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70”后作家群及其城市书写

马过

摘要：新旧世纪交替之际，70年代作家经市场之手以“美女作家”集体亮相，然而过度物欲化的写作无法支撑他们的长久发展，终于在一阵喧嚣之后归于平寂。然而进入二十世纪以来，“70后作家”再次登场，以全新的城市书写立场为文坛带来了一股新的文学气象，他们以进行或是乡土回望，或执着日常或保持对形式的热情的姿态演绎了“70年代作家”深切的人文情怀和创作的精英立场。

关键词：70年代作家；城市书写；回望乡土；执着日常；形式热情；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原有的社会结构开始进行分化和重组。集体主义解散，资本家借助市场的东风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崛起的现代都市正在它的组织者手中翻云覆雨，而人类也迎来了他们崭新而腐烂的消费时代。

面对这一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敏感的文学家们也开始纷纷作出回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期刊及出版机构作为强有力的幕后推手，策划了“七十年代作家”的首次登场。1998年《作家》杂志在其第7期推出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其中包含卫慧、棉棉、周洁茹、朱文颖、魏微、戴来等在内的作品，并由此正式衍生出了“美女作家”一说。她们的作品无一不向我们揭开了这样一幅城市景象：饱受消费文化物质淫浸的女主人公们，她们出入在都市特有的消费场所，带着几乎与生俱来的都市经验实践着新型的人生观和两性观：追求刺激，追求瞬间生命的巅峰体验；迷恋物质，人对物的依附超越以往人和人之间的交往牵连；重视身体，将欲望、色情和性还原至近乎梦幻的自然生命本真状态；流连在酒吧、派对、爵士乐、大麻、迪厅、咖啡室、性高潮……，对“酷”性表演顶礼膜拜等等。糜烂、堕落和极度情绪化的成长感受使她们一边迷失在欲望之海，一边在绝望的边缘跌跌撞撞。她们的书写彻底抛离了长久以来文学所寄生的土地，在五光十色的城市上空尖叫驰骋。她们的文本完成了首批对都市欲望书写，但也因其创作“为了消费”的产品包装性和过度纵欲式的表达在进入新世纪就匆匆退场。

然而这不代表“70后”作家整体的消弭，二十世纪越来越多的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开始将目光下移，和真实普通的城市大众的生存心理实现了情感对接。这可看作是他们的“第二次文学崛起”，并且这一次“才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体真正的崛起，他们的作品修正了我们长期以来对“70年代人”的误解。”进入新世纪以来，不少七十年代作家都以可观的创作数量和厚重的创造分量再度吸引了读者和评论家的目光。他们以《人民文学》《收获》《芙蓉》《山花》《小说界》《南方文坛》为阵地，实现了文学的大丰收。对于这批新晋70后群体，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划分。

一、现代视角上的乡土回望。

这部分作家包括徐则臣、鲁敏、乔叶、张楚、王棵、黄咏梅以及从上世纪“美女作家”中一路走来的魏微、金仁顺等人。相比与五六十土生土长的乡土文学作家，这一代作家从村民到市民身份的转变使乡土成为他们跻身于现代社会的跳板。乡土只给了他们最初面对世界的身份，农民在经济浪潮的席卷下再也无法“翻身把歌唱”，只得乖乖听从现代化的召唤向都市发展看齐。这批作家手下的城镇书写由宏大的历史规模缩小到了小城小事的范围内，着重于记录新世纪城镇的变迁和人与城的关系，客观表现了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中乡镇百姓的哀乐情仇和时代伦理的精神变迁。徐则臣的作品中构建了两个不同空间的生存面貌，即“京漂”系列和“花街”系列，他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啊北京》、《天上人间》都展示了远离城镇奔波于北京这个“理想之城”的一类人群的现实处境。他们处在作为文化和经济發展中心的北京，但却时时刻刻承受着“被悬挂在生活边上”的痛苦。

无论是边红旗，敦煌，矿山，他们满含期待的要施展一番抱负，然而无一例外的从事了贩假证、卖碟片的生计，在自身安全都不能担保的情况下，他们的人际关系和也充满了临时性和不稳定性，出走和自我未实现的矛盾一直在他们人生中交葛，但他们向着理想追求的姿态却是高昂坚韧的。而《花街》、《忆秦娥》、《水边书》、《还乡记》、《耶路撒冷》则将叙事背景选在了水城“花街”，跑码头的男人，宽广的运河、做卖肉生意的外地女人还保留了一些乡土本身的原始和天然；鲁敏的“东坝”系列在她的作品《离歌》、《风月剪》、《逝者的恩泽》、《思无邪》中向我们展示的则是充满了安详朴素气息的伦理的乌托邦。乔叶《最慢的是活着》、《指甲花开》、《遍地棉花》写了豫北小城里中国传统女性们的道德观的冲突与交融，对古老仁义的乡村秩序从反叛到包容的心理过程。

张楚的《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大象》、《长发》、《良宵》、《梁夏》、《小情事》等也虚构了桃源县、梅镇、清水镇等小城镇的故事，这里的乡村和农民或多或少都和城市维系着稀疏的关系，这里的男人女人在世事变迁中演绎着自己的纠葛和创痛，文笔冷静干脆又充满诗意的光亮，将小人物的在厚重生活打压下的失意落魄真实呈现。魏微的《乡村、穷亲戚和爱情》、《大老郑的女人》、《姊妹》、《家道》、《沿河村纪事》等也表现在广州一座南方小镇上道德伦理与自然人性的分裂和疼痛，刻画不同女性们复杂的善恶纠葛和丰富的世事体晤。

