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父道”

宋志坚

荀子在论“孝道”时，用“子道”二字做了标题，我以为是非常确切的。不仅对于他所论的“孝道”，即使对于自孔子以来的整个儒家——不论是纯儒、俗儒、陋儒——之“孝道”，也是相当确切的。因为在家庭关系中，或在父子关系中，这主要是对于“子”的规范，主要是说“子”应当如何如何，说是“父慈子孝”，却缺乏对于“父”的具体规范，基本没有说“父”应当如何。

鲁迅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杂志的那篇著名文章，即《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则完全换了一个视角，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说的不是“子”应当如何，而是“父”应当如何。按照荀子称儒家孝道为“子道”的逻辑，我以为鲁迅所说的，可以称为“父道”。这种“父道”，并非就是对于“子道”的颠覆，它与“子道”可以交融互补。在“父道”的观照之下，可以从总体上发现儒家的孝道即“子道”的缺陷。

鲁迅的“父道”，大致有以下三个要点。

其一，子女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父母的附庸。“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勿敢损伤，孝之始也。”但这并不意味着“受之父母”的，便得永远受制于父母。中国的“圣人之徒”，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总“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不仅父母在世之时，儿子的一举一动不能自主，父母去世之后，儿子也得“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继续生活在父母的“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之下。按照鲁迅的看法，父母“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