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平
论余华小说叙述中混乱美学
袁伟平
英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齐格蒙特·鲍曼曾将“混乱”解释为“秩序的他者”,其“转义是不可界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不可协调性、不和逻辑性、非理性、歧义性、含混性、不可决断性、矛盾性”。他还认为,“只要存在分为秩序和混乱,它便具有了现代性,只要存在包含了秩序和混乱之抉择,它便具有了现代性”。余华的早期创作是以对规范/常识的怀疑开始的。“规范是权力意图的载体。规范它不仅仅是,它甚至不是可理解性的原则(principe d’intelligibilité),这是一个要素,从它发出某种权力的运作才是有根据的和合法的。……规范所伴随的既有定性(qualification)的原则又有校正(correction)原则。”暴力并不仅仅指向导致血腥和死亡的力量,它同样可以表现为强加于人之上不可抵御的力量,一种生活的围困,一种思想的禁锢。这些精神层面上的暴力构成了肉体暴力的坚实基础。就像福柯所说“规范的功能并不是排斥和抛弃。它总是与介入和改造的积极技术,与某种规范相联系”。当规范与普遍人性相违背时,它就是暴力。因此,余华对规范权力的合法性和正义性产生了质疑,他说:“人类文明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秩序,我们置身其中是否感到安全?对安全的责问是怀疑的开始。人在文明秩序里的成长和生活是按照规定进行着。秩序对人的规定显然是为了维护人的正常与安全,然而秩序是否牢不可破?事实证明庞大的秩序在意外面前总是束手无策。……秩序总是要遭受混乱的捉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