又称为“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民族节日。关于三月街的起源，地方社会有着这样的一些传说：

其一，相传很久之前有一个叫罗刹的恶魔，他每天都要吃别人的眼球，给当地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终于有一天观音大士降临此地，用精湛的法术收服了罗刹。为了防止恶魔卷土重来，每年农历三月十五在此讲经说法[5]。

其二，相传在洱海边住着一个靠打鱼为生的小伙子与龙王三公主互相爱慕结为夫妻。三月十五这天他们一起参加了嫦娥仙子在天上举办的月街，被它的热闹和繁华所吸引，决定要让人间也有“月街”，于是他们在苍山中和峰的缓坡上开始了贸易交流。[6]

从这两个传说可以看出，三月街的起源既有宗教色彩，也有生活成分。其实考察关于“三月街”的历史记载，就可以看出这个“文化空间”是从宗教的“神圣空间”转变为世俗的“生活空间”。

从各种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三月街最初叫“观音街”，应该是一个讲经庙会。由于大理地区处于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震频发，造成了大量财产损失和人员死伤。对那些面对自然灾害无能为力的百姓来说，地震带来了内心难以化解的悲痛。这一时期，佛教开始传入现在的大理地区，它像一道光芒照亮了大理人民黑暗的生活，使他们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和解脱，成为灵魂的依托。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佛教被广泛信仰。讲经说法的庙会逐渐有了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这样就慢慢形成了一年一度的“观音街”。

(二)三月街的发展

南诏国时期，随着前来参加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对吃住的需求也不断扩大，三月街的商品买卖也开始慢慢发展起来。“观音街”逐渐变成宗教祭祀活动与商品贸易为一体的集市。明代学者李元阳在编纂的《云南通志》中明确记载到：“三月十五日在苍山下贸易各省货物，自唐永徽年间至今，朝代累更，此市不变。”[7]就明确指出了这个空间中的经济贸易特征。

到了大理国时期，宋与周边民族的战争不断，马匹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但是宋的疆域所辖区域并不适合战马的生长。关系紧张时，北方的辽与西夏又不愿与大宋有马匹交换，宋朝战马非常缺乏。而此时的大理国盛产良马，成为了宋朝马匹输入的重要基地。大理作为茶马古道的贸易重镇，三月街也理所应当的成为了马匹的交易的场所。

明清时期，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水平总体上有了新的发展，作为西南贸易的重要地区大理更是繁华一片。三月街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型市场。此时的三月街不仅是生活用品、大型牲畜、药材贸易等的综合市场，赛马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举行。其盛况用《徐霞客游记》来形容就是：“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设于城西演武场中……其北为马场，千骑交集。”[8]可见当时的赛马活动已经十分热闹。

清末民初，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和垄断，受频繁战乱的影响，三月街的市场秩序、物价水平都十分混乱。在抗日战争期间，部分经济中心南移，加上日本对沿海口岸的封锁，滇缅公路成为一条重要的进出口物资路线。下关区是当时商贸运转交流的中心，很多商人在此从事商业活动，与之相离不远的三月街也等到了发展与恢复。[9]新中国成立以后，动荡局面才有所扭转，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三月街在这一时期所承担的作用并没有改变。

(三)三月街的繁荣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为了使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社会均衡发展，国家政策向民族地区倾斜。此后的三月街发展更为迅速，不仅延续了以往的交换功能，还更多渗入了时代元素，逐渐成为一个集传统与现代为一体的贸易市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街赶千年”的三月街被政府定为“三月街民族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各种商品展销和文化活动，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和商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三月街也悄然发生变化，顺应市场规律，符合消费需求，扩大知名度。

三月街的迅速发展与政府的合理规划密不可分。一个活动的顺利举行，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只依靠民间的筹集和安排无法圆满完成。比如商家的摊位划分、大量游客的接待、特色产品的展销、安全与秩序的维护等都需要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从1951年，大理政府就开始参与三月街活动，政府近几年对于三月街旁边的214国道进行加宽重建，缓减三月街期间这一路段的拥堵情况；并在会场旁修建五星级的中和坊商务酒店，有利于三月街期间对于客商的接待。”[10]

在2017年三月街的赶街过程中，笔者发现其集市发展与有的传统的节日活动有很大不同。例如相比蝴蝶会、绕三灵的集市，三月街的规划更为合理，活动更多，区域划分非常清晰。除此之外，最为抢眼的主会场齐聚了云南各地具有影响力的品牌，他们多以政府支持的展销活动出现，由政府部门统一安排，为期一周。各少数民族特色产品众多，茶叶、肉肠、工艺品比比皆是，琳琅满目，别具一格。

