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现代性围困的中国乡村
——2016 年长篇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扫描与分析

○ 王春林

——2016 年长篇小说创作一个侧面的扫描与分析

○ 王春林

即将成为过去的2016年，长篇小说写作依然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倘若套用所谓“大年”或者“小年”的说法，这一自然年度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长篇小说成果丰硕的一个“大年”。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来说，这一自然年度，包括吴亮《朝霞》、方方《软埋》、贾平凹《极花》、格非《望春风》、李凤群《大风》、张炜《独药师》、徐则臣《王城如海》、吕新《下弦月》、付秀莹《陌上》、葛亮《北鸢》、唐颖《上东城晚宴》、张翎《流年物语》、张忌《出家》、何玉茹《前街后街》、薛忆沩《希拉里、密和、我》、冯良《西南边》、赵本夫《天漏》、张悦然《茧》、赵兰振《夜长梦多》、陈河《甲骨时光》、刘继明《人境》、北村《安慰书》、冯丽《如归》、孙惠芬《寻找张展》、赵德发《人类世》、范小青《桂香街传奇》、李师江《非比寻常》、李浩《父亲的七十二变》、林森《关关雎鸠》、吕志青《黑屋子》、向岛《佯狂》、王彪《你里头的光》、王传宏《我走了》、刘诗伟《南方的秘密》、王华《花城》、李宏伟《国王与抒情诗》、王妹英《得城记》、杜光辉《大高原》，李永刚《鳏夫絮语：我的莱伊拉》等在内的这些长篇小说，显然是不容忽视的存在。倘就主题意向而言，这其中，诸如贾平凹的《极花》、格非的《望春风》、付秀莹的《陌上》、何玉茹的《前街后街》，都把自己的关注视野投向了正处于现代性围困中的中国乡村，表现了这几位作家对于当下时代中国乡村命运走向的深入思考。

至今犹记，2015年8月，笔者在北京参加评选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期间，曾经与友人在一起深入探讨面对着越来越咄咄逼人的现代化大潮，日益贫瘠衰败的乡村世界究竟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个带有共识性的结论就是，现代化或曰城市化的最终结果就是要彻底地消灭乡村。换言之，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日益衰败凋敝，是社会发展演进合乎逻辑的一个必然结果。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如此一种结果都不会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问题在于，面对着如此一种不可逆的社会发展大势，作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一种价值立场来展开自己的小说叙事。其他作家姑且不论，单就贾平凹而言，他所采取的其实是一种极其鲜明的站在农民一边的乡村本位价值立场。若非从此种精神价值立场出发，贾平凹就不可能敏锐地体察到当下时代中国农民一种切肤的内在精神痛苦。而贾平凹，之所以会近乎本能地站在农民一边，则与他一种自觉的农民身份意识的具备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紧密关联。这一方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已经进入城市多年的他，竟然把自己的自传径直命名为“我是农民”。在其中，贾平凹不无真切地写到：“当我已经不是农民，在西安这座城市里成为中产阶级已二十多年，我的农民性并未彻底退去，心里明明白白地感到厌恶，但行为处事中沉渣不自觉泛起。”所谓“沉渣不自觉泛起”云云，其意显然在指贾平凹个人潜意识深处的某种农民的价值本位观念。若非如此，贾平凹也就不可能以小说的形式为圪梁村的那些被迫买媳妇的光棍们鸣不平。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不久的未来时代里乡村世界就很可能会遭逢覆灭的命运，正如贾平凹自己所说，“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但即使果真如此，我们也不能够以任何理由剥夺他们被小说艺术关注表现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贾平凹能够坚执其一贯的乡村本位立场，能够在《极花》中实现一种艺术的反转，如实呈现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衰败凋敝景观，其意义和价值绝对不容低估。

