篮球与灾难

篮球与灾难

天灾难以避免，当灾祸降临的时候，谁也无法逃脱。留给活着的人的，不应该仅是悔恨和悲痛，而是怀念和回忆。

1去年一场空难，毁掉了巴西足球俱乐部沙佩科恩斯的前程，飞机上的77名球队成员仅仅生还6人，造成了这场世界体育史上的最大悲剧。在NBA，也有过几次几乎毁掉球队的灾难，一些正值巅峰期的球员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生命，也有球员的家人被犯罪分子袭击，失去了生命。迈克尔·乔丹的父亲和克里斯·保罗的外公都被劫匪夺走了生命，这是他们的一生之痛。而像伦·拜亚斯这样的天才球员，却因为吸毒失去生命，甚至连NBA的球场都没能踏上，这不仅是凯尔特人的损失，也是他生命的遗憾。

如果说被子弹夺走生命还称得上天灾，那像拜亚斯这样对人生的自我毁灭就是人祸。科比的好哥们拉马尔·奥多姆险些步他的后尘，而像杰伊·威廉姆斯这样的球员则还算幸运——车祸夺走了他的天赋，却留下了他的生命。

德拉岑·彼得洛维奇被称为NBA最好的外籍球员之一，他也是第一位入选篮球名人堂的外籍球员。他曾在克罗地亚本土和美国的篮球场上叱咤风云，却在退役后被一场车祸夺走了生命。和他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另一位欧洲巨星皮特·马拉维奇。人称“手枪”的马拉维奇因心脏病突发身亡，也让NBA的历史写下了一曲悲歌。

除此之外，遭遇飓风袭击的新奥尔良人民曾经失去了他们的球队，所幸他们以坚韧的意志展开重建，最终让自己的家乡重现光明。

灾难令人心生恐惧，但更令人害怕的，是失去重生的希望，以及怀念的勇气。

2对于现在的NBA球迷而言，2001年的“911”事件或许只存在于耳闻之中，但对于很多亲身经历那次灾难的人们，以及遇难者的亲人而言，那都是永生难忘的记忆。

凯文·康诺利站在斯塔藤岛北岸海滨广场15英里开外的地方，远处是薄雾笼罩中若隐若现的曼哈顿，身边是他那么熟悉的面容。

他转过头，先看到了保罗·基廷，保罗的兄弟尼尔多年前常和他一起打篮球；接下来，他看到了蒂姆·麦克斯威尼，这位好朋友的个性十分强烈；然后是约翰·伯金，他是康利诺最好的朋友之一；他还看到了保罗·拜尔、迈克·菲奥里、埃迪·戴、阿蒂·巴里；还有，他当然看到了他的哥哥约翰，看到了他那被熟人称做杰克或杰基的哥哥。

“我还能认出很多，很多人。”凯文说。

他们中有些人，康诺利并不曾相识，但他以前肯定见过他们，他曾和他们在街头相遇，或者也许是在他和杰克常去的666俱乐部酒吧里见过。每当认出一个人，康诺利就小心地伸出右手轻轻地抚摸着他们的脸庞，有时，他会伸开五指，把手掌在他们脸上，感受他们的气息。

就像他们还活着一样。

在这里，康诺利的哥哥曾经无人不知，他的明快开朗就如同康诺利兄弟的爱尔兰快步舞一样为人熟知，他总是这样快活地和人打招呼:“你好，我是杰克·康诺利。”但现在，凯文却只能指着“明信片”纪念碑中的侧影雕像来向人介绍自己的哥哥。这座纪念碑上大概有270人，他们的死亡日期都是同一天——2001年9月11日。

康诺利习惯把自己称作“幸存者”。他当了22年消防员，其中12年是在10号消防站工作，直到2001年7月，才被调回家乡斯塔滕岛。10号消防站就在世贸中心街对面——如果没有调离这里，那他很可能也出现“明信片”纪念碑上了。

但是，活着的人不一定比较幸运，康诺利曾经多次在痛苦与死亡的噩梦中醒来。2001年的9月11日，他在世贸中心忙了13个小时，并在之后的数周里无数次回到那片废墟。这种经历让他患上了食管疾病，而且引发了他的心脏病——时至今日，他依然不时发病，遭受折磨。25年前，他被确诊为前列腺癌患者。1993年，世贸中心北塔遭受汽车炸弹袭击时，他第一批赶到现场救援，而2001年的那次灾难，几乎夺走了他所有亲人和朋友的生命。

“我得小心点，这地方可容易出事。”他苦笑着说。

如果能穿上那100磅重的消防装备，康诺利保证会露出更好看的笑脸，与他相处，用不上10分钟你就会看到他这真心笑容的。70年代中期，康诺利是圣彼得中学一带出色的篮球球员，自那以后他一直活跃在斯塔滕岛街球场上。篮球让他免于陷入悲痛不能自拔，上场打球能让他从悲伤的回忆中解脱出来。然而，痛苦的纹沟很快又在这位54岁的消防员脸上浮现。