二、“三月街”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笔者于2017年4月11日-17日，对三月街进行了整体的参与观察和个别的深度访谈。单就这次“三月街”举行的活动来看，确实丰富多彩，不仅有大理州政府举办的“开幕式暨大型文体表演”、“民族节赛马大会”、“民族民间歌手大赛”、“大本曲弹唱”、“12县市名优特新产品展销活动”，还有各地的商人进行的商品贸易活动。在“三月街”这个空间中，不仅形成了大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而且促进了云南省内、中国各地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甚至还催生了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一)大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大理是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是地域文化的核心。“白族文化是唐中叶至两宋以洱海流域为中心的南诏和大理两个地方政权时期形成的地域文化。”[11]从蜀身毒道到茶马古道，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使白族形成了自己兼容并蓄的文化体系。三月街就成为“白族文化”展演的主要空间，每年开街都会举办各类丰富多彩、质量上乘的民族文娱活动，在三月街的街期中，白族的文化精粹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带给大家别样的文化盛宴。

白族的大本曲展演。它是白族古老的民间艺术，一人说唱、一人三弦伴奏，将人物、情节娓娓道来。2017年4月13日三月街主要的大本曲有如下表所列内容：

表1 2017年三月街白族大本曲弹唱节目表

三月街源自对白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对其的认同和记忆。例如白族本主文化、大本曲、白族男女对歌活动都是本民族的文化精髓。但是这些活动在平常的生活中已然很少见到，只有通过民族节日和民族活动得以重新集中展现在大家面前。三月街作为一个平台弘扬了民族文化，加大其宣传的力度，扩大白族文化的认可度，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心。笔者在三月街活动中遇见了住在大理下关区的杨先生一家，他告诉笔者：

我们现在参加三月街不是为了购买产品，很多吃的、用的在家门口都可以购买到，我主要是带孩子来看赛马等民族节目的，这些活动平时很少能看见，希望孩子能够感受一下民族节日的气氛，体会民族文化的精髓。[12]

除了白族文化的展演外，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也在这个空间中得到了展现和交流。2013年三月街文艺演出组委会组织了全州文艺会演和民族民间歌舞展演，民族民间歌舞展演节目达106个。每年的活动都是各民族文化流动的一次机会、一个舞台，2017年也不例外。

在三月街的主会场旁的广场上旁有一个对歌台，各族百姓都可以上去一展歌喉，参与对歌活动。众所周知，彝族的“打歌”非常有名，它是群众自娱性的集体舞蹈，歌词内容丰富、舞姿活泼多变，“诗、乐、舞”三位一体，在三月街上很受欢迎。

值得一提的还有大理回族的饮食，在三月街的所有饮食摊点中是最不能忽略的。一是它的种类繁多。回族黄焖鸡、羊肉串等在小吃中占了很大部分。二是品尝的人多。到中午时，回族的饮食店基本家家客满。三是分布的范围广。据笔者统计，三月街北干道、小饮食区、南干道都有回族食品分布，其中北干道仅回族羊肉串就有10家，黄焖鸡8家。回族饮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体现。

(二)省内国内不同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三月街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著名的集市，吸引了大量本地及国内外各族群众的参与，可以说三月街是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次盛会。不仅文娱活动内涵丰富，物资更是包罗万象、目不暇接、争奇斗艳。首先表现在种类的多样。三月街汇集了云南各地及其他省份最有特色的产品。这里有惟妙惟肖的雕刻工艺；也有香味四溢腌腊制品；有质量上乘的药材市场；也有生活所需的百货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其次表现在种类的细分上。例如普洱茶按加工工艺不同分为生茶、熟茶。按外形又可以买到散茶、饼茶、沱茶、砖茶等，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无论你来自哪个地区，三月街的物资都可以满足你。

表2 2017年三月街会场布局主要区域

在进行商品贸易的同时，来自省内不同地区、国内不同省份的人们也开始频繁的交往和交流。笔者在2017年的赶街过程中发现，三月街的商业活动不仅有参加十几年的老商人，也有刚刚来参加的新入户。比如来自腾冲的根雕店张老板，今年是第一次参加三月街民族节，老板娘告诉笔者：

我们来到三月街不仅仅是为了做生意挣钱，听说三月街非常热闹，周围很多少数民族朋友也来参加，所以今年我们一家决定一起来看看。看看别的民族的发展，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学习经验。虽然一路从杏花村来到这里路途遥远，但是我们早早就准备了，这几天还是非常高兴的。人少的时候，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去各摊位看看，买点特色的东西带回家。[13]