首先是生存条件的极度贫瘠。这一点，最突出不过地表现在饮食方面。且看兔子过满月时的酒宴菜单：“开始喝酒吃饭了，黑亮爹做了三桌菜，当然是凉调土豆丝、热炒土豆片、豆腐炖土豆块、土豆糍粑、土豆粉条，虽然也有红条子肉呀、焖鸡汤呀、烧肠子呀，里边也还是有土豆。但大家都欢喜地说：行，行，有三个柱子菜！如果再舍得，有四个柱子菜就好了。”开有杂货店的黑亮家，应该算是圪梁村里的富足人家，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能够传宗接代的兔子，自然会尽可能丰盛地办一场酒席。但即使如此，摆出来的酒宴却依然是一桌因地制宜的土豆菜。三个荤菜（柱子菜） 的出现，就已经让村人大呼满足了。黑亮家尚且如此，圪梁村其他人家的日常生活境况，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为了千方百计地留住被拐卖来的胡蝶，黑亮家也曾经在饮食上大做文章：“黑亮仍是十天八天去镇上县上进货，回来给我买一兜白蒸馍，有一次竟还买了个猪肘子，我以为是要做一顿红烧肉或包饺子呀，黑亮爹却是把肉煮了切碎，做了臊子，装进一个瓷罐里，让黑亮把瓷罐放到我的窑里，叮咛吃荞面饸饹或是吃炖土豆粉条了，挖一勺放在碗里。”唯其因为吃食金贵，好吃食少，所以黑亮家才会把留住胡蝶的主意打在好吃食上。实际上，也正因为圪梁村的食物经常处于匮乏状态，所以每当有人过生日时村里人才会送粮食：“十八的早晨，村里人却还是陆陆续续来拜寿了，他们没有拿寿糕，而是你提一斗荞麦，他掮一袋子苞谷，或是一罐小米和一升豆子，多多少少全都是粮食，嚷嚷着给老老爷补粮呀！这我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苦焦的地方可能就是以生日的名义让大家周济吧。”尤其带有苦涩意味的是，明明只有那么一点不多的粮食，但在村长嘴里却充满夸张色彩地变成了要“给老老爷补三万石粮”。正所谓“民以食为天”，当一个村庄的人们连起码的日常饮食都成为问题的时候，这个地方生存条件的极度贫瘠也就毋庸置疑了。

虽然地处偏远，生存条件极度贫瘠，但天高皇帝远的圪梁村却也一样接受着时代商品经济风气的习染和影响。比如，极花的发现与大规模采集，即是如此。极花是产于圪梁村一代的一种类似于青海冬虫夏草的一种虫子：“长得和青虫一个模样，但是褐色，有十六只毛毛腿，他们叫毛拉。毛拉一到冬天就钻进土里休眠了，开春后，别的休眠的虫子蜕皮为蛹，破蛹成蛾，毛拉却身上长了草，草抽出茎四五指高，绣一个蕾苞。形状像小儿的拳头，先是紫颜色，开放后成了蓝色，他们叫拳芽花。”当青海那边的冬虫夏草价格疯涨的时候，圪梁村一代的人们忽然意识到他们这里的毛拉也即拳芽花其实也是一种虫草。于是，在由老老爷把这种虫草重新命名为“极花”之后，也就开始了一个疯狂的采挖过程。“那是疯狂了近十年的挖极花热，这地方几乎所有人都在挖，地里的庄稼没心思种了。”本来就极为稀少的极花，又哪里经得起如此疯狂的挖采，很快地，这“极花”就被采挖殆尽了。等到贾平凹《极花》中胡蝶被拐卖到圪梁村的时候，挖极花的活动已经差不多宣告终结了，“生活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极花之外，小说中的另一样重要物事就是血葱。圪梁村一代的血葱，虽然比别的葱个头小，但却因颜色发红而被命名为血葱，有着效果极明显的壮阳功能。这就引起了立春媳妇訾米的强烈兴趣，她马上竭力鼓动立春与腊八兄弟俩去东岔沟种血葱：“为什么不再种血葱呢，张老撑做了个大广告，得抓住商机啊！”就这样，立春和腊八兄弟俩就到东岔沟种起了血葱，而且还竟然把那一块地方称之为血葱生产基地。通过极花的采挖与血葱的种植这两个细节的描写，贾平凹一方面不动声色地渲染出了某种时代气息，另一方面却也犀利有力地揭示并鞭挞了人性本身的一种贪婪欲望。到后来，因地动而走山，圪梁村倒不要紧，种植血葱的东岔沟却被硬生生地横移了十里。山体横移不要紧，不凑巧的是，那一天晚上立春和腊八兄弟俩恰好就呆在东岔沟里。这样一来，他们的惨遭厄运也就不可避免了。立春和腊八兄弟俩的不幸遭际，一方面固然再一次说明着所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另一方面却也带有鲜明不过的天谴意味。天谴者，何也？以我愚见，正是被所谓消费意识形态所激发出的人性本身过分的贪婪欲望。更进一步说，自打1990年代以来便一时勃兴的商品经济，其实应该被归属到现代性的大范畴之中。这样看来，贾平凹对于商品经济的态度，其实事关作家对乡村世界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理解与判断。揆诸于新世纪以来贾平凹以乡村世界为表现对象的那些小说文本，比如《秦腔》《古炉》《带灯》等作品，我们即不难发现，对于严重困扰着乡村世界的现代性，更多地持有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贾平凹，采取的其实是一种隐隐约约的拒斥态度。《极花》中立春和腊八兄弟俩的惨遭天谴这样一种艺术处理方式，从根本上说，与贾平凹一贯的反现代性的立场紧密相关。在作家的意识深处，乡村世界本来是一个自足自洽的完满社会状态。此种完满社会状态的被破坏，全都是所谓的现代性惹得祸。以我愚见，正是从如此一种价值立场出发，贾平凹才会设定出天谴的情节来。作家的这种价值立场，到底应该被判定为“狭隘”“保守”，抑或还是“深远”“睿智”，恐怕就是见仁见智的一种状况了。

