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济慈：许身学术的“科学之光”

月半

“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

——莫泊桑

莫泊桑的这句话，是严济慈常伴在侧用以自勉的名言，也是这位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翻看严济慈老先生的资料，许多早年间拍下的黑白照片已经印记斑驳，实在无法与当今炫丽高清的彩照媲美。但正是那一张张斑驳的黑白照片，述说着老人一生在科学道路上的不懈求索，和在漫长人生中所经历的悲欢离合。

一年苦读换取硕士学位

1923年深秋，年仅23岁的严济慈，带着为商务印书馆编著书籍的稿费、兼任数学教师赚得的薪酬以及恩师何鲁、熊庆来、胡刚复的资助，依依惜别了不久前才订婚的未婚妻张宗英，独自踏上了前往法国的求学路。

初到法国，严济慈的研究生课程并未顺利开展。横在他面前的是语言这一难关，跨不过这一阻碍，会给后期学业的推进带来很大困难。其实出国前，严济慈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他自己曾刻苦研习了法语，并曾在何鲁先生的家中看过大量的法语书籍，应该说已经基本具备了法语书写阅读的能力。但当时不同今日，语言学习资源的匮乏，使口语成为他最大的软肋。于是初到法国，他便明智地选择到当地乡村的一所中学强化口语。凭借儿时磨练出的自学能力和过人的语言模仿能力，严济慈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便突破了口语这一难关，扫清了求学路上的一大障碍。

1924年，严济慈信心满满地来到了享誉盛名的巴黎大学，正式注册成为该校学生，并将目标锁定在巴黎大学的理学院。宽进严出是巴黎大学的特色，它的课程是公开的，也就是说想成为该校的学生并不难，但想通过考试获得毕业证却并非易事。依照巴黎大学的规定，每通过一门课的考试，就可以获得一门课的文凭，而通过三门主课的考试，就可获得硕士学位。考试制度看起来简单，但有学生在入学七八年后仍未获得一张文凭，其难度可见一斑。但就是如此严苛的考试，严济慈竟在刚入学时，就凭借深厚的数学功底获得了一张文凭。于是，严济慈在巴黎大学的求学历程，便在引得全校为之轰动的数学成绩中拉开了大幕……

巴黎是一座魅力四射的城市，在这里，你永远不用发愁找不到休闲娱乐、打发时间的好去处——无论是塞纳河畔的灯火阑珊，还是卢浮宫里的绚烂辉煌，抑或埃菲尔铁塔的雄伟壮丽，乃至凯旋门的恢宏壮观，每一处都是一道绚烂的风景，引人入胜，令人沉醉。但出生于浙江贫苦农村的严济慈，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到繁华的法国大都会后，并没有迷失在巴黎的灯红酒绿、光怪陆离中。他牢记着恩师和家人的期望，在巴黎过起了单调乏味的求学生活。

旅馆、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这是严济慈在巴黎每天必定重复的活动路线。身居巴黎闹市拉丁区的他，将自己沉浸在微积分、理论力学和普通物理学的书海中，孜孜不倦地钻研探索。他并不是一个不热爱生活的人，只是他太珍惜此次法国求学的机会，让他自动过滤掉了卢浮宫藏品的光彩耀目，也屏蔽掉了塞纳河畔的动人美景，在躁动的“花都”巴黎将自己全身心地沉浸到自己的学业和研究当中。后来，胡适谈起严济慈在巴黎求学的经历时，不禁感慨道：“巴黎为灯红酒绿之地，哪里能读书？”而严济慈却回答道：“只有在巴黎读书的人，才是真正能读书的人。”

历经一年如苦行僧般的学习，严济慈终于熬到了收获成果的季节。1925年的夏天，他顺利通过了巴黎大学的考试，考取了普通物理学、微积分学和理论力学三门主课的文凭，获得了巴黎大学数理科学硕士学位。这个朴素低调的年轻人一夜间便创造了巴黎大学的奇迹，改写了巴黎大学的历史。而对于严济慈而言，这次考试收获的却不仅是文凭那么简单，他还从中收获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

第一位获法国科学博士的中国人

硕士毕业考试的物理学口试中，严济慈的考官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干涉仪的发明者——夏尔·法布里。在整个考试过程中，法布里对严济慈的出色表现赞赏有加，甚至在结束考试时起身与严济慈握手向他表示祝贺，要知道这是对一名学生由衷的肯定，也是一个学生所能获得的至上的荣耀。

