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形成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原生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更是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源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的基石。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性，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更好地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关键词] 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 科学； 实践； 开放

[中图分类号] D0_0； D6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17）10-0047-05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坚定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前提。目前，人们对理论自信还容易出现定位不清、概念不明等问题。因此，坚定理论自信的关键是重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体悟。只有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优势以及历史逻辑，才能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学说

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理论自信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素质。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科学社会主义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和体系，没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失去根基。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称之为“科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首先是一种事实判断，这种事实判断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学说为基础。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最显著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用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在逻辑起点上，它摆脱了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哲学的影响；在研究的背景上，有选择性地继承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成果；在批判方法上，部分借鉴了斯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在《资本论》的研究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把研究对象深入生产过程中就现实化的生产关系作出分析。通过观察和研究，他认为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越来越表现为一种社会权力，这种异化的、独立的权力使得社会生产条件与生产者相分离，资本家的私人权利与社会权利之间不断有矛盾产生，并且矛盾越来越尖锐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被完全激发出来。因此，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是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此外，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共产主义的实现划分成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思想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研究始终基于对客观历史现实的理论描述，从历史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实现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

另一方面，它的价值追求的科学性。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是立足于事实判断基础之上，对于人类未来社会所作出的科学的预言。这是与其他社会主义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试图为未来社会构图，为未来人类的生活提供有价值的思考方向。但遗憾的是，他们的思想只是局限于唯心史观的范围内，很难找到实现社会理想的正确路径和积极力量。而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站在道德批判的立场上看到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更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揭示了这种不合理性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由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科学性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简单构想，而是基于谨慎细致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之上对于未来社会的科学展望。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这种科学性才使得我们党始终坚定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党和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克服了革命时期的严酷现状和建设时期的艰难问题，使得国家和社会面貌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然，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坚强信任，我们也不可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前提，更是理论自信的源头。

马克思主义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显著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就是在直面现实问题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2，就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建立新世界。正是这种直面实践中现实问题的理论品性，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实践性的体现，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我们国家的富强、解决社会问题作出过探索，也因此产生了不同形式和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为劳苦众生构造了一个大同世界。然而，在后来所实行的变法维新中他遭遇失败，由此也证明了从“不同”到“大同”是极为困难的，大同思想宣告失败。农民领袖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对农业生产进行了具体的设想，是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他所提出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口号，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统治和压迫的体现，也是大同思想的延续。但是，这种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公有均产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并不符合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最终没有得到良好的推行。孙中山在《建國方略》中以民生主义扬社会主义之道，将民生作为社会的中心问题，认为只要解决好民生问题，社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孙中山不仅提出了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还对空想社会主义作出批判。他结合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做到了从思想的设想到思想的批判的跨越。继孙中山民生主义之后，以行会为基础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前后产生的无政府主义、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家社会党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以梁漱溟的乡村治理理论为代表的儒家社会主义等社会主义的思想形式在我国传播。虽然这些社会主义思想都试图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一条根本性的道路，为未来社会勾勒一幅美好的社会蓝图，但有的也仅仅是付诸了简单无果的实践，有的甚至只是停留于思想层面。

这些方案囿于其阶级的局限性并没有完成国家富强的目标任务。此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了救国图强的运动。马克思主义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致力于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而是最符合人民内心所想的社会主义学说，也得以很快地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从党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得知，马克思主义不但具有理论上的科学性，也在实践中不断经受考验，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党的政治灵魂，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制定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方针。革命初期，我们党也出现过教条式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情况，照搬苏俄式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方法，导致过左或者过右的结果。我们党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抛弃原来的做法，开始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革命实践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同志确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将中国革命的根据地选在农村，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表现。与此同时，为了破除在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论断，并且强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任务。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正式命题提出，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體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这一任务是中国共产党需要了解和解决的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确定表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开始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建设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从认识到“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提出“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再到突出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最终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才全面概述了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又一次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胡锦涛同志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注重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更加关注民生、贴近民众，在治国方略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在实践中总结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和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由此可见，理论的形成必定是历史的过程，也是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明的特征，也是其经得住时代考验的象征。

第二，现实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变革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面临着不同形式意识形态的冲击，以及各种现实社会发展问题的考问。在世界范围内，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始终是讨论的热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就鲜明地提出“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命题，坚定地指出终有一天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为很多生活在被资本主义笼罩下的劳苦大众描绘了一个美好社会主义社会的理想蓝图。然而，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性事件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是否依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否能够顶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压迫、社会主义是否能将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的生活中解放出来等等产生疑问。然而，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重大创伤，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历经实践考验的真理性，同时也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宏观调控下经济运行的有序性和平稳性。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状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也倒逼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更为符合时代要求的解释，而不仅仅是教科书式的生搬硬套和填鸭式的灌输式的教育。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将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经验进行总结并提升为理论，这些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逐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就。在经济发展方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综合国力较改革开放初期得到大幅提升。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健全，农村综合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等各项改革措施稳步推进。几十年的发展成果已经惠及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优势已被证明。

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开放性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要发展就应该积极吸收新的元素以完善自身，马克思主义保持活力的要领就在于它还是开放性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表现出很好的开放性，它始终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的理论成果，以此保持自身的活力。

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适应现代科技革命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时代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一场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科学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推进，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被卷入这场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成为必然。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法、管理方法。”1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宝贵经验、在处理社会问题中所运用的科技和管理手段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直接借鉴和利用的。

关注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世界上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我国既注重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良好互动，也密切关注社会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传播状况。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了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理念，而主张以“第三条道路”作为社会的发展路向，他们在价值取向上超越了“左”和右，指出国家和政府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局限性，认为市场的道德中立，力争建立劳动福利观和责权社会，在外交中主张新干涉主义等等。虽然“第三条道路”意味着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极大革新，但是它也面临着很多问题，比如社會正义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张力该如何处理，政策多变和实用主义所产生的副作用怎样应对，党内派系关系的变化如何看待等等。生态社会主义主要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设计转型的战略和策略三方面落实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构想。这为我国解决面临的生态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也直接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汲取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来发展自己，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体现，也是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有益举措。

可以看出，我们党没有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积极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体系。这恰恰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化和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立足于时代前沿的强大理论体系。面对如此有生命力的理论，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失去信心，更没有理由不从实际出发去体会不断发展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增强理论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如今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理论自信的树立不可能是一次性完成的事情，它必然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过程而深化。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普世价值区别研究”（批准号16JDKDB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李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北京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 / 杜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