二、再度先锋的形式热情

这批作家有李浩、朱山坡、田耳、东君、李约热、朱岳等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潮小说”掀起了一场小说革命的风潮，将叙事重心由从前的“写什么”变为了“怎么写”，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小说影响的中国作家们将元叙事、荒诞感搬入小说。70年代作家们无疑受惠于苏童、余华等的先锋精神，面对“影响的焦虑”依然对文本形式的探索有着极大的勇气和热情。

李浩《闪亮的瓦片》、《会飞的树》、《乡村诗人札记》、《那支长枪》、《将军的部队》、《飞过上空的天使》等作品一直在勤劳的探索小说形式的可能，不仅文体多变，而且“迷宫”结构的营造，时空交错的手法，蒙太奇的使用，情节的荒诞感，纷繁意象的选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小说叙事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典范；东君的作品《人·狗·猫》、《荒诞人》、《树巢》、《子虚先生在乌有乡》、等也鲜明带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痕迹，同时加入了明清白话小说甚至元杂剧的神韵，是多种文化元素交融的结果；田耳的《环线车》、《衣钵》、《郑子善供单》、《座摇椅的男人》、《一个人张灯结彩》、《在场》等作品中虽然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叙事策略，但都表现对形式革新的勇气，无论是故事套故事的讲述方式，侦探小说的悬疑色彩，梦靥式的恐慌氛围，偶然性的强化，都借助于形式的力量增强了文字的表现力。他们的先锋不是为新而新，而是在形式的皮囊后表现了城市生活中人与人关系的荒诞，承接了八十年代的先锋精神并附之以全新的时代意义，对于当下小说在文体上的探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执着于日常的中间代。

2012年3月3日，70后作家曹寇、路内的新书发布暨“中间代”文学突围研讨会在现代文学馆举行。会上提出了“作家的中间代”这一新概念，并推出冯唐、慕容雪村、路内、曹寇、阿乙、苗炜等一批出生在1968～1978年间的“中间代”代表作家。同年6月1日，铁葫芦图书推出了《代表作·中间代》，引起了文坛的关注。这是国内首次出版“70后”代表性作家优秀作品合集。他们皆是“跨界写作”分别从事过杂志编辑、IT、警察、教师、工人、医生、广告公司创意总监等工作，执着于日常经验的表述，意在展示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人的生存体验。

就书中所收录的作品而言，苗炜的《星期天早上的远足》讲述了一个主人公“我”向往于朋友季阳云游四海各处旅行的潇洒生活，但却得知背后也只是俗事缠身的丑陋骗局，曹寇的《小镇夜景》以寻找失踪教师梁小春为线索，却描写了寻找之路上一群男教师簇拥着表姐为讨得其欢心的殷勤手段；路内的《四十乌鸦鏖战记》讲述了四十个男生在郊外一家破旧工厂的实习经验，赋予了青春记忆以强烈的时代感中。冯唐的《安阳》怪力乱神，延续了其痞子文人的作风，以夏商为背景，阿丁的《你进化的太快了》和柴春芽的《长着虎皮斑纹的少年》二者都表现了对社会文明发展的挑战和质疑。总之，作为新晋的70后创作群，这批作家更善于将目光投向纷繁城市的底层，探索大时代背景下人的生存处境和个性精神，将都市从欲望的深渊中解脱出来，赋予更多人文关怀和生活的意义感。

结语

目前學术界普遍认为“70后作家”背负着尴尬的时代身份：向前追溯，面对星光璀璨的“60后”创作群体，他们普遍对宏大的历史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力不足，也缺席于建国后流派迭起的文学热潮，不曾经历被政治意识形态高度束缚的压抑与挫伤，也对传统的民间资源缺乏体恤；向后观望，他们又缺乏“80后”作家面对市场游刃有余的灵活性和读者占有力，对比年轻一代的严重的写作商品化他们还不愿混进市场人云亦云。正如评论者张柠所言：“他们端着理想主义这碗残羹剩饭，眼睛盯着酒肆茶楼的精彩世界；他们既没有享受过八十年代的精神大餐，也没有尽情享受九十年代的丰盛物质。他们是精神和物质、红色文化和黄色文化夹缝中的一代，他们一条腿踩在书斋的沉思默想里，一条腿踩在市场的躁动不安中。”

然而无论是哪种方式的命名，我们都可以明显看到这批晚来的七十年代作家，即使因他们较之前辈薄弱的历史使命感和较之后辈悬殊的市场竞争力而缕缕被定义为“尴尬的一代”，“被遮蔽的一代”，“站在门槛上的一代”“夹板中的一代”，但他们仍然用作品为七十年代“美女写作”阴影下真实的人的城市体验进行了正名。而他们比下的城市已经和卫慧等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这批作家的创作主题终于接续了现代以来对普通民众的人文关怀，他们将个人记忆和时代背景相联系，展现了特殊生存境遇中人的苦难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