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昶“宗唐显宋”的诗学思想

2017-10-25 08:46陈奕奕
戏剧之家 2017年18期
关键词:王昶沈德潜

陈奕奕

【摘 要】《蒲褐山房诗话》收录了许多诗从唐宋的文人,王昶虽然师从沈德潜,但是并没有因此忽略宋诗,表明了他客观的态度。

【关键词】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沈德潜;宗唐显宋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8-0223-02

王昶师从“格调派”创始人沈德潜,沈德潜十分尊崇唐代的诗歌,并且十分反对宋代的学问之诗。王昶由于受到沈德潜的影响,诗歌亦尊崇“宗唐”的理念。但是王昶对宋诗却不持否定的态度,表现了他“宗唐显宋”的诗学思想。

一、“宗唐”思想

诗歌发展到清代,是继唐朝之后诗歌的中兴时期。“宗唐”的诗歌思想不但宋、元、明有所涉及,到了清代也得到了继续发展。元朝戴表元就有“宗唐得古”[1]的观点,明七子,更是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2]的主张。

清朝亦主张以唐诗为宗的思想。诸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元序》有“德潜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3]。《清诗别裁集》有“吴中称诗者,多宗陆范,陆,究所猎者,范、陆之皮毛……先生著《原诗》内、外篇四卷,以破其非”[4],诸如叶燮《原诗》有语“尊盛唐者,盛唐以后,俱不挂齿”[5]18龚翔麟有语“今人手放翁、诚斋诗,读未终卷,便毁唐人为不足学,多见其不知量也”[6]239。可见,清朝一些文人对唐诗的尊崇与对“宋诗热”的不满。

《蒲褐山房诗话》“宗唐”思想主要体现在,王昶所选录的文人以唐代诗人为效仿对象。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他们效仿的唐代诗人主要有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钱起、郎士元;李白、杜甫、韩愈、杜牧之、王仲初等人。其中,王维,孟浩然属于初唐。李白、韩愈、韦应物、柳宗元、元稹、白居易、钱起、郎士元属于盛唐及中唐。杜牧之、王仲初则属于晚唐。除此以外,诗话上卷又称查为仁之诗“皆晚唐妙句也”[6]2,陈撰之诗“有唐人风韵”[6]24,王太岳“诗宗魏、晋,下及唐人,醇古淡泊,可称高格”[6]36,王鸣盛“诗宗三唐”[6]60,史国华诗“皆有晚唐风味”[6]138等,可见诗话收录的诗人大体以唐诗为效仿对象,并贯穿了唐代前、中、后期。

其次,从诗的类别上看。一是田园山水诗人,主要指效仿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为代表的田园山水诗人。诗话称张梁“诗法王、孟、韦、柳”[6]2、厉鹗“大抵取法陶、谢及王、孟、韦、柳”[6]4等。二是新乐府诗人。诗法新乐府诗派的主要有元稹和白居易。诗话上卷称商盘之诗“不知其才情横厉,出入于元、白、苏、陆诸家”[6]16。徐书受“大抵取法孟东野、张文昌,然才情谐畅,间效元、白”[6]143等。三是现实诗人,主要诗法杜工部。诗话上卷有称沈德潜“效法盛唐,先宗老杜”[6]31,洪亮吉“作五言仿康樂、次仿杜陵”[6]157,潘肇振“自言十年宗老杜”[6]266,杨芳燦“诗法工部、玉溪生”[6]129等。四是赠别酬唱诗人,指钱起、郎士元。诗话上卷称过春山“诗宗钱郎”[6]44。曹秉钧“诗材清隽,在钱、郎、韦、柳间”[6]147。庄宝书诗“置之钱、郎间,了无差别”[6]72等。

因此王昶的“尊唐”思想表现在他不仅局限于“诗必盛唐”,而是立足于唐代不同阶段、不同类别的诗歌,将视野置于时间的宽度和空间内容的广度上。

二、“显宋”思想

王昶虽然诗从沈德潜,但不同于沈德潜的“宗唐排宋”,反对宋朝诗歌的以学问为诗,以经学为诗,王昶对宋诗是持一种欣赏态度,主张“宗唐显宋”[7]。

诗话对效仿宋代诗人的录选,遵循了与录选效仿唐代诗人一致的规则,那就是不局限于某个时段,而是囊括了北宋、南宋以及宋元时期的诗人。诗话提到效仿的宋代诗人,北宋有黄庭坚、苏轼、周邦彦;南宋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诸如诗话上卷称诸锦“诗法山谷、后山”[6]20,杭世骏“谓予曰:子无视放翁诗文,至此亦足名家”[6]21黄之纪“诗与宋范、陆为近”[6]73。祝喆“诗学山谷老人,疏痩苦涩,不肯堕寻常经术”[6]87等,可见这些人既有诗从北宋,也有诗法南宋之人。

