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梁秋燕》的两世情缘

对于李瑞芳老师，我从不评说。非不能也，是不敢也——只能仰望，真的不敢评说。因为，李老师表演艺术的成名作《梁秋燕》以及她所代表的时代，连同那个时代中许多人和事的记忆，都会牵动着我内心某处沉甸甸的所在，每有触碰，神经便感觉到一丝近似于痉挛的悸动，一种裹挟着甜蜜、温馨、辛酸、痛楚等说不清成分的情愫随之涌上心头，那感受新鲜且深刻。

对母亲和我两代人来说，《梁秋燕》不仅意味着是一部戏，李瑞芳也不仅仅是一位表演艺术家，她和她更像是传播福音、抚慰心灵的人间天使，具有更加丰富更加复杂的意蕴。

1958年周总理接见《梁秋燕》剧组

母亲已逝去20多年了。老人家生前最爱看的戏是《梁秋燕》，用现代语汇形容，母亲是《梁秋燕》以及饰演梁秋燕的李瑞芳老师的忠实粉丝。每每在记忆里搜寻妈妈的形象，竟都是她边歌唱边劳作的身影，而唱的都是《梁秋燕》中的唱段，“阳春儿天，秋燕去田间……”回回如此，无一例外。至今，那清亮的声音，犹在耳畔，那陶醉的神情，仍在眼前。

我家子女众多。出生于上世纪大跃进年代的我，在家中排行老九。当我记事并认识这个世界时，母亲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在此之前发生的所有往事，我都没有亲身经历，自然只能是听说。据说母亲原本出身小康之家，是民国时期少见的上过洋学堂、识文断字且没有缠裹小脚的女性。自年轻时嫁入夫家，便为笃信多子多福的大家庭生养了5儿5女共10个孩子，侍奉几代老人，抚育相继出生的子女，就成为母亲操劳一生的事业。母亲热情爽朗，做事麻利，普普通通的家常菜一经她手，就变成美味佳肴——这种味蕾上的记忆，固然有当时物质匮乏的因素，但从街坊邻里的赞扬中，我们对母亲厨艺的高超确信无疑。我以为，这种高超是一种化平凡为神奇的力量，或者真像韩剧所说，因为那是用心用爱做出的菜肴，自然会成为人间美味，这与烹饪技术并无太大的关系。令人称奇的是，我家一母同胞的兄弟姐妹加上父母，12人恰好占全12属相，这让母亲成为远近闻名的“全活人”，街坊邻居凡遇婚丧嫁娶的大事，都会请妈妈去帮忙，为新人缝棉被，给老人做寿衣，她对此颇为自豪，有求必应，乐此不疲。

李瑞芳（右一）与邓颖超（右二）等领导同志在一起

据说家族来自江南，先祖为清末官宦，民国初年去职返乡，被风陵渡风光吸引，当即弃舟上岸，留在了陕西。后来，曾祖父带着他的孙儿我的父亲辗转到了西安，在这里繁衍生息，至今已逾百年。所以在我出生之前，我家四世同堂，人丁兴旺。像所有文艺作品中的大家族一样，那时的我家，也是一个处处清规戒律的封建家庭，作为孙媳的母亲，自然处在家族的最底层。乐观豁达、性情随和的母亲自尊要强，谨言慎行，对家中的长辈更是孝敬有加，从不忤逆，唯有一件事例外，这就是看戏。

母亲酷爱戏曲，尤其爱看我们“研究院”的戏，而这在那个时代是大逆不道的爱好，犯了家中老人大忌。但凡发现母亲不在家可能去看戏了，曾祖父便吩咐将大门上栓，任母亲喊破嗓子也不许谁为她开门。再后来更是立下规矩，只要谁敢去看戏，就不准进大门，必须在门外的青石台阶上长跪，以示忏悔。母亲隔三差五地溜出去看戏，也就不断被关在大门外孤单而无助地下跪，甚至在怀着身孕的情况下，依然如此。我不知道看戏给受尽苦難的母亲能够带来多大的慰藉，只知道《梁秋燕》最终成了为我进行胎教的乐曲。当我考进这个剧院八年以后，看过文革后复排的《梁秋燕》演出时，发现那情节、那旋律与当年听母亲讲过、唱过的竟一模一样，每个场次每板唱腔以及大段大段的对白，行腔和剧词，都不差毫厘，不禁深深地感叹母亲的执着，感叹《梁秋燕》的无穷魅力。我并不理解一个人爱戏怎么会爱到如此的程度，可以为看戏而忍受这样的难堪和屈辱，我宁愿相信，白天被儿女、家事缠身的母亲，那时是心甘情愿地滞留门外，享受难得的独处时刻，来专注甚或愉悦地咀嚼、回味她刚才那顿丰盛的精神大餐。所以，在我的脑海里，经常会浮现出一幅画面：一妇人挺着笨重的身子，跪在月黑风高、凛冽刺骨的寒夜里……奇妙的是，画面中想象出的母亲并未气恼，从不哭泣，而是在唱——对，在悠然自得地唱着温习着刚刚听过的戏。如若不然，她怎么会那么多唱段，怎么会把整部《梁秋燕》的戏词记得一字不差呢？还有，在那种情境中孕育出的我，怎么会长成一个恬淡平和进而心宽体胖的人，性格中完全没有一丝忧郁愤懑的痕迹呢。

