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记忆与理性沉思
——关于何玉茹的长篇小说《前街后街》

◎ 王春林

——关于何玉茹的长篇小说《前街后街》

◎ 王春林

回顾新时期文学四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一方面固然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有很多曾经名噪一时的走红作家，逐渐淡出人们的关注视野，但另一方面，却也总会有那么一些作家，尽管一直默默无闻不温不火，一直未曾走进某种醒目的文学创作潮流之中而一时大红大紫，但却始终未曾远离文学现场，一直在以其内敛的文学品质不动声色地显示着自身的文学存在。河北作家何玉茹，很显然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

实际上，何玉茹小说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由明悦、二妮、小慧这三位女性形象一起共同构成了小说的主人公。而这，也就意味着小说中的自传性因素其实散落在了这三位乡村女性身上，其中的每一位女性身上都或多或少折射着何玉茹自身的成长经验。与其说《前街后街》是一部成长小说，倒不如说它是一部社会小说更加具有合理性。又或者，一种更准确的说法是，借助于三位乡村女性的成长历程，通过黄村前街与后街两条街长达半个多世纪以上的沧桑变迁过程的悉心描摹与展示，小说集中表现的，其实是一部共和国时代中国乡村的发展历史。唯其因为何玉茹极其精妙地把超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幻细针密线地编织进了明悦、二妮以及小慧这三位乡村女性的成长历程之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位乡村女性彼此交织的生命轨迹，实际上就可以被看作小说文本中三条互有交叉的艺术结构线索。关于小说的结构问题，作家宁肯曾经发表过相当精辟的见解：“结构即故事：开头，冲突，发展，高潮，结尾，这是关于结构最简单的回答。是一个小说家最基本的功夫，没什么神秘的，以往一说到结构就有种神秘感，就一时不知如何反应。但什么是故事？仅仅是上面说的一个ABC逻辑吗？故事的核心是什么？这就复杂了一些……也就是说真正要讲的故事是：事情发生后的人物关系。是人物关系构成了小说真正的结构，即故事。故事与小说的分野也正在人物关系上：对‘故事会’而言是先发生事情，引出人，人服从于事件逻辑向前推进；但对小说家而言，常常不是一个事件触动他写作，而是一种人物关系触动了他，常常是先有了人物关系才开始现编故事，所有的故事都诞生并服从于人物关系。所以更直接地说结构即人物关系。”在我看来，宁肯对于小说结构问题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去神秘化”。“结构即人物关系”，看似特别寻常的一句话，其中所凝结的却是宁肯孜孜不倦多年探求的创作经验。

宁肯所谓“结构即人物关系”的智慧论断，具体落实到何玉茹的《前街后街》中，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明悦、二妮以及小慧这三位正处于成长过程中的乡村女性之间的关系。但要想讨论明白这三位乡村女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就须得首先理清楚黄村前街与后街之间的关系。因为二者之间实际构成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前街和后街，是黄村两条对比特别明显的街道：“前街的房子是青砖、青瓦垒就的脊顶，后街的房子是土坯、炉渣做成的平顶，一高一矮，一青一土，自是不一样呢。”一者是青砖青瓦，另一者则是土坯炉渣，这种对比所明确说明的，正是前街与后街格外明显的贫富不均现象。与此种贫富不均状况相对应的，是前后街人各自不同的存在形态：“不过前街人的说话儿跟后街人的说话儿是不一样的，前街人不大说眼前的事，说的多是书本、或是国家、国际，后街人说的则多是庄稼，或是左邻右舍，前街后街。”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前街后街各自关注的对象存在着差异，但究其实质，反映出的却是前街与后街之间不同的文明程度。唯其因为前街后街这两条街之间的争斗与冲突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后数十年间黄村社会最显豁的表征，所以何玉茹才会把她的这部长篇小说干脆就命名为“前街后街”。某种意义上，前街后街的角力变迁过程，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部黄村的当代史。