然而，虽然也有诸如采挖极花与种植血葱这样的商品经济行为，但所有的这一切努力，却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圪梁村的贫瘠状态。如此一种贫瘠状态，也就决定了一般不会有女性主动嫁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女性愿意嫁，那村子里的光棍就只能是越来越多。这一点，在村长的一段话语中即可以得到有力的证实：“村长说，银来你没良心，你在谁手里娶了媳妇？村里原先多少光棍，这几年就娶了六个媳妇，黑亮也快有孩子了。这不是变化？银来说：哪个媳妇不是掏钱买来的？村长说：是买来的，你没钱你给我买？钱是哪儿来的，你咋来的钱？你狗日的不知感恩！”此外，胡蝶与訾米之间的一番对话，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我问村里有几个媳妇是买来的，她扳了指头数：三朵的媳妇是买来的，马角的媳妇是买来的，安吉的媳妇是买来的，祥子的媳妇是买来的，还有三愣的儿媳妇，八斤的儿媳妇……”当然了，说到妇女的被拐卖，最典型不过的，就是身兼叙述者功能的女主人公胡蝶。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所重点展示出的胡蝶的遭遇，也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此类被拐卖者的共同遭遇。关于胡蝶这一人物形象，暂且按下不表，稍后会展开专门的论析。我们在这里试图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应该如何理解看到如同圪梁村这样其实相当普遍的买媳妇行为。依照常理，拐卖妇女的行为不仅极大地破坏着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也还严重地损害者被拐卖者的身心健康，无论如何都应该予以全盘否定。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拐卖行为的普遍化，与买方市场的庞大之间关系密切。假若说没有下家接手，那这些人贩子自然也就会丧失作案的动机与热情。很大程度上，正是无数个圪梁村的存在，方才构成了拐卖妇女的庞大买方市场。这样，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圪梁村的买媳妇行为，也就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一点，贾平凹其实有着非常深入通透的思考：“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取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夺去了农村的女人？谁理会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剩水中的瓜蔓上，成了一层开着的不结瓜的荒花？或许，他们就是中国最后的农村，或许，他们就是最后的光棍。”这里所牵涉到的，实际上就是类似于圪梁村这样贫瘠地区的男性是否拥有城市或者富裕地区的男性同等的性权利的问题。对此，贾平凹不仅有真切的感慨，而且也有更其尖锐的诘问：“城市里多少多少的性都成了艺术，农村的男人却只是光棍。记得当年时兴的知青文学，有那么多的文字控诉着把知青投进了农村，让他们受苦受难。我是回乡知青，我想，去到了农村就那么不应该吗？那农村人，包括我自己，受苦受难便是天经地义？”在此处，贾平凹格外犀利地揭示出了中国城乡之间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状况。而且，这样的不对等的确称得上是其来已久，自打1949年共和国成立并实行严格的城乡之间区别甚大的户籍制度以来，城乡之间的不对等就已经是一个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贾平凹所举出的知青下乡，自然是恰当的例证。而其实，早在知青之前，诸如把右派分子发配到乡村劳动改造这样的一些事实，也在充分证明着城乡之间的不对等，否则，当政者根本就没有必要煞费苦心地把右派和知青都配送到乡村去。也因此，贾平凹的《极花》，看似在关注表现拐卖妇女的社会问题，其实是要借此而写出当下时代乡村世界的物质贫瘠与精神痛苦来，是要以这种特别的书写方式来为类似于圪梁村这样的乡村世界鸣不平。

