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犯罪中专司销赃人员如何定罪

罗倩

[案情]赵某欲通过“租车诈骗”牟取非法利益。2015年6月18日，赵某通过互联网“过客”介绍结识龚某、唐某，并安排二人分别寻找买车人和租车垫资人，唐某找到垫资人李某。翌日，赵某使用自己的身份证与某汽车租赁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租得一辆价值282000元的奥迪A6L轿车，李某支付租车押金8000元。赵某立即电话安排龚某联系买家，约定高于底价9万元的部分是龚某的利润。龚某明知该车系赵某租赁而来，仍然积极通过互联网联系买家。2015年6月20日1时许，四人带买家至藏车地点验车后成交，将该奥迪A6L轿车销赃得现金102000元，赵某分得35000元，龚某分得25000元，李某分得39000元，唐某分得3000元。

本案中，赵某、唐某、李某将所租的奥迪A6L轿车变卖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买家明知是赃车仍然购买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赵某与他人共谋后安排他人垫付租车款、联系买家，明知自己无权处分租赁车辆仍设法将其出卖，是本案的主犯。办案机关对以上认定均无异议，仅对龚某的行为应评价为下游犯罪还是共同犯罪存在较大分歧。第一种意见为，龚某明知该车是诈骗犯罪所得仍代为销售，牟取非法利益，构成下游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龚某的行为属于共同诈骗犯罪的一部分，构成合同诈骗罪。

[速解]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陌生人分工协作完成犯罪属共同犯罪新形态。随着通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多个犯罪人互不相识、互不见面，仍然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从而完成犯罪，这是共同犯罪的新动向。本案中，四个行为人是临时拼凑的犯罪团伙，彼此事先并不认识，犯罪完毕即各奔东西，但共同犯罪的各要素俱备。尽管龚某与唐某、李某之间没有共谋，赵某与李某之间没有共谋，但不可否认四人作为整体是共同犯罪的主体，应作整体评价。

第二，龔某参与事先通谋，是共犯。通谋指复数个行为人之间存在犯意联络，并不要求全体行为人一起商讨如何实施犯罪。龚某在2015年6月18日已经与赵某取得联系，接受赵某安排的分工，无论其与唐某、李某是否存在犯意联络，都应评价为共谋犯罪。龚某与赵某的共谋，是完成租车诈骗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6月19日，龚某接到赵某的电话后，明知即将卖掉的车为租赁物，仍积极联系购车人，且实施了共同带买家销赃的行为。卖车行为是该团伙实现犯罪目的的重要环节，正是卖车行为将其与正常的租车行为区分开来，事先通谋与执行分工任务浑然一体，属于共同犯罪的一部分。龚某事前与主犯赵某通谋，促成交易且从中获取非法利益，应评价为共同犯罪，以共同犯罪论处。

第三，行为人实施了关联的上下游犯罪，一般应按上游犯罪的罪名定罪。在行为人实施了相关联的上游犯罪和下游犯罪的情况下，在处断时一般根据上游犯罪来确定罪名。这是因为上游犯罪可以吸收下游犯罪，而下游犯罪不能吸收上游犯罪。有人基于传统观点认为，行为人收到租车公司交付的车辆之时合同诈骗已经既遂，销售轿车的行为是事后不可罚的行为。而在赵某租车得手前，车辆品牌型号尚不确定，龚某是无法发布“低价卖裸车”的信息。从参与的时间来看，龚某不是在合同诈骗既遂后才加入下游犯罪，在犯罪预备阶段已是犯罪团伙的一员；从龚某对共同犯罪的知情状态和作用来看，龚某对合同诈骗犯罪完全知情，并在实施犯罪前承诺负责将赃物变现。龚某参与了上游犯罪，是在共同犯罪中主要负责销赃的人，应当评价为合同诈骗罪的共犯，而不应将龚某的行为评价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