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村这地方，怎么说呢？”
——略论《陌上》的本土叙事

◎马 兵

——略论《陌上》的本土叙事

◎马 兵

在相关的创作谈以及接受媒体访谈时，付秀莹多次表示《陌上》在题旨和技法上是一种美学的回归，是对中国本土叙事传统的接续，她要“用中国人独特的思想、情感、审美方式、审美理想，深入中国人幽微曲折的内心世界，写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写出中国社会转型期复杂丰富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写出中国人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心灵细节和精神奥秘，写出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和中国旋律”。这确乎一种彰显自信甚至不无野心的表态，尤其时下创作批评界关于“中国故事和中国叙事”的讨论还方兴未艾。通读过小说之后，相信读者自有分晓：首先，《陌上》并非一个趋时的小说，它与我们习见的新世纪来通行的乡土文学大相径庭，虽然，它也与它们共享同一个背景，即在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的裹挟之下，乡土社会已经出现了本质化的解体和转型。但是，《陌上》既无意重弹底层苦难的老调，也小心翼翼地避免了把“新乡土”形态概念化的形塑。再者，作者的自信也确有底气，《陌上》大至叙事结构、文法文脉，小至人物说话的气口、一株庄稼的生长，传统与民间的滋养历历可见，而又能如盐入水，就拙为巧，确实显现出作者浸淫本土叙事美学的所得所用。

秩序与“薄凉”

《陌上》正文之外有“楔子”和“尾声”。先说“楔子”。楔子部分先是简略交代了芳村这地方三大姓刘、翟、符家各自的来历，然后重点介绍了芳村四时的节气和礼俗：破五、正月十五、二月二、寒食节、端午……从结构上讲，这个楔子当然是为统领全篇，并定下一个情感的基调，但我以为，更要者在于，就像明清长篇小说中常有的那些开端，它还意味着一种时空观的确立，用浦安迪的话来说，“起着提出小说主旨问题的特定功能”。三大姓在芳村的由来强调的是中国乡村形成过程中那种依托血缘的地缘关系；而节气和礼俗包含着前辈人的生命逻辑和生活智慧，因之成为后辈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法”，其意义在于为前述的关系提供确当而稳固的文化秩序。两者相结合，所构成的便是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乡土本色”。我们也注意到，作者在写节气时是由喜入悲的，从“破五”的喜庆吉祥开始，终于十月一给亡故的亲人送寒衣的凄凉。换言之，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些最日常的经验构成了中国乡土最本质的存在，而悲喜盛衰的转化更是锻造了中国乡民达观、哀矜和宿命、无常交织在一起的人生观念。因此，楔子既是对文本秩序的奠基和统摄，也是对芳村礼治秩序的一个交代，而且楔子部分结尾那寒凉的调性已经预示给读者，小说的正文呈现的将是这个稳固秩序瓦解的过程。

我们且以第一章为例。这章开始，腊月二十三小年，翠台做好了早饭，想叫儿子大坡和新娶的媳妇爱梨起来吃饭。期间，她收到丈夫根来的短信，“根来说小刘家庄的老舅殁了，他得去吊个纸”，而此时的翠台“抬头看看新房子的大门楼，红喜字索索索索响着”。这里，红白两事的对照和并置，再一次提醒我们什么是乡村最大的日常。待到根来回家，小说又写道：“如今的白事，人们也都潦草了。要在从前，必得正经八百地蒸供。盛在大簸箩里，由两个人抬着，去丧主家吊纸。”则说明，秩序依然运行，但已荒腔走板。同样，在这一章里，翠台为了儿子结婚买车的事耗神，深感“如今这芳村，人心都薄凉了”，这是小说正文中第一次出现“薄凉”这个词，而后，它不断以同义复现的方式出现：第四章，素台叹道“现如今，人情淡薄”；第十六章，“夜风越发寒凉”；第二十五章，大姐告诉小梨：“如今呀，哪里还有啥人情，人心凉着哩，薄着哩。”人心薄凉的背后是芳村那一套礼俗秩序的式微，大架子还在，但已经无法起到对人心的聚敛和抚慰之效。