同样是面对着一个被现代性冲击下的乡村世界，何玉茹给出的却是另一种思考。或许与何玉茹写作意图的传达有关，《前街后街》中存在着一种叙事速度逐渐加快的现象。一开始讲述明悦、二妮与小慧她们少女时代故事的时候，叙事速度特别舒缓自如，甚至会给人一种信马由缰的感觉，但从四清运动开始，叙述者的叙事速度就开始明显加快，此后的“文革”以及“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叙事速度简直就更是加快到了快马加鞭的地步。尤其是宏涛当政之后迅疾城市化的黄村，其变化速度完全可以与叙事速度相匹配。第十一章的第五十二节尚在交代宏涛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在村西另辟新地，鼓励要盖房的社员在新地建造二层楼房，楼房要整齐划一，街道要轧成宽敞的柏油路，慢慢地，整个黄村要变成城市一样的新村。”到了五十三节，就已经“很快建起了一家附属制药厂，一家搪瓷厂。两家厂都能容纳百十人以上，前街后街的年轻人几乎可以统统网罗进去，不甘心种田的年轻人，从此不出村便可以和城里人一样，既不风吹日晒，又能把钱挣到手了。”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在这个急遽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整个黄村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到了这样一个城市化强劲冲击的时代，前街与后街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问题反而变成了黄村自身还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小说的第一节叫做“前街和后街”，最后的第六十二节依然叫做“前街和后街”。但到了最后一节的“前街和后街”，却很显然已经是物非人亦非了：“黄村的新村自从有了自由市场之后，愈来愈多的人搬到这里来了，旧村那边只剩了很少几户人家了。”“新村也建起了两条街，由旧村的东西向改成了南北向。名字还没定下来，有的说还叫前街后街，有的则说改叫东街西街，有的说，干脆就叫北京街上海街，多么大气。便有人说，论大气，还不如叫个东方西方呢，世界都包揽了。”其实，即使保留了前街后街的名称，黄村物非人非的结局或者说黄村的最后消亡都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从何玉茹关于黄村前街后街的相关描写中，我们可以明显察觉到作家内心深处一种乡村价值本位立场的存在。正是从此种精神价值立场出发，何玉茹不仅不无真切地敏锐发现了明悦这一类乡村女性形象的存在，而且还把一种守望乡村世界的精神行为赋予到了明悦身上。当周围的人们都趋之若鹜地奔向城市迫不及待地融入到城市化进程之中的时候，只有明悦心甘情愿地留守着曾经的乡村，留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每天早晨，明悦都会出现在她的责任田里，有时是她一个人，有时是和她妈一起。她们种了一亩粮田，一亩菜田，粮田是一季小麦，一季玉米，菜田是五花八门，赶上什么就种什么，想吃什么就种什么。下地的时间也自由多了，明悦常常是在早晨和黄昏出现在地里，空气凉爽，地里的味道也好，侍弄庄稼、菜蔬的心情就像侍弄那些虎头鞋一样，会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在对于明悦所坚守的精神价值立场表示强烈认同的同时，何玉茹批判否定城市化进程的思想倾向自然也就呼之欲出了。就这样，从土改时最早的彼此间角力争斗起始，一直到市场经济时代黄村自身逐渐地消融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前街与后街之间或隐或显的矛盾冲突的确构成了黄村的一部当代史。