三月街的药材贸易起源很早，而南诏时期瘟疫的爆发，也促使了外地药材的汇入。药材一直都是三月街主要的交换物资。曾有学者对三月街的药材市场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了三月街药材市场长盛不衰的原因[14]。笔者在2017年调查中注意到，参加药材交易的，不仅有来自省内昭通、文山、迪庆等州市的药商，还有来自四川、贵州等省的药商。比如药材区的申大叔告诉笔者：

我来三月街十几年了，每年都来这里卖药材。我的药材主要是家人去昭通、文山等地收购的，平时主要在昆明螺蛳湾开店经营，每年的三月街我都要到这里赶会，把这些药材卖出去。现在三月街的规划一年比一年好，今年是最好的一年。我对三月街很有信心，虽然岁数不小了，我还年年要来参加。[15]

三月街赛马活动的形成与战争的需要和马匹的交易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宋朝时期，大理每年都要向宋王朝出售马匹。"在交易中，要看马跑的速度和走法来区别优劣，因而出现了赛马和马术，"[16]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了现在。2017年赛马活动依旧是三月街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天的赛马场都是人山人海。主要进行的比赛内容如下表所列：

表3 2017年三月街民族节赛马大会比赛日程

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2017年举办的赛马比赛，除大理本土马队以外，还吸引了迪庆、昆明、内蒙古、辽宁、贵州等地的马队和骑手参加。比如来自省内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参赛者不仅马匹数量多，而且骑术精湛；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骑手在比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三月街的赛马场上来自各地的马队同台竞技，赛种多样，战况激烈。现代的赛马比赛已经逐渐转变为一种体育文化，用现代的竞技模式促进民族之间文化交流。

(三)世界不同国家间的文化交流

蜀身毒道的开辟，沟通了我国与印、缅等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三月街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缅甸的玉石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是其玉石主要的出口国之一。云南与之地缘接近，自然成为缅甸众多的玉器、琥珀、翡翠等进入内地的边境口岸。2017年三月街集市，也理所应当成为缅甸玉石的销售之地，在观音古街，有十多家来自缅甸的商人销售他们的玉产品。在贸易的交换中，美轮美奂的珠宝玉器带我们走入了灿烂的外国文化。

从三月街的文化交流中可以看出它既有横向也有纵向交流、有广度、有深度。在这里各民族在平等自由自愿的基础上，彼此接近、相互学习，找到文化的认可和情感的归属，是一次民族关系的拓展。

三、文化交流交融与民族团结

胡锦涛同志曾经指出，要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论断指明了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正确路径[17]。他是把“有利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为要坚持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的政策导向中的“两个有利于”之一提出的。[18]

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2015年1月19-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云南时再次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19]，2016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习总书记强调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

坚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搞好民族团结的必然要求。首先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状态，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其次，交往交流交融是化解民族问题的方法。互相信任、凝心聚力、同心协力推进社会经济向前发展。三月街可以说是一部中国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缩影。延续了千年的三月街是大理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见证，也是促进和谐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桥梁。

(一)作为民族团结“形式”的“民众交往”

“交往起始于物质生产活动，又不仅仅存在于物质生产活动中，是以物质交往为基础的全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往的总和。”[20]民族交往是一个持续接触、动态发展的过程，是民族关系和谐共进的前提，是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不同民族在延续自身传统的同时，通过交往互相了解，彼此信任。

在三月街这个空间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籍的民众开展各种类型的交往，这是民族团结的主要表现形式。例如笔者在主会场发现各族群众对展销的产品特别感兴趣，往来咨询购买的人很多。老荣叔和包三姐豆腐肠的销售人员告诉笔者这几天不仅产品销售量大增，还认识了很多新顾客，互相留了微信、电话、名片，以后还继续联系合作。再如对队歌场上四方群众齐欢聚，不分民族共同参与对歌活动，歌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三月街类似这样的“民众交往”活动很多，这些形式都极大地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深入了解彼此，拉近感情，推动民族团结。

(二)作为民族团结“内容”的“文化交流”

民族交流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增进感情，弱化冲突，认知差异，培养出共同的认同感，其中文化的交流对发展民族关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对本民族的文化有清晰的认识，并且对深层的文化价值有极大的认同，同时愿意吸收其他文化精华。如果民族文化交流不畅，可能会带来民族冲突，影响国家团结稳定。

