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天上往事 回响在空中的铁血悲歌

朱艺

深入历史的长河，重庆的天空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从未平静过。英勇的飞虎队、几近被遗忘的苏联援华空军队、隐匿于历史的重庆防空奠基人……那些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一幕幕情景和一桩桩往事，如同一曲曲铁血悲歌，在历史的空中久久回响。

震惊中外的空中劫难

每年6月5日，重庆城都会有防空警报响彻长空，尖锐的声音哀鸣般地提醒着人们铭记那段沉重的往事。

1939年1月，日军派出29架飞机空袭重庆，我国空军以12架战斗机之力抵御，尽管力量悬殊，我军仍然击落一架敌机，并使多架敌机受损。这一年里，中国空军为保卫重庆，与日军空中交锋16次。1940年，两军交战更加激烈，日军大规模增加飞机数量，常派出百多架敌机在重庆上空盘旋，而我国空军飞机数量极少，战后也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以致于经常要面对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日机进行作战。但在对抗中，中国空军时占上风，并未完全失去对重庆的制空权，遭到中国空军奋力抵抗的日军气急败坏，于是改在夜间对重庆进行大轰炸。

同年，日军飞机多次对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企业——金陵兵工厂进行轰炸，金陵兵工厂主要生产枪、弹，在抗战期间中国战区使用的武器中，占到自主生产武器数量的50%以上，其防空工作备受国民政府重视，防空和恢复重建能力极强。所以每次敌机呼啸而过时，大家都想躲避轰炸，而时任兵工厂厂长李承干却希望敌机“向我投弹”，以此让同胞少受一些伤害。同样传奇的还有大溪沟发电厂，在一份日本军部控制的刊物上，日本一再强调要轰炸摧毁重庆的电力供应，让重庆的夜晚一片漆黑。当时重庆电力公司的几百名职工总是在轰炸刚结束，防空警报尚未解除时，便第一时间赶到被轰炸的地点，抢修线路和设施。他们用勇敢维系着重庆不灭的灯火。

9月，日军首次对中国空军动用零式战斗机。这种新型战斗机性能极佳，远超我军的战机，由此，我军遭到了抗战以来最大一次惨败，不得不后撤，失去了对重庆上空的制空权。1941年日本对重庆实施102号作战计划，轰炸机如入无人之境，企图达到“以炸迫降”的目的。6月5日，由铃木、石桥、植田、高井等各部率领的海上荒鹫部队再度空袭重庆，两江之间的渝中半岛硝烟滚滚，尤其较场口、七星岗、两路口等地，烟雾如蘑菇云似地升腾起。防空警报响起，人群纷纷奔向防空洞。平时可容纳2000人的洞，一时间竟挤进了近6000人，可谓人压人。这场空袭长达5小时，导致很多人在防空洞内窒息而亡，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六五隧道惨案”。

1943年1月，重建后的中国空军主力部队——第四大队重返重庆，并在鄂西会战中首次大规模主动出击，重庆的制空权再次回到中国空军手中。重庆空战持续时间之长，在二战史上绝无仅有。今在重庆南山空军抗战纪念园安葬着上百位飞行员，其中就包括第四大队队长郑少愚。

第一支援助中国的外国航空队

在空战如火如荼之际，保卫重庆上空的空军除了主力部队第四大队外，还有前来支援的苏联战斗机大队，这也是第一支援助中国的外国航空队。在1937年底到1939年短短两年时间内，苏联共派出飞行员1000多名，飞机1000多架。

蘇联援华空军队共参加了包括保卫武汉、重庆、成都、兰州在内的25次空战。其间不乏著名英雄，最让人感怀的非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莫属。库里申科是乌克兰人、苏联空军少校。他于1939年5月率苏联远程轰炸机大队来华参战，并负责对中国空军进行培训。10月，库里申科所在的轰炸机大队接到作战任务，对日军占领的武汉军事目标进行战略轰炸。当飞机飞临武汉上空时，库里申科部队遭到日军机群的拦截。库里申科镇定地指挥机群，展开攻击，致使六架敌机被击落。随后，日军以三架米式战斗机包抄库里申科驾驶的领航机，库里申科击落其中一架，但自己所驾驶轰炸机的左发动机被击坏，无奈之下只得被迫返航。

库里申科驾机沿长江一路向西，当飞到万州上空时，再也无法坚持飞行，为了保持飞机的完整和保证万州居民的安全，库里申科没有选择弃机跳伞，而是将飞机迫降在万州城外的长江中。在当地民众的努力营救下，机上的领航员、报务员和轰炸员都成功登岸获救，不幸的是库里申科由于过度疲劳，未能成功游出水面。20天之后，人们才在万州下游的猫儿沱发现了他的遗体。因在当时的苏联，对援华志愿人员去向严格保密，所以库里申科在给妻子的家书中仅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家人只知道他奉命去中国执行秘密任务了，至于具体去向与事宜则毫不知情。

在库里申科去世几个月后，他的妻子接到了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上面写道：“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政府任务时牺牲。”但是关于牺牲经过及葬身哪里，他的家人一无所知。直到库里申科壮烈牺牲近20年后，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8年，库里申科的家人才终于第一次来到重庆万县（今万州区）见到了库里申科的墓地。

