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企业家，不要“红顶商人”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强调要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意见》的出台，意味着中央以专门文件的形式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口，这具有重要的信号价值。企业家群体为何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此重要？这似乎是一个并不值得回答的问题。其实不然。

当前，中国经济谈得最多话题之一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某种意义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对一个经济体的生产函数进行优化的改革。生产函数是什么？它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利用可以获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

用简单的话来说，生产函数即假设技术水平不变（剔除技术因素），把所有生产要素进行最优化组合，从而生产最大的产量。生产要素包括了资本和劳动力。其中，资本并非指的货币资本，而是指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如机器设备、厂房原材料等。

企业家精神，便植根于这个生产函数。按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说法，创新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使命。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产函数，把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以提高产出，最终提升全社会的整体福利。

工业时代以来，几乎所有企业家都没有摆脱以上定义的框架。亨利·福特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代表，他是如何重构生产函数的呢？

他率先给产业工人开出“高工资”，使得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训练有素、最优秀的产业工人，从低效企业大量涌入福特工厂。福特还首次采用流水线模式，使汽车产业在原有技术条件下和存量资本的前提之下，提高了产量，降低了成本。

中国的企业家呢？同样，他们也是生产函数的重构者和优化者。

任正非创建华为，同样是重构和优化了生产函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通讯领域，中国最具优势的生产要素不是资本存量，而是受过专业训练、价格（工资）低廉的理工毕业生，他们极富才华，能吃苦，而华为则是这一生产要素的最大、最成功的组织者。

华为用独特而慷慨的物质激励模式，把数万青年工程师和营销人员汇聚旗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高效的研发、生产以及最富进取心的销售。最终，成就了奇迹。

马云呢？网购重构了中国传统商贸的逻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网购吃掉了商业地产商的利润，然后分发了一部分给了中小商户和消费者。当然，网购平台也是网上的“商业地产商”，也会对商户按流量和销售额收取“广告费”。但至少对消费者来说，同样的货品的确比商场便宜。不是吗？

网购的这种“产业重组”，等于将生产要素从商业地产中解放出来，投入了新的领域。同时，也将中国中产阶层原本要投入到日常衣食住行的资金进行大幅压缩，使之可以投入其他提升家庭人力资本的活动之中。显然，这同样是对社会生产函数的重构。

当然，企业家精神以及其对生产函数的重构和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创新过程，以上观点只是一个极简版的演绎。

另外，一些观点也开始质疑，这种企业家精神的经典定义有一个缺陷，即认为技术水平是既定的，剔除技术因素，这不科学。其实，这个“缺陷”，刚好是企业家精神的精髓所在。

在既定技术水平下，重构生产函数，那么下一步自然是技术水平的内生式提高。事实上，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并不是科学家、技术天才关在卧室、车库中凭空发明创造的，他们必须身处一个系统才能成功，这个系统，多数情况都是企业。当然，也有大学或独立科研机构，但他们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企业的资助。

企业家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就必须“保护产权”，让这个社会形成一个长效的机制来呵护、培育和壮大企业家精神。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意见》不但包含了对企业家的激励内容，也包含了约束的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新信号。

首先，《意见》强调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际上，“红顶商人”一直是困扰部分中国企业家的阴影。过去几十年或近几年，一些现代“红顶商人”曾被国法惩处。显然，他们所取得的商业成功，并非重构和优化生产函数，而是对公平竞争环境的破坏。换言之，即是对其他竞争企业机会和资源的剥夺。

《意见》还提出在强化企业家公平竞争权益保障的同时，也要健全企业家诚信经营的激励约束机制，还要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

其实，这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激励。比方说，完备的企业家个人诚信档案显然有利于缓解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最终会增加民企的融资可得性和降低其融资的成本。

保护和培育企业家精神，制度建设既有激励，也有约束，这代表着中国越来越理性、务实和积极地看待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这意味着，那些喜欢阳光的企业家将在以后越发如鱼得水，而行走在灰色地带的，则必须改弦易辙，回归正途。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