当年那场灾难让整个美国陷入了恐慌，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这时候，体育运动就成为了给人们带来新希望的工具。

3“911事件”发生之后，NBA联盟采取了许多举措，他们意图帮助美国民众走出伤痛和恐惧，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NBA的成员们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即便这次灾难发生在休赛期，而且也并没有球队或球员因此遭受损失，可确实有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现任丹佛掘金队总经理的蒂姆·康奈利2001年时还在华盛顿奇才队担任总经理助理，他对那场灾难记忆犹新。

康奈利是土生土长的巴尔第摩人，他的儿时玩伴和家人都在巴尔第摩和华盛顿地区生活工作。在“911事件”发生之前，他本来还在考虑如何帮助球队签下一些球员——其中包括迈克尔·乔丹，但在那一天之后，他就再也无法专心于球队事务了——他的电话被打爆了。

“我连续两天两夜都在打电话、接电话，我要联系每一个能想得起来的人，还要想想那些人可能会出现在那里，谢天谢地，他们都接了我的电话。”

但康奈利的生活还是受到了影响，在这次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在全国的公共场所实行更加严密的安保措施。场场比赛人数都超过两万人的NBA当然也是重中之重。奇才队的主场距离事发地五角大楼仅有三英里远，球队的办公地点也在这里，每一天，奇才队的工作人员都要在上班之前接受严格的检查——这些检查甚至比比赛日当天还严格。

“即使是在球馆的餐厅里吃饭的时候，我的身边都会出现一些身穿防背心，荷枪实弹的士兵，这会让你觉得一切都相当不真实，我们就像在电影里一样。”康奈利说，“更让人觉得压抑和恐怖的是比赛日，当我们坐在观众席上看比赛时，球迷们完全不像往日那样快乐——他们依然狂热，却充满不安。每当想起那次恐怖的爆炸，我都会心有余悸地四处打量，好像什么地方会有一枚炸弹突然爆炸一样。那段时光是我觉得自己最接近死亡的时刻。”

去年夏天从菲尼克斯太阳队退休的前篮球事务总监朗·巴比当时也在华盛顿工作。他的办公室所在地更加危险，就在白宫旁边。当时的白宫也是恐怖分子可能袭击的目标，巴比也经历过和康奈利一样的日子——他们一方面提心吊胆，一方面还要接受巨细靡遗的检查。

“那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一天，我还记得那一天阳光明媚，我开车送我的女儿去参加学校的郊游。突然，收音机里的音乐消失了，一个有一个悲伤的消息接踵而来，我的女儿没去郊游，当晚上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太太的那一瞬间，我们都哭了。”

对于整天在旅途中消耗生命的NBA球员来说，“911事件”对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赛季进行时，他们几乎每隔一天就要去机场报道，坐着飞机到客场去比赛，在撞机事件发生后，机场成了全美国最危险的地方。每个人都担心他们乘坐的飞机被劫持——于是，在那之后，越来越多的球队开始包机出行，尽可能规避那些没有发生的危险事件。

4“大概三年前，我的朋友在我怀里死去。”

911那天，康诺利眼中看到的全都是火焰。911那天，康诺利就站在离这后来建起明信片纪念碑几英里的地方，透过岸边的护栏网眼看着燃烧的北塔，听着头顶震耳欲聋的轰鸣。

康诺利回忆说:“我们抬头望去，飞机好像就在头顶二三十英尺高，我们盯着飞机，飞机掠过水面时，我记得一个朋友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记得那飞机撞上2号塔前转了个弯，”他慢慢地用手比着45度，“然后，我们眼看着飞机撞进世贸中心。”

周围的人惊恐地发出无声的尖叫，而康诺利只想到了一件事。

“我转向我的好朋友丹尼·纽曼，我说‘丹尼，我哥哥杰克死了。’”

纽曼当时对康诺利说，“冷静点儿，谁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杰克·康诺利是一家叫做“欧洲经纪人”的跨国经纪公司高管，他的公司位于2号塔84层。911那天，杰克本应于东部时间上午10点左右离开公司，回新泽西家中去为一个朋友做地方竞选助选的，而联合航空175号航班上午9:03撞上了2号塔。

康诺利回忆道，“纽曼想安抚我，他说‘你哥哥不会有事的，也许他没在办公室，也许他迟到了呢。’”

“而我只是说‘不，丹尼，他死了，我知道，他死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哥哥死了。’”

纽曼说:“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却无力安慰。没人比凯文更了解世贸中心，当他看到飞机撞进大楼前的飞行路径时，他就知道飞机撞上的正在杰克办公室那一层。”

