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国藩“掰手腕”的咸丰毕竟不是崇祯

2017-10-26 06:57吴敏文
领导文萃 2017年19期
关键词:太平军崇祯咸丰

吴敏文

明朝的后继者清朝,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传到咸丰一代,已是内忧外患风雨飘摇。曾国藩是咸丰朝平定太平天国的第一功臣,在事关军政大局的问题上,对咸丰的瞎指挥从不盲目听从;无论在朝还是在外带兵,与咸丰之间的争执所在多有,比较突出的与咸丰“掰手腕”就有三次。

1850年3月,道光殁,咸丰登基。为体现新朝新气象,3月20日,咸丰登基的第11天,便由内阁明发上谕求言:

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

7天后的3月27日,咸丰接着由内阁明诏求贤,令各省督抚保举“才德兼优、诚信任事”之人。曾国藩饱读圣贤之书,以天下为己任,为新皇帝的求言求贤令所鼓舞,连上数道奏章,却久等不见回音。既无皇上召见,亦无下旨施行。曾国藩于是在咸丰二年四月,向咸丰上了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疏核心的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自矜”,把臣下的意见不当回事,“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虽措辞委婉,但明白无误地指责了咸丰的行为。这还了得!故“咸丰帝览奏大怒,捽诸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寯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芝昌亦请恕其愚直,帝意乃解,且深嘉国藩之敢言,命署刑部侍郎”。

这可以算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一次“掰手腕”。曾国藩能够在惹怒咸丰之后不仅全身而退,而且加官,祁寯藻的“主圣臣直”起了关键作用。祁寯藻的四字看起来是“顺毛捋”,实则绵里藏针。“臣直”二字,表明祁寯藻是认同曾国藩见解的,只不过直言说出的是曾国藩而已。而“主圣臣直”四字,可以解释为“有圣主,才有直臣”,也可以解释为“容得下直臣,才是圣主”;咸丰“深嘉国藩之敢言”未必为真,但祁寯藻确实抓住了咸丰想做圣君、明君的心理,如果连臣下的直言都容不下,咸丰不就有昏君之嫌了吗?

此后不久,曾国藩就因母亲去世而回湖南湘乡老家丁忧守孝了。而咸丰的麻烦,却才开头。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组成一支两万之众的太平军。1853年3月28日,太平天王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南京,定南京为太平天国首都,改名天京,与清朝成南北对峙之势。

按照传统礼制,曾国藩为父守孝须期满三年。但咸丰深知前线军事离不开曾国藩,只给曾国藩赏假三月。三月期满,咸丰命曾国藩赶快赴任。此时的曾国藩,为了荡平太平军的大志得以伸展,为了取得地方官的财政权力以便于湘军筹饷,打定主意要向咸丰争一个名位了。

于是,曾国藩于1857年6月16日上奏,以尽孝道之名请求在家守孝期满,奏折中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江西军务“添臣一人,未必有益,少臣一人,不见其损”。这话当然不是实情,真正含义是要咸丰掂量掂量他曾国藩的分量。而愚钝的咸丰竟然真的以为曾国藩一心为了尽孝,将曾国藩的兵部侍郎由实缺改为署理,以顺应其孝子之心,然后一再催促他尽快出山。

咸丰一再催促,曾国藩以为火候已到,7月26日上奏亮出底牌,“以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贻误大局。”

这话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咸丰你要我出山,就得给我巡抚实缺,否则拒不从命。我已经受气受够了,不再奉陪了。

这下咸丰明白了,曾国藩闹来闹去,原来是争巡抚之位。专制统治者对威胁自己的人和事是最为敏感的,绝不手下留情。你曾国藩不是要做孝子吗?那好,就按照守制的规矩,连曾国藩的兵部侍郎也开去。曾国藩虽身在原籍,心思无一日不牵挂前线军情,咸丰假戏真做,让曾国藩有苦难言。但到咸丰八年( 1858),江西、浙江、福建的局势大变,太平军经天京内讧所造成的低迷之后,由于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再次攻城略地声威大振。咸丰只得再请曾国藩出山,但在职权上毫不让步,让曾以“前任兵部侍郎”的空衔领兵征战,1860年,清军用于镇压太平军的唯一主力部队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歼灭,咸丰手中再无可用的國家军队,权衡轻重,灭太平军重过防湘军,于是给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不久即改实授,并任命其为钦差大臣,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这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二次“掰手腕”,历时三年有余,曾国藩先输后赢。总的来说,咸丰还算识时务,最终选择了信任曾国藩。作为一代帝王,咸丰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曾国藩虽非为私,但伸手要权是明白无误的,咸丰的让步,是需要一定心胸的。

正当曾国藩率领湘军在皖南万山丛中与太平军苦战之时,咸丰因为在与英法列强的交涉上举措失当,导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居心叵测的胜保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十一日上奏进言,“若能假奴才川、楚勇数千,奴才督之,刀砍矛刺,直进横冲,即不能杀尽逆夷,亦必大加惩创”。咸丰是病急乱投医,当即谕令曾国藩“各选川、楚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德胜管带,兼程前进,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凡是老道的统兵将帅,都深知其理。曾国藩以自己或胡林翼带兵勤王为名,婉拒了将鲍超交胜保统带的钦命。

这是曾国藩与咸丰的第三次“掰手腕”。作为以忠君保国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曾国藩深知,在国难关头,作为大臣有扶危定倾之责,必要时只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所向无敌一路扫荡直至定鼎南京,并派出劲旅由林凤翔、李开芳统带北伐直抵京津一带时,咸丰备极忧惶,颇有末日将临之感,曾对朝中近臣感叹说:“天启当亡国而弗亡,崇祯不当亡而亡。今豫南北皆残破,贼已渡河,明代事行见矣。设有不幸,朕亦如崇祯不当亡而亡耳。”

但从曾国藩与咸丰三次“掰手腕”的过程和结果来看,咸丰不是崇祯:与崇祯的刚愎自用相比,咸丰还算能听进人言;与崇祯无论是在与清朝议和、给李自成封王,还是迁都南京上都不敢担当相比,咸丰虽愚至与英法列强构衅,但还不至于委过于人,并在兵临城下之前果断避走热河;与崇祯用人多疑以致戕害良将自毁长城相比,咸丰最后还是信任了屡屡与他较劲的曾国藩……历史是公平的,咸丰强过崇祯,清朝就没有亡于咸丰。

(摘自《博览群书》)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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