法布里教授对于严济慈的欣赏给了他继续攀登科学高峰的信心，他鼓起勇气写信给法布里教授，就未来发展的目标向法布里教授征求意见。信寄出不久，他便收到了法布里教授面谈的邀请。而就是在接下来与法布里教授面对面的交谈中，严济慈获得了进入前沿科学研究领域的入场券——法布里将他招收进了自己的光学实验室，他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博士研究生。

也就是在法布里教授的光学实验室中，严济慈接触到了当时难度极大的前沿课题——如何验证存在晶体压电效应的反现象。从一接触到这项研究起，严济慈就被这个难度极大的前沿课题深深地迷住了。在他的同事们忙着过圣诞节，忙着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严济慈仍坚守在冰冷的实验室，苦苦思索着解决这个物理难题的

方法。

为了解开难题，严济慈还曾前往居里夫人的镭学研究所，并与居里夫人进行过长时间的探讨。居里夫人对严济慈的研究非常关心，并表示愿意为他的研究提供支持，希望他能完成自己丈夫未盡的事业，为此还特意将丈夫比埃尔·居里早年使用的石英晶体片借给严济慈，以便他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执着的探索最终换来了解决难题的钥匙——严济慈发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光。他创造性地采用单色光干涉法测量，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孜孜不倦地求索，在反复论证中验证自己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最终完成研究课题，并著成了题为《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的论文。

按照规定，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的论文，需要在答辩前一个月由学校发给百位专家教授审查，而专家的审查意见，将直接决定学生是否能够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漫长的一个月，严济慈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只得每天沉浸在实验室里寻求心灵上的平静。直到有一天，导师法布里到实验室问严济慈，论文是否急于发表，能否再等一两个星期？严济慈虽不明白法布里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但还是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法布里教授获得了满意的答复后便离开了，只剩下一头雾水的严济慈留在实验室，苦苦思索导师如此发问的原因，而法布里教授则用实际行动给了严济慈一个满意的回答。原来，新近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夏尔·法布里，决定在其首次参加法国科学院例会时，宣读严济慈的博士论文。endprint

法布里教授在法国科学院例会上宣读严济慈论文的第二天，《巴黎时报》等众多法国报纸都对法布里教授就职法国科学院院士一事进行了报道，在刊登法布里本人照片的同时，还刊登了严济慈的照片，并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这令严济慈的名字迅速走进了法国科学界的视野，并为他获得了极高的声望。严济慈不仅是第一个荣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的中国人，而且成为了法国科学院第一位宣读论文的中国人。

回顾严济慈艰难的法国求学历程，或许有人要说，他其实还是幸运的。因为，他幸运地获得了何鲁、熊庆来、胡刚复几位恩师的支持与资助，也幸运地为导师法布里所肯定与赏识，这才使得他迅速在科学研究领域赢得了名望。但若没有严济慈儿时抱着父亲买来的“天书”《笔算数学》耐心研读，他便不会产生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若没有他在入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称东南大学）后的勤勉奋进，他便不会编著《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从而为出国留学攒下部分学费；若没有在巴黎“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超人毅力，他便不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巴黎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为法布里教授认可。说到底，所谓的幸运，都是严济慈用自己的努力拼搏所换得的。

只剩一个人的课堂

在有关严济慈的报道与介绍中，他的名字总是与另外三个名字相伴，那就是何鲁、熊庆来和胡刚复。三人是严济慈的恩师，也是他的益友。他们各自在严济慈的生命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严济慈的一些重大决定和人生重要历程的节点，或多或少都与三人有关联。而其中对严济慈影响最大、与他关系最为紧密的可能就要数何鲁先生了。

何鲁先生是严济慈就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的数学老师。当时，何鲁先生借用法国的中学数学课本作为教材，但因其难度过高，许多学生都反映无法理解讲课内容。但耿直倔强的何鲁先生，不愿改变自己的教学风格来迁就学生的认知水平，因而课上到后来，人变得越来越少，到最后寥寥无几，只剩严济慈还在坚持上课。于是，何鲁先生便告诉严济慈，有问题到家里来请教就好，不必到课堂上来上课了。接下来，便常常出现严济慈独自前往何鲁先生家求教的画面，二人也因此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