此外,其“宗唐显宋”思想主要体现在诗话不但录选诗法宋诗的诗人,而且对一些诗人的评语往往将唐宋联系在一起,如厉鹗:所撰《宋诗纪事》、《辽史拾遗》……大抵取法陶、谢及王、孟、韦、柳,而别有自得之趣,莹然而清,窅然而邃,撷宋诗之精诣,而取其疏芜。[6]4

王昶对厉鹗的评述,先言厉鹗诗法王孟韦柳,因此诗歌有“莹然”即光彩透彻,亮洁的风格,后言其诗“窅然而邃”,也就是说厉鹗之诗不但有田园山水诗派的莹然之气,也有深远深邃的意境。从“幽新隽妙,刻琢研炼”“撷宋诗之精诣,而取其疏芜”可知,厉鹗的“窅然而邃”“幽新隽妙”的特点与“撷宋诗之精诣”即“刻琢研炼”,与注重炼字的宋诗分不开。如诗话所载:

自言十年宗老杜,近复爱韩诗,故古体颇有似韩者,然大致出入于石湖、诚斋,而近人喜汪钝翁诗。(下接第244页)(潘肇振)[6]266时人吟讽,以为元稹、杜牧之比。不知其才情横厉,出入元、白、苏、陆诸家,足以雄视一世也。(商盤)[6]16诗才亦以韩、孟、皮、陆为宗,门险盘空,句奇语重。(吴鼒)[6]161

因此,王昶所选入诗话的诗人不但效法宋诗,而且有的诸如潘肇振、商盘、吴鼒这些人的诗,则出入唐宋之间,翁方纲之作虽“不能尽合也”,但其诗法亦法取唐、宋大家。由此可见,王昶宗唐,但不排斥宋诗。

王维德《蒲褐山房诗话新编》前言称王昶“诗宗杜、韩、苏、黄”[8]1,可见,述庵诗取法唐宋。宋代理学的发展使得宋代诗歌多以理趣为胜,诗的创作成为了文人显示自身学问的一个途径,因此宋代诗歌又以学问为主。王鸣盛《春融堂诗集》诗序有述庵之言曰:“若唐宋诸家,诗外皆有事在,当其休乎天钧,而根底于学问,心精骨力,悟诣才锋,遂种种涌现于诗。”[9]又可知,王昶提倡诗歌创作根砥于学问,可见王昶同样认可宋代的学问之诗,这显然不同于沈德潜“排宋”之说。与王昶“宗唐显宋”的思想相似的是沈德潜的老师叶燮,叶燮《原诗》有语:

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至于宋人之心乎……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5]17

叶燮《原诗》的这段话与周维德评述王昶“诗宗杜、韩、苏、黄”的思想不谋而合。“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意思是说宋代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继续发展了韩愈的诗歌,达到了最盛。叶燮更是称“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认为苏轼的诗歌境界前无古人,是继韩愈诗歌之后的一大变。可见叶燮虽没有明确地表态对宋诗的赞赏,而是客观地描述诗歌的发展,但是从叶燮称苏、梅、欧、苏、王、黄的“可谓盛极”与称赞苏轼诗歌的“而盛极矣”则可看出叶燮对宋诗的态度与王昶相似,都是持赞赏的态度。

参考文献:

[1]张毅.唐诗接收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65.

[2]郦波.王世贞文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164.

[3]王涌豪,骆玉明.中国诗学第3卷·前言[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79.

[4]沈德潜.清时别裁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85.

[5](清)叶燮,沈德潜著.原诗说诗晬语[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6]王昶,周维德.蒲褐山房诗话新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7]武云清.王昶诗歌研究[D].甘肃:西北师范大学,2010.

[8]王昶,周维德.蒲褐山房诗话新编·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

[9]陈明洁,朱惠国,裴风顺.春融堂集上·序[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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