与即将成为一种普遍生存现实的城市化相比较，何玉茹更加认可肯定乡村田园的农业化的生活方式。由此，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一个作家在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到底应该更看重理性的沉思，抑或还是应该更依赖自己的情感记忆？从一种实际的创作情形来说，不论是情感记忆，还是理性沉思，哪一个都不能少。然而，在强调理性与感性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同时介入创作过程的同时，我们也须得明白，不同的作家个体各自对理性或感性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来判断，如同何玉茹这样的一类作家，在写作时所依仗的，恐怕更多还是自己的情感记忆。最起码，如同《前街后街》这样的小说文本，倘若离开了写作主体足够丰富真切的情感记忆，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付秀莹《陌上》对芳村政治形态的透视表现，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作家的艺术书写实际上已经旁涉到了经济、伦理、婚姻以及文化习俗等其他方面。而且，更进一步地说，作家对于经济、伦理、婚姻等社会层面的书写，也同样不会是一种孤立静止的描写，也会旁涉到其他社会层面。这里，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略的一个重要社会层面，就是经济层面。之所以格外强调经济层面的重要性，是因为这一层面很显然牵涉到了对于中国现代乡村世界影响极为巨大的一个庞然大物，那就是公众早已耳熟能详的所谓“现代性”。虽然不能说其他社会层面就与现代性无关，但相比较而言，恐怕还是经济层面更能够全面充分地凸显现代性的内涵与特征，尤其是对付秀莹《陌上》所集中书写着当下这个所谓“市场经济”时代来说，情况就更是如此。说到经济，不管怎么说都绕不过去的，便是芳村的皮革生意：“芳村这地方，多做皮革生意。认真算起来，也有二三十年了吧。村子里，有不少人都靠着皮革发了财。也有人说，这皮革厉害，等着吧，这地方的水，往后都喝不得了。这话是真的。村子里，到处都臭烘烘的，大街小巷流着花花绿绿的污水。老辈人见了，就叹气。说这是造孽哩。叹气归叹气，有什么办法呢。钱不会说话。可是人们生生被钱叫着，谁还听得见叹气？上头也下过令，要治理。各家各户的小作坊，全都搬进村外的转鼓区去。上头风儿紧一阵松一阵，底下也就跟着一阵松一阵紧。后来，倒是都搬进转鼓区了，可地下水的苦甜，谁知道呢？”这里，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即表现得非常密切。所谓一阵紧一阵松的治理，正是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可惜处在于，或许与地方政府的一种发展主义思维有关，也或者是缘于地方政府的政绩观念，虽然已经认识到了皮革生意对于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各种危害，但地方政府实质上却仍然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般地无所作为。政府无所作为的结果，自然就是放任皮革生意的继续肆意漫漶。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固然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切，但相比较而言，我们却更应该在现代性的意义上来理解芳村屡禁不止的皮革生意。所谓“现代性”，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看作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代名词。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的日益加快，乡村世界的日渐颓靡与衰败，已然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遭受“现代性”强烈冲击的过程中，乡村世界究竟承受着怎样一种沉重异常的转型期痛苦。无论是基本的经济生产模式，还是总体的社会结构，抑或还是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道德伦理，在此一过程中，都发生着诸多无法预料的不可逆变化。总归一点，现代性的强劲冲击，必然给乡村世界造成诸种难以承载的精神隐痛。在芳村已经有了二三十年发展历史的皮革生意，实际上就可以被看作是工业化或者说城市化对于乡村世界冲击袭扰的一种必然结果。一方面，芳村人早就感同身受到了皮革生意给自己的身体健康与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地方做皮革，总也有三十多年了。这东西厉害，人们不敢喝自来水不说，更有一些人，不敢进村子，一进村子，就难受犯病，胸口紧，喘不上来气，头晕头疼。只好到外头打工去。看着小子那斑斑点点的胳膊，她心里真是疼，又怕又疼。小子这是舍着命挣钱哪。也不知道，往后上了年纪，有没有什么不好。如今村里人，年纪轻轻的，净得一些个稀奇古怪的病，难说不是这个闹的。”但在另一方面，以皮革生意为具体表现之一的所谓现代性，实际上已经步入了一种不可逆的发展历程。所谓不可逆，就意味着尽管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性所可能导致的各种严重后果，但却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到现代性之前的那种社会状态了。就此而言，如同芳村的皮革生意一样的现代性，实际上带有突出的饮鸠止渴的性质。明明知道皮革生意会严重地损害身体健康与生态环境，但为了所谓的GDP，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却又欲罢不能，不能不沿着这条不归路加速度地一路狂奔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付秀莹《陌上》中关于芳村皮革生意的描写，在拥有鲜明写实性价值的同时，其实也有着不容忽视的象征意味。在其中，我们不难感觉到拥有古典情怀的付秀莹一种现代性批判立场的突出存在。

或许与付秀莹的身为女性更善于体察把握女性的心理状态有关，她此前的那些中短篇小说就以捕捉刻画女性形象见长。这一点，到了这部《陌上》中，同样表现得非常突出。虽然说作为一部具有鲜明“方志叙事”特色的长篇小说，付秀莹不可能不写到诸如建信、大全这样的芳村男性形象，但相比较而言，恐怕还是芳村的那些莺莺燕燕，也即那些乡村女性形象能够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不管是翠台、素台、小鸾、爱梨，还是香罗、望日莲、春米、银瓶子媳妇、大全媳妇等，这些乡村女性形象不仅占据了《陌上》的绝大部分篇幅，而且大都鲜活、丰满，散发着迷人的艺术魅力。说到对于女性形象的捕捉刻画，就不能不提及付秀莹与中国文学传统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注意到，在一次对话中，付秀莹曾经专门谈及过自己的审美理想：“在审美上，我大约是偏于古典的一路。一晌凭阑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如此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说的是等待。那种怅惘哀伤，幽婉缠绵，跟《等待戈多》中的等待，那种荒谬、单调枯燥的等待，情味迥异，简直是两重天地。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懒，迟，是什么呢，是从容闲雅，有不尽的意味在里面。幽微、委婉、细致，情韵绵长。这是最中国的审美经验，也是最中国的日常生活。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这种悲慨旷达，隐忍包容，历千载不变。”别的且不说，单只是付秀莹的这段创作谈，就充满着中国的古典诗意。从其中，我们自然不难体会出，付秀莹对于中国的古典审美到底喜欢浸淫到了何种狂热的程度。“幽微、委婉、细致，情韵绵长。这是最中国的审美经验，也是最中国的日常生活。”如此一种观察结论的得出，真正堪称得道之言。事实上，在自己的小说写作实践中，付秀莹所努力企及抵达的，也正是这样的一种艺术审美境界。最近一段时期，文坛盛行所谓“中国经验”，但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不难发现，作家们所奢谈的“中国经验”，其实更多地依然停留在理论的层面，真正能够如同付秀莹这样把“中国经验”落到文本实处的，并不多见。