频繁地前往何鲁先生家请教，不仅使严济慈的数学水平突飞猛进，而且也让他接触到了大量的法文书籍，令严济慈萌生了学习法文的念头，也为日后他前往法国留学打下了基础。也是通过何鲁先生，严济慈结识了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王云五先生，并最终使自己撰写的数学讲义得以出版，这也成为了支持严济慈前往法国留学的资金来源之一。甚至连严济慈后来前往法国留学的主意，最初也是何鲁先生提出的，何鲁先生对严济慈的影响可见一斑。

熊庆来先生是何鲁先生的朋友，在何鲁先生辞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职务之后，便是熊庆来先生接过了何鲁先生的教棒，执教该校的数学课程。熊庆来先生对严济慈关爱有加，在后期严济慈艰苦的法国求学历程中，熊先生省吃俭用所提供的资助，也是支持严济慈挨过那段艰难岁月的经济支柱之一。甚至在严济慈学成归国，家中一度拮据之时，也是熊先生介绍严济慈的妻子前往云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才使严济慈家中的窘境得以缓解。据严济慈的儿媳吕锡恩院士回忆，文革时期，熊庆来先生在受批判期间不幸离世，熊庆来的儿子熊秉群第一时间便打电话通知了严济慈。严济慈匆匆赶往熊先生家，面对恩师熊先生冰凉的遗体，不觉流下了悲痛的热泪。

胡刚复先生也在严济慈生命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在严济慈留学法国期间，他不仅多次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还在严济慈选择专业时参与了意见，最终引领严济慈走上了物理学研究的道路。直到后来，严济慈获得中华教育基金的补助，再次前往法国深造，也与胡刚复密切相关。

严济慈与三位恩师的情谊，源于三位老先生的爱才好士，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三人一步步推动严济慈走向了科学研究的舞台。而严济慈对三位老先生的知遇之恩也是念念不忘，在他留法的博士论文中，他在论文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小字“献给我的老师何鲁、胡刚复、熊庆来”。

在巴黎学习的那段时光，写情书给未婚妻张宗英是严济慈最频繁的“休闲活动”。与一般诉说衷肠的情书不同，严济慈的情書很特别，更像是一份“财务报告”，详细记载着恩师何鲁、熊庆来和胡刚复寄来款项的数目，以及自己日常开销的情况。他写这些的目的，就是想告诉未婚妻张宗英，自己绝不乱用一分钱，也绝不会辜负老师和未婚妻的

期望。

严济慈的伴侣张宗英是东南大学第一位女学生，才华出众、面容清秀，在女生原本就少得可怜的东南大学可谓一枝独秀，引得无数男同学纷纷慕名而来，向其表达爱慕之情。这其中不乏家境优越的富家子弟，但张宗英却只钟爱家境清贫却才学过人的“凤凰男”严济慈。

或许两人的相爱令当时许多追求张宗英的纨绔子弟不解，才华与美貌兼具的张宗英何以看上一个出身浙江农村的穷小子，大有所托非人的意思！但他们不会了解，两人在科学道路上追求之契合，和在相互欣赏中所萌芽的爱恋之深沉。两人的爱情或许在世人的眼光中有些另类，不过这丝毫没有妨碍严济慈用自己的方式向张宗英表达缱绻之情，尽管在外人看来，连严济慈给张宗英的定情信物都那么令人匪夷所思。

1922年秋天，正值菊花盛开、争奇斗艳的时节，张宗英拒绝了富家子弟赏菊的邀约，却与严济慈一同徜徉在浪漫的花海之中。也就是在绚烂的菊花丛中，两人对彼此敞开了心扉，开始互诉衷肠。朴实的严济慈想不出该用什么物品向张宗英表达爱意，便将刚刚发表了自己学术文章《二次方程式的匀程式之普通公式》的第7卷第10期《科学》月刊拿来，送予了张宗英作定情信物。或许，在常人看来严济慈送心上人的这份礼物实在是有够不解风情，毕竟哪个女孩子会喜欢一本满是学术文章的杂志。但张宗英却在看到严济慈发表的文章后，不由得喜上眉梢，因为这不仅是她内心所珍视的东西，也正是她婉拒家底殷实的追求者倾心严济慈的原因之所在。

