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传奇》中的“凡人”人生

一、“凡人”的理解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曾这样说道：“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张爱玲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破坏的时代，历史文明遭到史无前例的破坏，中华民族也陷入了外强的侵略与瓜分，作家本人所处的上海也丧失了其主体性的地位。而相较于这种破坏的时代，其留给人们心理的阴影则是更为巨大的灾难：对生存的恐惧，无助的担忧，与自身切肤的关注，因而关注和探讨凡人这个社会主体组成部分在破坏时代中的生存状态于作家本人而言，比破坏的时代本身更具有意义。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仅投影着时代破坏的外在特征：战争和革命，社会制度的破坏以及社会阶层的分化；更能表现为时代破坏影响下的社会文化心态。正是在这样对凡人时代意义的把握上，作家本人认为“凡人更能代表时代的总量”“他们（凡人）最能代表现在社会的空气”。凡人作为这个社会主体成分的意义便在这里显现。

二、认真：“凡人”的存在方式

面对复杂的生活选择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事情，选择对于他们存在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张爱玲在谈到他笔下人物的生存意义和方式时，在《自己的文章》中深情的写到：“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写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的是认真的”，他们对于物质的偏爱与实际生活中和美畅快细节的追求从来是不避讳的，而且对物质的关注渗透在自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对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权威性，他们都有着近乎一致性的认同，思想上缺乏对生活更为深刻理性思考与沉淀。情绪上总是一种波动起伏的状态，或焦虑；或孤独压抑而显得有点神经质；或歇斯底里。行为方式上表现为，处理自己的事情时谨小慎微，瞻前顾后，有时也不免做一些冒险的举动，一贯的表现“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虽然他们在生活当中的选择未必理性，但对于自身而言却是不回避的主体性的思考与审视。正如谢有顺在他的《小说：回到存在》一文中说到“存在是一切情感、思想、欲望和人一切活动的本源，是人的生存意义的基础，既表明人客观的地位，也表明人主观深邃的体验，是当下的，现实的，是自我的本质”。认真成为他们面对这个世界表明自己存在的唯一选择，也成为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

三、认真背后的真实：无法超越的精神苦难

游弋于世俗生活中的凡人人生历程体现着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但将这一切归于对现实利益与自身欲望无以复加的追求，未免显得绝对。因此精神的充实不仅体现着作为一个人快乐与富足，更在引领人走向智慧与豁达，直面生活的苦难与危机，而不至于被苦难征服，陷入生活的迷茫与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虽然有着更易体察人性弱点的能力和可能，但只停留在表面的认知上，并引导他们对生活更为深刻的思考与沉淀。这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最终导致了自己的悲剧人生。因而悲剧不是一种偶然的出现，而是一种必然的存在。面对复杂的社会世相，他们是渺小的、无助的、软弱的。很难寻求到一种有效的解决自己困境的方式，而更激发的是他们人性当中的丑恶的一面，自私、虚伪、报复、恶毒等等，不由自主地陷入了精神苦难的境地，终因无法承受或转化的失败，成为他们一种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因此这种精神苦难便成为他们悲剧的真正诱因，这也成为张爱玲写作《传奇》的最终意义：“苍凉背后的启示。”

四、结语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爱玲对凡人世俗生活的艺术关照是深刻的、有价值的，不仅外在的文字绚丽多彩，而内在更流淌着深沉的人文关怀。张爱玲对于凡人世界的真实写照与深刻探讨对今天同样面临精神危机的人们的自我更新与自我发现有着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柯灵 主编 《张爱玲文集》（1—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

[2]邵迎建 《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陈公博 《上海的市长》，《古今》半月刊第11期。

[4]张谷风，《认知与传达的不自觉超前——张爱玲小说独具的个性》《浙江大学学报》第3期1991年。

[5]王劍丛 《张爱玲上海时期小说创作述评》 《中山大学学报》第3期1988年。

安文著，山东利津县第一中学教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