首先，当然是语言层面。“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了。雨点子落在树木上，飒飒飒飒，飒飒飒飒，听起来是一阵子急雨。窗玻璃上亮闪闪的，缀满了一颗一颗的雨珠子，滴溜溜乱滚着，一颗赶着一颗，一颗又赶着另一颗，转眼间就淌成了一片。”虽然只是一段写景文字，但也的确称得上是字字珠玑，“缀”“滚”“赶”“淌”，几个动词的连用，便把下雨的场景格外形象地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其准确凝练，其意味隽永，的确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与语言的选择运用相比较，更能见出付秀莹古典审美情怀的，却还是她对于笔下那些莺莺燕燕们委婉曲折心理的精准把握与表现。人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们在一起时内心里的那种弯弯绕绕，那种面和心不和，诸如婆媳恩怨，妯娌龃龉，姑嫂失和，邻里纠纷，等等，全都以所谓“杯水风波”的方式进入到了付秀莹这部《陌上》之中。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作者在展示这些乡村女性的精神心理时，对于描写分寸的拿捏把捉极其准确到位，恰到好处。完全称得上是，增之一分则太多，减之一分则太少。少了，艺术表达就会不到位，多了，就可能会显得有点过分。另外一点不容忽视的是，付秀莹对于芳村这些别具风采的莺莺燕燕们的刻画塑造，是紧密结合现代性对于乡村世界的冲击袭扰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而进行的。具体到芳村，这种现代性的冲击乃集中体现为皮革生意的现身。在芳村已有二三十年历史的皮革生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芳村这个小小村庄的方方面面，在影响芳村的社会政治结构与经济存在形态的同时，更是对芳村的世道人心产生着巨大的冲击。这其中，女性精神心理状态的变与不变，的确颇堪值得特别玩味。面对着现代性浪潮的强劲冲击，一些乡村女性开始酝酿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心理变化，她们对于情感、婚姻以及性的理解，很显然已经构成了对于传统伦理的强大叛逆。而另外的一些女性，却依然试图固守乡村的传统伦理规范。所有这些，借助于《十月·长篇小说》编者的话来说，就是：“那些乡村的女性站在命运的风口，任时代风潮裹挟而去。她们内心的辗转、跌宕和进退失据，都得到细腻的描绘和呈现，而笔底则始终鼓荡着生命隐秘的呼啸风声。在这个时代，一个乡村妇人的心灵风暴，并不比都市女性简略，甚至更加丰富。”《陌上》文本的实际情形，充分证明着编者的所言不虚。

如果说“文革”前乡村传统伦理的被摧毁已经足以令人心痛不已的话，那么，“文革”后乡村世界在资本与权力双重力量夹击下的彻底消亡，就更加令人沮丧绝望了。格非《望春风》第二部分所集中描述展示的，正是这种惨绝人寰的凄凉情景。伴随着所谓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儒里赵村的村民们也已经不在满足于在田野里劳作了，正所谓“车有车路，马有马路”，他们开始以各种不同方式操办乡镇企业，竞相奔走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了。用金花的话说：“除了我哥之外，宝明放着好好的木匠不做，办了一个模具厂。宝亮也从学校辞了职，办了家五金电配厂，生产灯头底座和电烙铁的手柄。小武松潘乾贵和银娣两个人，张罗了一个酱菜厂，酱萝卜、酱黄瓜、酱大头菜、酱生姜芋，说起来，大小也是个老板了。就连王曼卿也懒得种地。她和柏生合伙，在菱塘养了几百只鸭子。老菩萨呢，成天拎个录音机，叽里哇啦地去各个学校门口转悠，专门帮人家补习英语，钱也没少挣。”金花所描述的这种景观，套用流行的话语来说，可就真正称得上是全民经商，一切向“钱”看了。儒里赵村的这么多人全都纷纷经商，结果呢，大多数都属于小打小闹，真正成了气候，成了资产大鳄的，是那位打小就在赵锡光的心目中被“另眼相看”的“我”的堂哥赵礼平。对于赵礼平，阅人无数的赵锡光给出的评价特别意味深长：“礼平这孩子，心术不正啊。他倒不是笨，只是心思没用对地方。”礼平后来的人生轨迹，果然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着赵锡光的目光如炬与所见甚明。实际上，也正是依凭着他的“心术不正”，礼平方才在共和国时代的中国如鱼得水，最后终于成为了财大气粗拥有雄厚资本实力的大老板。