如今行走在万州西山公园，可看到苍劲挺拔的松柏之间隐藏着一座独具匠心的烈士陵园，不同于其它烈士陵园高耸的纪念碑，它是一座有着欧洲古典风格的园林——巴洛克式的拱门，精心修剪的灌木，以及被处理成罗马式凯旋门般的墓碑。墓碑的正中刻有：“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一九0三一九三九）”。

重庆上空的“飞虎”

提起抗战时期的外国援华航空队，很多人第一反应会是鼎鼎大名的美国“飞虎队”，即“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名称为美籍志愿大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由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创建。

在一次空袭中，日军出动175架战机轰炸重庆，当获悉蒋介石住在市郊黄山，日军将大量炸弹投在蒋介石官邸附近。当时，国民政府在重庆的空军建制已被严重打残，只剩几架战机还侍在璧山机场，根本无法与日军抗衡。

日军日益猖狂的空袭，使得国民政府不愿坐以待毙，于是盛邀原美国空军上尉陈纳德来华担任中国空军上校顾问。1940年秋，陈纳德向美国军界朋友控诉日军侵华罪行，并四处呼吁，拟订空中援华计划，这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赞赏和支持。紧接着，陈纳德开始在美国招募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组成了3个飞行分队，并促使美国卖给中国政府100架P-40战斗机。endprint

1942年，美国的史迪威将军来到重庆，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同时兼任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驻华空军司令等要职。“必须改变现状，夺回制空权”，史迪威将重任交给了陈纳德。

接过重担的陈纳德没有丝毫退却，他率领着战斗机大队正式加入对日军的作战中。久经空袭折磨的重庆市民欣喜地看到，机头上漆着鲨鱼头（飞虎队标志）的P-40战斗机开始盘旋在重庆上空。由于市民们从未见过鲨鱼，于是他们将陈纳德的飞机称作“飞老虎”，甚至一家报纸上也使用“飞老虎”一词来形容志愿队的飞机。航空队里的中国翻译见此情形后，将其翻译“FlyingTier”告诉了陈纳德，陈纳德也欣然接受“飞虎队”这一称谓。

渐渐地，日军飞机不敢贸然来重庆撒野了，一个月内只来几次，且仅有几架趁着夜里悄悄来，丢下几颗炸弹后便匆忙飞走。那时，重庆没有雷达，然而陈纳德手下的飞行员反应却相当灵敏，一有动静就升空作战，只要日机稍微迟缓一点点，就会倒霉地被陈纳德手下的飞行员追上击毁。1943年，“飞虎队”被编为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

到抗日战争结束，陈纳德带领的“飞虎队”共击落日机2000多架，击沉和重创日军商船、军舰数量众多。陈纳德完成了使命，离开重庆回归美国之际，重庆万人空巷地欢送他。

亚洲第一座跳伞塔及重庆防空的奠基人

当然，仅有外援远远不够，我方必须要有自己的飞行员。于是，重庆航校在战火之中诞生。航校将训练基地选址如今的大田湾，并于1942年建成跳伞塔，這是亚洲地区第一座跳伞塔，也是当时远东地区设备最好的跳伞塔。所有飞行员都必须在此经过严格的考核，包括“天桥行进”、“连续飞跃”等考核项目，不少项目的难度系数和危险系数颇高，外国教官训练学员也非常严厉，不过正是这些高强度训练，学员们很快成为中国空军军官，作为轰炸机驾驶员正式编入对日作战部队。

而在对敌轰炸中，除了要有过硬的战斗力与精良设备，防空体系也是必不可缺的。翻阅《重庆防空志》，有这样一个人令人钦佩。他叫蒋逵，主持设计了由朝天门到通远门、临江门到南纪门的防空大隧道，据称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防工程，同时他还为重庆建立了防空预警和防空体系。因其构建城市防空系统所作的贡献，蒋逵被看作是抗战时期重庆防空的奠基人。

1937年9月，重庆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蒋逵任副司令兼参谋长。司令部成立之初除了市防护团移交的经费，并没有政府拨款，因而有些捉襟见肘。面对尴尬的局面，蒋逵率先表态：“自己不领工资。”为此，蒋逵还想尽一切办法来俭省经费。每到用餐时间，其他人叫蒋逵吃饭，他一边应答：“请，请，请”，却从不起身。等别人一个个都去吃饭了，他才悄悄地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馒头啃起来。为了解决资金问题，生l生沉默的蒋逵还登上高台，公开向市民宣讲防空常识，只为募集一点防空经费。

蒋逵作风低调，几乎归隐于历史大幕之后，但是他的长远规划让今天的我们受益不浅。2011年7月，重庆轨道交通一号线开通运营，该线部分区段就是沿用了抗战时期挖掘的大隧道洞体。在小什字站出口，离不远的长江索道大门附近，有一座灰蒙蒙的堡坎，全部用大块条石砌成，堡坎旁有两个被水泥封死的拱形大门，因被装饰花卉掩映，很不起眼。这两个洞口，以前就是防空洞的门。

在构建防空体系时，蒋逵曾说：“防空洞建设一定要高起点，战争结束后，里面可以通车，市民在里面就可以搭车出行。”如今，从小什字到燕喜洞之间的一段轨道交通总长近3公里，蒋逵那一代人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