康诺利说:“后来，我们发现，撞击的一瞬最可能就是他遇难的时刻。”

康诺利和其他消防员以及警员们一起，乘渡船前往笼罩在更多飞机撞击袭击危险中的曼哈顿。在失去亲人的痛苦环境中，他急切地想找到哥哥，在搭乘渡船的整个旅程中，他还全然不知道周遭世界已然颠覆。最后，他从前排座位上望去，看到灾难的现场，他没看到自己在街对面工作过那么久的世贸中心双塔，没看到他曾以为永远不会倒塌、也不会被任何东西摧毁的世贸中心。他看到的，只有滚滚黑烟和不停往来的人群。

康诺利回忆道:“废墟笼罩在烟柱里，大楼就像同时被地震飓风袭击般毁灭了，在纽约人脸上，你只能看到恐惧。”

康诺利乘坐的渡船靠岸时，大概是上午10:30，那时2号塔早已倒塌。仍抱着哥哥当时没在公司的幻想的康诺利，冲过烟雾迷漫的街道，越过仍在燃烧的汽车和建筑，掠过烟尘满面的人群，冲到了2号塔原址。而最后，他穿过废墟回到10号消防站，在10号消防站，他跟他的前长官讲起他的哥哥。

“他跟我说，‘凯文，这都是84层的残留物’，我极度绝望，他所说到的残留物是碎纸，甚至没有文件柜，什么也没有。’”

那天剩下的时间，康诺利都在2号塔的断墙残垣中寻找哥哥，他只在7号塔倒塌时在一家音像店里躲了一会儿。直到次日凌晨1:30，康诺利才回到斯塔滕岛家中，他什么话也没跟妻子说。数日之后，在残骸中细心排查时，康诺利在一个洞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康诺利回忆说，“我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消防队长站在一个金属横梁上指挥，我走过去说‘队长，我发现一具尸体’，他看着我就问‘是消防员吗’，我想，那又有什么区别？”

康诺利告诉队长那尸体不是消防员，队长秉承消防队不可让一具尸体留下的政策，让他在发现尸体处横梁上留下标记，然后继续搜寻。

“我走回去，用油漆在梁上喷涂上记号，然后我离开废墟，一个人自己走到渡口。”康诺利说。

“那时，我们就知道我哥哥不在那里，最让我难受的是，他的尸体一直没被发现。我们什么也找不到。我尽力找过了，而且我知道，每一个和我一起搜寻的人都尽最大努力了。”

蒂姆·康奈利(左)和朗·巴比都是NBA资深管理者，他们对那次事件造成的影响记忆犹新。虽然正常的NBA比赛没有受到影响，但球员们和观众都如履薄冰，这种现象很长时间之后才有所缓解。

5康诺利从长大的地方沿街走到马奥尼广场，在这里，他从中距离开始，一球接一球地投着，而阳光就照在他的光头上，闪闪发亮。这里是他早年磨炼自己球技的地方，当年他打球，部分原因是为了免得被街坊小混混骚扰。他没穿当年的短裤，但骄傲地穿上了紧身的圣彼得中学的蓝金色T恤。

他的姿势十分正规，除了右手肘会习惯性地向外飘，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他曾经受过专业训练。

他骄傲地谈起自己曾在冠军赛上“打满4分钟”——他们在一年一度的疯狂三月联赛上赢下消防站队冠军，这是岛上消防站之间为当地一个烧伤中心筹集善款的联赛。接下来，他投出的球又刷的一声空心入网，他转回头看着我说:“我说什么来着，我在这投进过很多球的。”

一个小时以后，他把这一切告诉了消防站里的伙伴，他们都不相信。

康诺利认为，自己现在还能上场比赛，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想当年，在70年代中期时，效力于斯塔滕岛的圣彼得中学时，他可是一把好手。

平心而论，当年他也不是球场主角。康诺利从小崇拜球场硬汉，比如戴夫·德布斯切尔和韦斯·昂赛尔德。康诺利的父亲是一位球场引座员，因此他能免费在场边观看尼克斯对子弹队的季后赛——这是那个时代最强硬的对抗，想知道比赛的激烈程度，只要在结束后数数双方球员身上的伤口就行了。

“我的绰号是‘Chingachgook’，得名自《最后的莫希干人》”，康诺利说，“Chingachgook这个名字有短柄小斧的意思，所有我的高中教练想让我去看住谁时，就会说‘Chingachgook，他们队那家伙拿分也太多了，你去干掉他’，这时候我就会上场，对他犯规，搞到他手感全失。但我也很善于交朋友，比赛结束后，我往往会跟我盯防的那个家伙成为朋友。”