其他的各种巧夺豪取倒也罢了，赵礼平最无法让人原谅的一大罪恶，就是亲手摧毁掉了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儒里赵村。话还得从时任大队书记的高定邦说起。一次醉酒后的撒尿经历，让高定邦萌生了修渠的念头：“金鞭湾的水直通长江，如果在便通庵建一个排灌站，把长江水调入新田，再在新田里开挖一条河渠，取之不竭的长江水将会沿着水渠注入全大队的每一寸良田。”谁知道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动，原先的社会动员机制已经完全失效了。到了开工那一天，除了十几位大队干部之外，只来了老鸭子、春琴以及王曼卿三个人。到最后，还是赵礼平出手才彻底搞定了挖渠这件事：“他听人说，赵礼平出钱，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百个安徽民工，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把水渠修得又宽又直。高定邦望着河渠两岸新栽的整齐的塔松，禁不住悲从中来，老泪纵横。小武松说得没错，时代在变，撬动时代变革的那个无形的力量也在变。在亲眼看到金钱的神奇魔力之后，他的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说所谓的时代是一本大书的话，自己的那一页，不知不觉中已经被人翻过去了。”但这仅仅只是赵礼平的小试牛刀，任谁也没想到，到最后，也正是借助于这条水渠，以赵礼平为代表的资本势力彻底摧毁了儒里赵村。后来，一位福建老板看中了儒里赵村的风水，要以拆迁房的形式把这块地完全吃下来。他的合作伙伴，就是赵礼平。然而，眼看着朱方镇的安置房已经全部便宜就绪，但就是赵礼平这一块的拆迁不见动静，即使赵礼平把原先许诺的拆迁费提高一倍，村民们依然不为所动。就在这个时候，身为高定邦接班人的斜眼想出了一个馊主意：“他的斜眼紧盯着高定国，实际上却是在和赵礼平说话：‘当年高定邦不是在新田修了一条水渠吗？他娘的，一次也没用过，如今正好派上用场。干脆，我们来他个水淹七军！’”所谓的水淹七军，就是利用高定邦的水渠，把已经被污染的浓稠的黑水引入村庄：“水退之后，地上淤积了一层厚厚的柏油似的胶状物，叫毒太阳一晒，村子里到处臭气熏天。燕塘的水面上漂着一层死鱼。青蛙和蛇类也都自暴自弃，翻起了白肚皮，在树林里静静地腐烂，就连井里的水，喝上去也有一股刺鼻的火油味。”到了这个时候，拆迁自然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没有任何人责令村民搬家，可不到一个月，村庄里已经是空无一人了。”奇怪之处在于，明摆着是赵礼平做了恶，但被迫远离家乡的村民们却把怪罪的目光对准了高定邦：“定邦当年提议开渠，仿佛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在拆迁的僵局中给予村民最后一击。他们一刻不停地咒骂高定邦，咒骂他痰中带血、尿中带血，咒骂他全家死光光。”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深入思考。首先，格非关于赵礼平与儒里赵村的描写，在高度写实的同时，其实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倘若说赵礼平可以被视为商品经济时代强势资本的化身，那么，身为村书记的斜眼，就是权力的化身，而儒里赵村，则可以被理解为是中国乡村的突出代表。这样一来，儒里赵村的彻底被摧毁，很显然象征暗示着中国广大乡村世界的黯淡命运。倘若我们承认乡村的消亡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学结论，那么，格非的相关艺术描写就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社会学结论的一种形象化艺术呈示。其次，儒里赵村被彻底摧毁之后，村民们不去怪罪赵礼平，反而同仇敌忾地把极端不满的目光对准了高定邦，所凸显出的，很显然是某种欺软怕硬且又趋炎附势的普遍民族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格非也无疑可以被看作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精神一位难能可贵的传承者。