对这种“薄凉”的书写，当然不是始自《陌上》。事实上，《陌上》所写并无新事。但《陌上》的价值在于，它展示了正在进行的乡土创伤经验，并以“批判式的抒情”投射出其乡愁的纠结和复杂况味。到了“尾声”部分，月亮依旧圆缺，芳村有人留下，有人离开，有人死去。“年深日久。一些东西变了。一些东西没有变”，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沈从文寄寓着深广忧患的《长河》，小说以辰河上一个小小的水码头做背景，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而这也是《陌上》所给予我们的。

共相与殊相

《陌上》的主角是芳村，芳村的主角是一众女性：翠台、素台、喜针、小鸾、小别扭媳妇、春米、望日莲、瓶子媳妇、兰月老师、老莲婶子……而围绕这些女性展开的叙事也很类似，无非夫妇失和，婆媳勃谿，还有姐妹、妯娌、姑嫂间的各种计较。这种写法很有风险，处理不当即会给人同题重复的单调之感，但反过来说，作者执意如此一定有自己的考量。我的理解是，付秀莹给当下困守乡村的妇人们塑像，既重共相也重殊相，在技法上，则深谙“犯”“避”之道。

金圣叹评水浒，曾有“欲将避之，必先犯之”之语，又说水浒有“正犯法”“略犯法”，所谓“正犯法”，“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尽相借”，“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等等，而“略犯”多指细节相类。毛宗岗评三国，说其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能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之”；张竹坡评《金瓶梅》，谓其“用犯笔而不犯”，“妙在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对此，付秀莹应是心领神会。

《陌上》二十五章，每一章都可单独成篇，而章与章之间“正犯”与“略犯”之处在在可见。比如，第五章“小鸾是个巧人儿”说的是素台的堂妯娌裁缝小鸾的故事，丈夫占良厚道但没啥能耐，她阴差阳错下和村里的中树有了一次私情，让她自此常添烦恼。第八章“银栓把短信发错了”说的是瓶子媳妇的事，情节如出一辙，她小时被村里的老汉糟蹋过，结婚后生活艰困，一次机缘与镇里的秘书刘银栓有染，亦是平添许多烦恼。又如，小说在处理人物的情绪时多用“以心接物，藉物写心”之法，第三章，翠台因心绪不宁当着儿媳的面与根来吵架，包的饺子撒了一地。此时，急雨欲来，鸡们咕咕咕挤在一处，树枝乱摇，天如泼墨，而屋里十五瓦的灯泡兀自昏黄朦胧，衬着外面的风雨，“倒添了那么一种静谧温暖”，这是人生琐屑卑微的一瞬，作者借外在风物凝定下那短暂而又强烈的情感，生活的寒凉和温暖绾接在一起，被富有质感地呈现。第五章，小鸾与占良争吵后，夜已深沉而月亮清明，小鸾在缝纫机上卖力地蹬着，咯噔咯噔的声音传得很远，与前述有异曲同工之妙。还有小说里的那些个梦境，也是“略犯法”的实践。

无论贫富老幼，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委曲和委屈，有权有钱的香罗、大全媳妇和建信媳妇也概莫能外，这是她们的共相，体现了付秀莹为这代人立命立心的诚恳和悲悯。而具体到每一个个体，作者虽不至“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但也是同中见异，使得每个出场的人物都是鲜明照眼的，立得住，也让人记得深。比如小说中颇有风情的两个青年妇女，春米和望日莲，她们都有对男人的依附，都晓得如何凭借身体周旋于是非之中。但骨子里两个人的性情和对生活的期待是不同的：春米对建信不是丝毫没有主动，但更多是被自己的公婆作为保证生意兴隆的供品献给建信的，对生活，她有认命的意思；而望日莲先是情挑大全的儿子，后又和大全夹缠不清，做这一切她有自己清楚的算计，且其性格火辣，敢于对加之于身的飞短流长痛快回击。这样就写出了共相之外的殊相。

让我们回到题目，“芳村这地方，怎么说呢”，这是小说中一再出现的话，也是楔子和尾声的第一句。这个日常化的表述不但在修辞的意义上带来鲜活又体贴的口语，其实更隐含着一个基本的情感态度，人物时有悲凉之境，天地时有悲凉之声，可是作者那种不忍之心却让读者见识得分明，这个叙述姿态烘托出小说外弛内张的节奏。“怎么说呢”？不可说，写来却千言万语。我总以为芳村的故事未完，而小说里的每个故事，每个人的命运也都未完成，这种对“叙述完成”的抵制，是文本层面的，更让小说与我们时代的乡土保持着富有体温的共振。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