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呼兰河传》到《小城三月》

刘琼玉

摘 要：本文以萧红在香港时期的两部重要作品《呼兰河传》和《小城三月》为分析对象，对比探究两部作品的主题（思乡和爱情与婚姻）以及写作手法上的种种差异，并分析出产生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萧红；香港时期；影响

1940年，萧红和端木蕻良在好友的热心帮助下，从重庆飞往香港，在港直到1942年萧红因病逝世。这两年时间是萧红创作的鼎盛时期，所写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和《小城三月》等都成了萧红的代表作品。与同时期大部分作家不同的是，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包含抗日的主题，但萧红并没有成为左翼作家，而是回归到最原始的创作上，她的小说并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而是多用直白地儿童目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叙述着家乡的故事。所以她的小说是介于小说与散文及诗之间的新型小说样式，自由地出入于现时与回忆、现实与梦幻、成年与童年之间，融入了作者强烈的感情气质，风格明丽、凄婉。正是由于当时香港远离战乱，给予了萧红较为稳定的写作环境，使她更加沉浸于自我回忆与写作之中，从而成就了这一时期的创作。

《呼兰河传》是萧红到港后第一部长篇小说，动笔于武汉，完稿于香港。“呼兰河这座小城里住着我的祖父”，这一句话几乎可以看作是全篇的主题词。作品写出了作者记忆中的家乡，呼兰河城里的人们忙着吃、睡、劳作，最后像动物一样生生死死，没有生活目标，也没有现在和未来。《小城三月》是萧红在港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讲述了翠姨暗恋“我”的堂哥哥不得，最终抑郁而死的故事。两部小说在主题表达上有交集，但两部小说的风格相差甚远，从这两部作品的转变就可看出香港这一写作背景对萧红创作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呼兰河传》是萧红“散文化小说”的一个典型，小说没有中心人物，没有情节冲突，各个章节自成体系没有联系，就像是一篇篇散文拼凑而成。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萧红的自叙传式的作品，用第一视角“我”来叙述着在呼兰河这座小城中的所见所闻。整部小说的基调是灰暗荒凉的，以严冬时节开篇，冬天冻裂了呼兰河城的一切。小说的第四章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家是荒凉的”，这里的荒凉一指家中父亲与继母的冷漠，二指院子中的租客大多愚昧无知麻木，忙着生忙着死，生活毫无希望。而在香港写就的《小城三月》以春天开篇，以春天结尾，无论对故乡春天的描写：“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杨花满天照地飞，像棉花糖似的。”，还是和翠姨讨论衣服，总是“每每从睡下了就谈，谈过了半夜，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谈不完。”甚至在文章的结尾也是“姑娘们热心地准备着春装，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小说的基调都是明亮轻快的，悲伤情绪只是淡淡地隐藏在小说中，这“春与冬的对比”与萧红到达香港后的写作环境是息息相关的。1940年萧红与端木蕻良因战乱原因南下香港，这时的香港暂时远离战争纷扰，给萧红提供了较为稳定且适宜写作的环境。当萧红和端木蕻良来到香港，“文协”香港分会对两人的来港表示热烈欢迎，此后，他们也在香港文艺界的支持与帮助下，参加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这些改变都带给萧红愉快欢喜的心境，促使她的文学作品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在香港的两年也改变了萧红对于故乡的思念情绪，所以两部作品在思乡这一主题上表现方式和侧重也有一定的变化。从小说整体的书写上来看，《呼兰河传》写就的过程中辗转了三个地点，更多的是作者在颠沛流离中是对童年故乡的回忆，比起小说更像是作者用简单的语言描绘的一幅幅画面。采用了少見的儿童视角来展现呼兰河城的样貌，一方面表达出了作者对童年与祖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的怀念，一方面用最天真的视角，表面上不带任何立场地述说着人们的麻木以及封建礼教对人们的迫害。而《小城三月》中一反往常地塑造了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小说中的父亲加入过国民党，革过命，伯父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英雄，继母与“我”关系十分融洽，还怕翠姨孤单，经常接来家里住，文章中也写道“我家算是开通的了”“在我家里一切都是很随便的，逛公园，正月十五逛花灯，都是不分男女一齐去。”然而现实中的萧红家庭却是另一个极端，萧红不喜父亲为她包办婚姻，也不能忍受父亲的冷酷，离家出走，与继母的关系也是十分淡漠的。两部小说对于家庭和故乡的描写相差甚远，这与萧红在香港病中的心情有一定联系。由于病痛的折磨，萧红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身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肺结核也让萧红流连于病榻。同时萧红在港与家庭、故乡长时间的隔离，使得她从最初在《呼兰河传》中所表现出的怨恨，到《小城三月》对家庭故乡的怀念。萧红曾写道：“现在，我已然惨败，丢盔弃甲，我要与我的父亲和解。我的身体倒下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从家庭的不幸到爱情的不幸，萧红一生中都在寻找温暖安定的情感依靠，然而始终没有寻得，在医院病重时期，萧红对自身的病情也是心如明镜，所以在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折磨下，萧红写出了《小城三月》，希望通过塑造出一个完美的家庭，给自己带去一丝不可多得的温暖与安慰。

在写作手法的细微差别上，同样也不难发现，香港对于萧红写作上的影响。萧红有着自己独特的写作视角——儿童视角。两部小说也都是采取这样的写作手法，通过孩童的所见所闻来讲述故事，但是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呼兰河传》中的的“我”更多是看着城中的人们麻木地生活，在“我”与祖父的对话中也呈现出懵懂无知的状态，有一种隔阂感。而《小城三月》中的“我”是参与其中的，“我”能感知翠姨的哀愁与快乐，感同身受。“我”也可以跟父亲和继母说上话，这更多的体现了一种参与感。这种转变也是与上文所讨论的在香港时期萧红在遭受着双重折磨，让萧红在绝望的同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想到要回到故乡和家中去，去寻找温暖，所以作者采用了这样的写作手法更多是想安慰自己，哪怕是躲进自己笔下的虚拟世界。

萧红到港短短两年时间，成就了她创作的巅峰，一方面是萧红自身的文学积累，一方面也是香港这一海外书写背景所带来的影响。她用她独特的书写方式写出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麻木的人们的同情，对家园的凝望以及对爱情的渴望。魂断香港，她将“与碧水蓝天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最终也算是获得了身体与心灵的双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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