实际上，无论是“文革”前的乡村，还是“文革”后的乡村，到了格非的笔端，都绝对称得上是一种沉重与冷峻。但请注意，在不无残酷地书写表现着中国乡村沉重冷峻现实的同时，格非却也不无浪漫地写出了自己真切而浓郁的文化乡愁。是的，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我这里的具体所指，就是第四章“春琴”部分关于“我”与春琴劫后余生的那种带有鲜明浪漫气息的描写。春琴的儿媳夏桂秋不仅谈不上一般意义上的孝顺，而且简直称得上是一位霸蛮无比的现代悍妇。由于她的肆意虐待，生性善良的春琴差一点被活活饿死。如果不是同彬的妻子“新丰莉莉”的一番伶牙俐齿，春琴早已经驾鹤西归了。然而，春琴的生命虽然被医院挽救回来，但获救后的春琴究竟应该何处去，却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现实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我”和同彬不无意外地发现了当年的便通庵遗址。面对着自己曾经非常熟悉的便通庵遗址，“我忽然对同彬感慨说：‘要是春琴不肯去南京，我和她在这座破庙里住几年也挺好，连锅灶都是现成的。’”正可谓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果然很好地启迪了同彬。经过同彬与“新丰莉莉”的一番努力，一度破败不堪的便通庵竟然脱胎换骨，成为了一处可以居住的地方：“半个月前还是破败不堪的便通庵，经过十二个装修工人（算上同彬和莉莉一共十四个人）的日夜施工，如今已经焕然一新。他们修补了一处坍塌的屋顶，加固了几处墙基，更换了七八根椽子，疏浚了水井，重修了厕所，粉刷了内外墙壁，添置了家具和生活用品，甚至还在门前搭了一个木廊花架。”就这样，被修葺一新的便通庵，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种类似于世外桃源式的居所，各自孤身一人的“我”和春琴在这里开始了他们俩相濡以沫相依为命的共同生活。必须承认，格非的这种艺术设置方式，多多少少也能够让我们联想到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美好快乐生活。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承认，“我”与春琴这样一种亚当夏娃式的世外桃源生活的基础，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危险是存在的。灾难甚至一刻也未远离我们。不用我说，你也应该能想得到，我和春琴那苟延残喘的幸福，是建立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偶然性上——大规模轰轰烈烈的拆迁，仅仅是因为我堂哥赵礼平的资金链出现了断裂，才暂时停了下来。巨大的惯性运动，出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就像一个人突然盹着了。我们所有的幸福和安宁，都拜这个停顿所赐。也许用不了多久，便通庵将会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我和春琴将会再度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道理说来非常简单，维持这种世外桃源生活的必然前提，就是寄希望于赵礼平的资金链能够永远断裂下去。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赵礼平的资金链就如同一柄悬挂于“我”与春琴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随地都可能降落。与这种残酷的现实相比较，春琴与“我”的梦想的确显得非常天真。首先是春琴：“假如新珍、梅芳、银娣她们都搬了来，兴许就没人会赶我们走了。你说，百十年后，这个地方会不会又出现一个大村子？”然后是“我”：“假如，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儒里赵村重新人烟凑集，牛羊满圈，四时清明，丰衣足食，我们两个人，你还有我，就是这个村庄的始祖。”请一定不能忽视格非如此一种描写背后的文化原型意味。某种意义上，“我”与春琴可能存在的姐弟关系，非常容易就能够促使我们联想到远古传说中的伏羲与女娲兄妹通婚繁衍人类的故事。

《望春风》结尾处的一段话，毫无疑问是格非精心酝酿结撰而成的：“到了那个时候，大地复苏，万物各得其所。到了那个时候，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都将重返时间的怀抱，各安其分。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将会突然出现在明丽的春光里，沿着风渠岸边的千年古道，远远地向我走来。”如果我们把这段话与前面提及的“我”与春琴劫后余生的浪漫化书写，与小说两则精心选择的题记（一则出自《诗经·小雅·节南山》：“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另一则出自蒙塔莱《也许有一天清晨》：“我将继续怀着这秘密/默默走在人群中，他们都不回头。”）结合在一起，那么作家格非发自内心深处的文化乡愁，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还是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格非动情地写道：“我没有吭气，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泪水。我朝东边望了望。/我朝南边望了望。/我朝西边望了望。/我朝北边望了望。只有春风在那里吹着。”这种张望，毫无疑问地既充满了感情而又特别无奈。作为读者的我们，连同作家格非，连同那位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面对着已经处于被摧毁状态的乡村世界，大约也只能如此张望了。

注释：

①贾平凹:《我是农民》，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年版，第25页。

②③④贾平凹：《〈极花〉后记》，《人民文学》2016年第1期。

⑤王春林、付秀莹：《乡村、短篇、抒情以及“中国经验”》，《创作与评论》2015年6月号下半月刊。

⑥编者语，见《十月·长篇小说》2016年第2期目录。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