三月街的文化交流在保有本民族传统风俗的基础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的变化以及旅游业的开发，传统节日也逐渐地融入其他民族的文化风俗，文化交流的身影随处可见。为了更好地开发三月街，必然要满足各地百姓的需求，增加新的元素，文化兼容。除了各族百姓积极参加赛马对歌等特色活动，彝族的打歌、傈僳族的舞蹈都登上了三月街的表演舞台，白族的工艺品也融合了其他地区的文化艺术风格。例如在扎染的花布上，纹样改变了以往常用的蝴蝶、马齿花、梅花，增加了汉族文化传统中的龙、凤、鹤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为了迎合各地的百姓需要，扎染店铺不仅出售白族传统的服饰、用品，还销售各地通用的挂件、装饰画等，显示出了一种文化借用，满足各族群众的需要。而这个相互交流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碰撞与吸收，认可与被认可的过程，在相互交流中形成了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新旅程。

(三)作为民族团结“本质”的“民族交融”

民族融合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融合需要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尊重各民族的差异和文化习俗，在交流与交往的过程中，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减少差距，增强共性。民族融合绝对不是以放弃本民族的特点为结果，它是为了各民族更好的交融而提出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在这种社会变革中，人口流动加剧，交流交往增多，进而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矛盾多数是由于互相不够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一些误解”。[21]所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文化上的交流交往交融显得尤为重要。三月街的举办，就是在欢乐中给各民族的百姓提供一次民族文化交融的机会，互相认同理解对方的传统、消除误解、认同国家的民族政策、促进和谐的民族关系。

小 结

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三月街的发展可以看出：在这样的空间下，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信任，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理解，也就增强了各民族的团结。文化是三月街发展最持久的力量。它是沟通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最好的方式，每一个民族首先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内核与精神内涵，才能够发展得更有根基，才会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才有与之交往的资本。其次要与时俱进。在新的社会背景下，给文化更多的认同，化解分歧，正确看待其他民族的文化精粹并加以融合。融合不是趋同，而是理解差异、相互学习、拉近心理距离的过程。交流交往交融就是从生活的交流扩展到思想、心里的真正交融。三月街民族节中的多元文化空间，打破了封闭，给交流提供一个渠道，凝聚了共识，让民族文化大放异彩，促进了高层次的民族团结！

[1]李锡恩.大理三月街的起源形成和发展[J].下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p23

[2]段继华、铁军.云南大理三月街的流变初探[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p67-70

[3]刘兵.大理白族三月街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D].贵阳：贵州财经大学，2012年

[4]姚磊.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J].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p128-135

[5]刘兵.大理白族三月街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D].贵阳：贵州财经大学，2012年，p8

[6]吴秀林.试论“三月街”对大理经济文化的影响[J].大理学院学报(综合版)， 2007年第11期，p35-37、p76

[7]赵寅松.白族的文化[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p142

[8]〔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校注：下[M].朱惠荣，校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p1018-1019

[9] 参见姚磊.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J].广西民族研究，2016年第6期，p128-135

[10]刘兵.大理白族三月街变迁的影响因素研究[D].贵阳：贵州财经大学，2012年，p36

[11]张金鹏.白族文化与现代文明[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p22-27

[12]杨先生，38岁，大理下关人，2017-4-12访谈于三月街赛马场

[13]张老板，云南腾冲人，45岁。2017-4-13访谈于三月街根雕一条街

[14]段宝忠，胡建勇.大理“三月街”药市的历史考察[J]. 中国现代中药， 2013年第8期，p718-720

[15]申大叔，57岁，昭通人。2017-4-12访谈于三月街C区药材铺

[16]蒋文梅、倪利.浅议大理白族三月街赛马及现实意义[J].新西部(理论版)，2015年第10期，p33

[17]金炳镐、肖锐、毕跃光.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p66-69

[18]王有星. 正确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思想[J].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p29-31

[19]陈建樾.激荡与互动: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的提出与清晰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p41-51

[20]金炳镐、肖锐、毕跃光.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p66-69

[21]杨圣敏.加强文化交流实现更高层次的民族团结——从过去的背对背,到现在的面对面,再到不久将来的心连心[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p5-6

[责任编辑：林俊华]

March Street: A Cultural Space of Multi-Ethnic Communication

HUANG Feifei

The paper takes March Street as an example, comb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March Street and describ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xchange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March Street Festival, to reveal the formation path of national solidarity in such a cultural space as March Street.

March street ;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y

F592

A

1674-8824(2017)04-0023-07

黄菲菲，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2015级研究生。(云南大理，邮编：67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