1974年，康诺利读高三，当时他是圣彼得中学鹰队的第六人，这支球队整个赛季不败——他们也是圣彼得校史上唯一一支不败的球队——并得到了周冠军。多年以后，这支球队进入了学校名人堂，还让学校上了纽约预科生节目(纽约富家子弟的真人秀节目)。但康诺利真正的篮球生涯却很短暂，高中毕业后，只有隶属与NAIA的秘鲁州立学院发给他邀请，想上这所学校，他得穿越美国，在看过秘鲁学院所在的内布拉斯加州的环境后，康诺利还是决定回到纽约——在那里，到处都是玉米地，一点都没有纽约的都市氛围。

12年之后，康诺利成为一名消防员。但他一直没放下篮球，他在当地一个男子联赛里打球。1991他被确诊前列腺癌，离开消防站病休一年，即使那时，医生也建议他继续打球，因为这样能让他尽量保持身体机能的活跃度，还能转移他的注意力。

自那之后近20年里，康诺利一直坚持打球，他的前列腺癌在14年前就被控制住了。

“我们以前总叫他‘埃斯’” 鲍勃·里奇亚尔迪是前圣彼得中学球员，也是消防员，也在男子联赛里和康诺利同场竞技多年，“对他而言，打球是个挑战，对他来说，打球就是说‘我不但能打败癌症，也能在篮球场上打败健康的家伙们！’”

这些日子，康诺利会到纽约的佩斯大学球场看台上看女儿的比赛。他有五个女儿，其中一个叫克里斯汀·康诺利，刚刚在佩斯大学女篮队打完四年篮球。凯文乐意承认女儿打球比自己更有天分，但对某些人来说，他女儿的场上表现他们似曾相识。

“她和她父亲是同一类型的球员，”里奇亚尔迪现在是法雷尔教会中学男篮队的助理教练，是圣彼得中学的对手，他说，“她就像她父亲那样拼命。”

当然，康诺利的年纪不小了，不能对他要求过高。但他很喜欢回到球场，借打球来忘记自己心头挥之不去的愁绪。

“每一天，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很多事，”他说，“所以，我回到消防站工作，我去打篮球，有些事，你得想办法让自己不去想它。”

从2001年之后，NBA新秀参观911事件纪念碑成为了他们日程表上不可或缺的环节。

6看过康诺利打球的人，都说他球感极好。所以当他第一个找到遇难者时，别人也不会太惊奇。

2008年11月23日，斯塔滕岛一座燃烧的住宅楼顶棚倒塌，砸在了正在救援的罗伯特·瑞安队长身上，瑞安的防护面罩和供气系统被碰掉，他毫无保护地落入了黑烟迷漫的楼层里。

听到求救信号后，康诺利冲进火场，帮助同事把瑞安从建筑顶楼救出来，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怀抱着他。

“好像就是上天注定要由凯文去把他抢出来。”那天在场的里奇亚尔迪说，“凯文就是那样的人。”

遭遇意外灾难是消防员的职业风险，康诺利曾无限接近灾难，他太清楚作为消防员他们每天所面临的危险了。虽然他并没有被灾难吞噬，但危险却无从逃避，哪怕这危险也许不在纽约，也许不在眼前。

“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都以911为界来判定，”他说，“有时看着电视，你都忘了电视里这个人也遇难了。”康诺利从不说“死去”或是“去世”或是“离去”，他总是说“遇难”，总是用这个动词来强调这一事件。

康诺利在斯塔滕岛家中的起居室里，贴满了他的孩子、他已故哥哥的三个孩子等等的照片，但做为消防员，与死神遭遇已成为了康诺利生活中的常事，而他不想很快离开这个岗位。

已退休的里奇亚尔迪说:“我没法告诉你，多少我认识的人已经不再工作，他们已经伤残或是出了别的事儿。我担心康诺利的安全，我问他还要做多久，他说，‘啊，快了，我就快不做了。’但他怕是在安慰我怕我担心而已，他想离开时恐怕事先不会让谁知道的。”

就是康诺利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还在做着这危险的工作。也许是因为友情使然；也许是因为他从帮助别人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也许是因为哥哥杰克，杰克为他身为消防员而自豪，杰克比任何人(甚至越过他自己)都为这而自豪。

和许多遭遇911痛苦折磨的人一样，关于911，康诺利心中没有答案，只有空无。

康诺利穿着胸前戴有“危险地带”徽章的美国国旗蓝的T恤，站在同一处快要散架的护栏网前凝望着曼哈顿的天际，那一天，就是这里，他曾目睹哥哥被死神从他身边带走。他的脸上没有痛苦的表情，但他的话中难掩伤痛。

“只有空无，在世贸双塔之外，还有些东西失落了，也许…一切都失落了。每次我看到哥哥的孩子，我都忍不住想，孩子毕业典礼，而他不在，孩子的婚礼，而他不在。”他这样说着。

“我知道，那一天，是将被历史牢记的一天。对我来说，那是生命中最悲伤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