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库”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文子

“中央文库”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文子

中央文库的前身，是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下面的文件保管处。其主要职责是，在文书科主任直接领导下，集中管理中共中央及中央领导人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

从1937年起，中央文库改由上海中共地下情报系统保管。

首先接替陈为人管理中央文库的是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他俩将这个机密任务交给了中共地下党员周天宝。周天宝的姨夫是招商局官吏，顺昌里整条弄堂20多栋楼房都是他姨夫的私产。他姨妈独自住在顺昌里7号带花园天井的楼房里，档案箱就存放在她的二楼。周天宝则就近保管。

周天宝姨妈的家紧挨着顺昌里，后面是杜月笙、张啸林的公馆，都是上层有产者的家，不远处还有嵩山路巡捕房。将库址选在这样的地形环境，本来是相当安全的，哪知没过多久，7号院前面租给电影制片厂放胶片的房子不慎失火，连带也烧毁了7号楼房的一角。

周天宝抢救出文件，搬到自己的住处。可他那里同时又是中共地下秘密集会的联络点，来往人多。档案库再次转移，暂时存在邬裕昶皮件厂学徒工娄志美处。

1939年，徐强奉调延安，管理文库的重任由李云一人承担，不久李云也奉调延安，文库交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接管，由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方领导，委派刘钊临时管理中央文库。

1940年秋，由1927年加入中共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文库负责人。2万余件库藏，被当作“私人衣物”，运往英租界康脑脱路一幢独门小楼亭子间暂存。吴成方、缪谷稔与刘钊经常在一起商讨文库的管理工作，不想引起了房东老太的疑虑，借口乡下儿媳要来住，要求将东西搬走。

缪谷稔立即与妻子一起，把4大箱档案分散包装，雇黄包车从市中心运到新闸路金家巷嘉运坊1839号自己的家中。

1942年春，交通员小郑（郑文道）被捕，文库又被临时转移至新闸路944弄过街楼亭子间。为了保守党的一号机密，郑文道被捕审讯时，跳楼自杀，英勇牺牲。

得知郑文道英勇就义后，缪谷稔声泪俱下，他对妻子说：烈士用鲜血保护了这几只箱子，我们同样也要用生命来保护它！

保管地下文库责任重，风险大，生活特别清苦。不久，缪谷稔因为严重的肺病而卧床不起。

1942年夏天，在保管了中央文库将近两年之后，缪谷稔将中央文库完好无缺地交到了下一任保管员的手上。卸下重担的缪谷稔，为了不给党组织添麻烦，选择了回老家养病。1944年，缪谷稔病逝，去世时，年仅39岁。

1942年夏，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管地下文库。当时，正是日本侵略者最猖狂的时期，日伪宪兵、特务、巡警在街头巷尾布设明岗暗哨，在交通要道拉上铁丝网实行划地封锁。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陈来生发动全家，用竹篮、面粉袋等简陋工具“小鱼钻网眼”，将2万余件文件顺利运到公共租界新闸路赓庆里。

这种日子只过了两个多月，中共就注意到新库址的弄堂口人来人往，闲杂人员太多。于是，陈来生喘息未定，又要开始新迁移。

陈来生最初接管档案库时，吴成方就告诉他，中共现在也很困难，要他自己设法解决经费问题。可陈家一贫如洗，怎么办？和当时上海几百万失业者一样，陈来生也带着家人跑单帮，在江湾镇黑市买几百斤生蚕豆，租锅灶炒熟后，全家人化装成小贩，秘密穿越日军封锁线，把豆子运到市内的小摊上出售。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赴南京，国共开始新一轮的谈判。谈判间隙，周恩来牵挂着陷于上海多年的中央档案。他派代表团成员、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的刘少文去上海筹划全部库藏迁至延安的具体事宜。接到指令，陈来生马上买来两个航空皮箱，将第一批档案5000余份历史文件送到吴成方家，交由刘少文乘坐国民党专机，转道西安，送到延安，交由中央秘书处保存，编号“06”，意思是1946年收进的。

但是不久，国共谈判破裂，大规模内战开始，中共中央禁止乘国民党飞机携带文件。转移文库的计划只得暂时停止。

内战愈演愈烈，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中统特务在上海大肆捕杀中共党员。陈来生心里明白，自己保护机要档案，随时有生命危险。他提前和家人打过招呼：“一旦我牺牲，解放后，你们要找中共部队最高指挥员，当着他的面打开宝库，不见不打开。”

1948年，吴成方因身份暴露迅速撤离上海，陈来生改由陈惠瑛领导。1949年5月上海一解放，陈惠瑛就向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

装包打捆统计几个月后，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1950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东局将16箱的中央文库全部文件运送至北京，交给中共中央秘书处。至此，中央文库全部库藏移交给中共中央，中央文库遂告结束。

如今，这批涵盖了中共成立最初阶段政、军、工、农、团、妇等所有领域的原始档案，这批“比黄金还珍贵的宝贝”，这段珍贵无比的中共早期记忆原貌，完好无损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无言地昭示着那些曾经为之贡献一切的英雄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