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为何不易

庄秋水

1907年6月14日，上海《申报》披露了一则消息，约两个月前，江苏沭阳一位名叫胡仿兰的女子因为放足和嗜好读书，被公婆逼杀。

胡仿兰18岁嫁到徐家，生有一子二女，因喜欢翻阅新报刊和西洋物理、历史等教科书招致公婆不满。她还于1905年放足，而且声言不会给女儿缠足，也不让儿子将来娶缠足女，兼之胡仿兰经常劝亲戚姊妹放足，公婆决心将她置之死地。他们把她锁在房中，扔给她一瓶药令她自杀，四天不予饮食。一个老仆偷偷给胡家送信，胡仿兰的哥哥命人抬轿去接，却被徐家拒绝。胡仿兰最终服毒自尽。

胡仿兰写给哥哥的绝命书被媒体披露，为她自杀的原因提供了直接证据：“翁姑因放足凌辱百端，谓妹做妖作怪，玷及祖宗，要将妹置之死地……”

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胡仿兰案成为刑事案，连两江总督端方也不得不公开表态。然而官方最后的处理却是轻而又轻，她的公婆被罚交出五顷田，变卖筹款，为她创建一个学堂，并以传统方式授胡仿兰匾额加以旌表。

不过，民间的放足团体巧妙借助官方力量极力造势，在江南地区掀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放足运动。7月8日，苏州放足总会就在苏州为胡仿兰举办了追悼会，尔后又在胡仿兰家乡举行追悼会，出席者达四五百人。

胡仿兰事件是那个时代女性们不幸处境的缩影。即便在几十年后，在一个旧思想仍未消除的社会里，女性追求个人自由、参与社会生活，仍然要领受更多心酸才能达成愿望。这是因为，女性问题一开始就是男性社会精英导向，它被谈论的方式、范围、风格、禁忌由男性所规范，而整个社会，尤其是女性并没有经过充分启蒙。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精英的行为与其认知可谓南辕北辙。康有为在《大同书》里说过许多为女子争取权利的话，“始于男女平等，终于众生平等，必至是而吾爱愿始毕”。但是，在生活中，他却是妻妾环列左右。在他身上，看不到男女平等的倾向。

此外，女性解放问题始终是在国家现代化诉求的大命题下被提出来考虑的。1904年，《女子世界》的发刊词说得斩钉截铁：“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同在1907年罹难的秋瑾对此有极精到的概括：“扫尽胡氛安社稷，由来男女要平权。人权天赋原无别，男女还须一例担……”也就是要求女性投身革命事业，在社会解放中获得解放。

然而当时，一方面，女性地位确实变化巨大，得到国家法律承认。另一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长期存在。研究民俗学的郭立诚以自身经历说明身为五四女性的艰难：“女人就业机会比男人少，就业范围小，也不能同工同酬，女人在某一方面有了些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用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或者便是用一己事业换取美满婚姻。

某种程度上说，女性解放不过是过去一百多年里男性精英改造中国的工具。那么，他们可以借由国家权力给女性以平等地位，便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与传统文化习俗合谋，呼吁女性放弃某些權利。

事实上，早在胡仿兰自尽当年，便有人清楚地看到了这点：“女权之伸，当由女子抗争，不当出于男子之付与……名为解放，实则解放之权属于他人，不过为男子所利用，而终为其附属物而已。”

编辑/子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