戴静与母亲合影照（1960年）

长久以来，父亲不停地在各种运动中沉浮，几度身陷囹圄，全家失去了生活来源。为换取大小十几口人的买粮钱，母亲曾拖儿带女去给人帮佣，到建筑工地为工人洗工服，其中经历的艰难困苦自不待言。如今，让我仅仅去设想一下这些，便感觉不寒而栗，而母亲却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在我印象中，深陷在生活泥沼中的母亲，很少在儿女面前显现过挣扎的疲惫，流露出愁苦的神情，反而老是乐呵呵、笑眯眯的模样。当时过境迁，一切已成往事，哥哥姐姐们在聚会时常常感喟于母亲的悲苦艰辛以及她对悲苦艰辛的掩饰和隐忍，我却一厢情愿的揣测，成长中的儿女给了母亲希望，《梁秋燕》等戏剧给了母亲心灵的滋润，那时的她一定是苦中有乐，活在憧憬之中。因此，拥有强大精神支撑、充满内心力量的母亲，纵然遭遇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千般磨难万般苦痛，也都可以藏匿得了无痕迹。母亲并不是没心没肺的人，她思维缜密，处事得体，言谈有文采，举止有分寸，是一个有思想深度和情感温度的人。在那个时代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她能够始终葆有积极乐观的心态和置身事外的洒脱，想起来，《梁秋燕》和她的塑造者李瑞芳老师，定然功不可没。

正因母亲对《梁秋燕》的一往情深，当我恰巧于那年立秋日出生时，“秋燕”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名字，它一路伴我走过了童年和少年。由于承载着太多有关母亲的回忆，凝结着五味杂陈的情感思絮，于有意无意之间，我将这个名字遗落在了漫漫岁月的中途。

李瑞芳饰演梁秋燕，吴德饰演秋燕父亲梁老大，王群英饰演秋燕母亲

听着《梁秋燕》好听的眉户调长大的我，从记事起，就把李瑞芳老师认作自己的偶像，当然，那时的我没听说过“偶像”这个词，只知道，从母亲口中植入到我心里的李瑞芳的形象，娇艳妩媚婀娜飘逸似一位仙女。我的二姐夫原本是院里的演员，是《赵氏孤儿》中的第一任孤儿、《安安送米》中的第一任安安，他与李瑞芳关系密切，情同姐弟。有了这样的缘由，在我7、8岁时，第一次得以真真切切地见到了李瑞芳本人。记得那次其实我是蛮失望的——她貌既不倾国倾城，衣也不妖娆华丽，只像是一个朴朴实实、端端正正的邻家大姐。多年后，我考进了剧院，又看过了李瑞芳老师演出的所有剧目，一次次地为她所塑造的吴清华、山花、柯湘、杨开慧、杨贵妃等等生动感人、鲜活细腻、艳光四射的人物形象所震撼所折服，才真正认识到，这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只有这样真正的艺术家，才会把内外兼修的个人魅力全部赋予自己创造的角色，为钟爱一生的舞台毫不保留地绽放出最明媚最艳丽的光彩。

我曾经有幸和李老师同台。上世纪70年代中期，眉碗团排演碗碗腔移植剧目《红色娘子军》，从演员训练班抽调了4男4女8个学员，我是其中之一。我们不仅是南府丫鬟，也是娘子军战士，还承担了本应全部为男演员的武戏任务，显得比主角还要忙碌。虽然如此，我却十分惬意，因为可以近距离地观看李老师饰演的吴清华那入木三分的表演，聆听她那妙不可言的碗碗腔演唱了。我熟悉吴清华的每个动作每段唱腔，知晓李老师哪天状态特好哪场发挥失常，却常常忘了自己的本分。入神地忘我地欣赏，导致演出时注意力分散，以至于一时不慎酿成大祸——在演出“山口阻击”一场做跳板跟头，从三张桌子高的“岩石”上翻下来落地时失范儿，造成右腿骨折，不得已离开了舞台。《红色娘子军》遂成为我演艺生涯中唯一一次正式登台演出的大型剧目，我作为演员的艺术之路就此中断。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上帝瞬间关上了我眼前的这扇大门。

对我来说，演出《梁秋燕》那样的剧目，成为像李老师那样的艺术家，让母亲可以因我而骄傲——这些曾经无数次激励着我、支撑着我苦苦熬过学艺生涯的意念，就这样变成了无法企及的奢望。之后，尽管全能的上帝又为我打开了一扇窗，然窗外毕竟不是最初的那片风景了。

作者简介：戴静，研究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艺术研究中心原主任，《戏曲艺术》副主编。陕西省戏剧家协会理事，陕西省评论家协会会员。1999年起从事戏剧理论研究，先后在国家级、省级报刊发表各类文章数百万字，论文先后荣获首届中国秦腔节理论研讨会一等奖；第二届中国秦腔节理论研讨会一等奖、二等奖；第四届陕西省艺术节理论研讨会二等奖；“首届陕西文艺评论奖？优秀奖”等奖项。主持撰写的调研报告荣获2008年“全省宣传思想工作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2011年度、2011年度“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2012年度、2013年度“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一等奖”。著有戏剧理论文集《耕耘集》、《静观戏里戏外》，均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