两人定情后的第二年，严济慈便以数理化学部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了东南大学的第一位毕业生。也就是在同一年，严济慈所编著的《初中算术》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发行。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严济慈，于当年的8月8日在何鲁和胡刚复两位恩师的见证下，与张宗英举行了订婚仪式，许下了对张宗英的爱情诺言。可惜，这对恋人并未获得太多在一起的时间，便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分离。两人订婚的同年10月，严济慈便踏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轮，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求学生涯。endprint

尽管在法國时严济慈理智地将对未婚妻的相思之苦化作奋进的动力，但从他写给张宗英的一封封信中，对爱人的思念之情却体现的淋漓尽致。严济慈在参加完巴黎大学考试之后，十分惦念当时卧病在床的张宗英，曾在回信中写道“真卿！我归去，归去！”，而张宗英在病中仍挂心严济慈，叮嘱其“勿过用功”。两人的爱情，虽不是海誓山盟、轰轰烈烈，却在字里行间透着真切与诚挚。而正是这份对彼此的珍视，帮助两人熬过了漫长的

分离。

严济慈在法国求学四年间，两人便是靠着一封封漂洋过海的书信，了解彼此的近况，也互相表达对彼此的思念之情。直至1927年严济慈学成回国，两人的别离之苦才终告段落，并最终于严济慈回国的同年11月11日，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之下，他与挚爱张宗英完婚。这段为世人称道的学界爱情佳话，终获圆满。

严家的“小科学院”

与爱妻张宗英成婚之后，严济慈夫妇恩爱有加，共育有七子一女，但老三、老七和老八都不幸早年夭折。剩下了五个儿子，在严济慈夫妇的悉心照料下长大成人，并在各自岗位上成就卓著。严济慈的老朋友周谷城在了解到严济慈的5个儿子和儿媳都是科学家后，十分敬佩，特为其作诗一首，称赞严济慈家就是一个小科学院。

严济慈孩子的成就与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密不可分，但严济慈并不完全符合人们对那个时代父亲的想象，他虽沉默却并不十分严厉，在点滴间流露出的关爱十分动人。据严济慈的六儿子严陆光院士回忆，像传统的中国父亲一般，严济慈也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并不十分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情感，但关爱之情却常在行动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将自己的甜点省下来给儿子吃，到站台送远行的孙女，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就是他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但最能体现他父爱深沉的便是严济慈二儿子严双光的离世与平反。

那是“文革”时期，作为132厂的技术负责人，严双光曾给周总理写信反映厂里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但这关心工作的举动，却为他招来杀身之祸。造反派给严双光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并将其迫害致死，当时严双光年仅42岁。

严济慈听到儿子离世的噩耗，扼腕痛心，大半夜就跑去找刚被解放的领导秦力生商量处理办法，之后迅速派四儿子严四光和六儿子严陆光赶往成都了解情况。但在黑白颠倒的当下，两兄弟都没见到严双光的尸体就被软禁起来。严双光就戴着“反革命”的罪名，以“意外”的死因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这件事对严济慈的打击很大，他一度变得更加沉默，更加谨言慎行。但他并没有忘记儿子的死，而是在等待时机，为爱子洗清冤屈。1975年，严济慈被安排参观132厂，儿子严双光的音容笑貌犹在耳畔，令严济慈不胜悲伤。他无法理解，专注于科技工作的儿子，怎么会是 “反革命”？于是，严济慈便找到当时负责四川工作的领导赵紫阳说明情况，希望他能过问此事，还儿子一个公道。但受大环境的影响，严双光的事情并未及时得到解决，而是一直拖到1981年，才正式为死去的严双光召开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事情终告一段落，严济慈的内心也才算获得些许安慰。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扮演很多角色，严济慈老先生也不例外。于外，严济慈无疑是一位成果卓著的科学家、教育家，他不仅自己在物理学研究领域成绩斐然，同时也引导了一批年轻人走进实验室，开始物理学的探索。同时他也是一位令人敬仰的爱国人士，出国留学看尽世间繁华却仍满心惦念着贫穷破败的故土。但是于内，他不过是一位在妻子去世后仍每天向她的牌位鞠躬的丈夫，不过是一位不善言辞却对自己子女爱得深沉的父亲。只是，太多时候，他的成就的光环太过耀目，竟令人看不清在光环背后那个真实的动人的个体，而忽视了他在历史的大潮中所经历的悲喜愁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