其实，黄村这一村名的由来本身，就与土改时前街后街力量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黄村本来叫作宏村，原因在于前街人大多为宏姓人。因为宏姓的前街人不仅居住在先，而且土改前在村里长期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所以村庄就被称为宏村。闹土改的时候，翻了身的黄姓后街人便借助于政治运动的力量，挑战前街的宏姓人，硬生生地把“宏村”改成了“黄村”：“宏姓人虽一百个不乐意，但乾坤扭转，大势所趋，便也只有顺从的份了。”然而，虽然“宏村”被迫变成了“黄村”，但这个村所经历的土改却终归是没有怎么伤筋动骨的和平土改，日常生活中宏姓人某种趾高气扬的优越感，依然表现得特别明显。四清运动的时候，后街人对所谓的阶级斗争群起响应应者云集，以强劲反弹之势一下子就占据了黄村全部的领导岗位。后街的黄块与前街的宏斯，双双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于后街的贵生爹和黄二牛。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牛鬼蛇神众多的缘故，如同卫生所的宏先一样的被批斗者，大多都是前街人。二妮之所以能够在这个期间成功上位，成为黄村的革委会主任，与她凭了直觉的指引，很快成立并主导了一个以后街人为主体的造反派组织关系密切。到了这个时候，尽管前街与后街的分野在很多黄村人心里依然非常明确，但在黄村的实际当家人二妮心目中，对此倒颇有些不以为然。“文革”后期，二妮被提拔到公社工作之后，前街人宏涛成为了黄村的一把手：“这半年时间二妮力排众议，特别是后街人的反对，在上级领导面前力荐宏涛，终于使宏涛如愿以偿，也使前街人第一次站到了黄村最重要的位置。”如果说黄村的“文革”更多地与二妮联系在一起，那么，“文革”结束后身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的黄村，就更多地与宏涛联系在一起。

但请注意，或许与何玉茹写作意图的传达有关，《前街后街》中存在着一种叙事速度逐渐加快的现象。一开始讲述明悦、二妮与小慧她们少女时代故事的时候，叙事速度特别舒缓自如，甚至会给人一种信马由缰的感觉，但从四清运动开始，叙述者的叙事速度就开始明显加快，此后的“文革”以及其后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叙事速度简直就是快马加鞭。尤其是宏涛当政之后迅疾城市化的黄村，其变化速度完全可以与叙事速度相匹配。第十一章的第52节尚在交代宏涛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在村西另辟新地，鼓励要盖房的社员在新地建造二层楼房，楼房要整齐划一，街道要轧成宽敞的柏油路，慢慢地，整个黄村要变成城市一样的新村。”到了53节，就已经“很快建起了一家附属制药厂，一家搪瓷厂。两家厂都能容纳百十人以上，前街后街的年轻人几乎可以统统网罗进去，不甘心种田的年轻人，从此不出村便可以和城里人一样，既不风吹日晒，又能把钱挣到手了。”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却是，在这个急遽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整个黄村都已经面目全非了。到了这样一个城市化强劲冲击的时代，前街与后街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问题反而变成了黄村自身还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小说的第1节叫作“前街和后街”，最后的第62节依然叫作“前街和后街”。但到了最后一节的“前街和后街”，却很显然已经是物非人亦非了，即使保留了前街后街的名称，黄村物非人非的结局或者说黄村的最后消亡都是不可避免的。何玉茹所采取的其实是一种极其鲜明地站在农民一边的乡村本位价值立场。正是从此种精神价值立场出发，何玉茹不仅不无真切地敏锐发现了明悦这一类乡村女性形象的存在，而且还把一种守望乡村世界的精神行为赋予到了明悦身上。当周围的人们都趋之若鹜地奔向城市迫不及待地融入到城市化进程之中的时候，只有明悦心甘情愿地留守着曾经的乡村，留守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对于明悦所坚守的精神价值立场表示强烈认同的同时，何玉茹一种批判否定城市化进程的思想倾向自然也就呼之欲出了。就这样，从土改时最早的彼此间角力争斗起始，一直到市场经济时代黄村自身逐渐地消融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前街与后街之间或隐或显的矛盾冲突的确构成了黄村的一部当代史。

某种意义上，黄村前街后街之间的文明差异和紧张对立，从根本上决定着明悦、二妮与小慧这三位乡村女性之间时而亲密时而疏离的关系构成。三位乡村女性，二妮是后街人，小慧是前街人，只有明悦家的位置比较特别：“明悦家住在前街与后街之间，就是由前街通往后街的一条马道里。”虽然居住于前街与后街之间，但“明悦家的房顶铺的青瓦，墙面垒的青砖，这样的人家不在前街也要归于前街了。”由此可见，单就这三位乡村女性的家庭出身来说，一位后街人，两位前街人，两条街道之间力量对比是不均衡的。事实上，三位乡村女性之间彼此间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与这种力量的不均衡也可以说是相匹配的。具体来说，在四清运动发生之前，一直是明悦和小慧她们两位在影响着二妮。首先，是明悦家给二妮提供了一个大开眼界的机会：“那是什么样的家啊，父母拿起书来就能读，拿起笔来就能写，说出话来就如同庄稼地垅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横是横竖是竖的，不像她父母，大字不识一个，张口就是脏话，吃的穿的住的，样样是提不起来的。”从日常的饮食，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再到读书之类的精神生活，只有在深入接触明悦与小慧之后，二妮方才真切意识到自己家与她们两家，或者说是后街人与前街人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距。既然已经明确意识到了差距的存在，如何有效缩短自己家与两位闺蜜家的文明差距，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二妮的一种现实选择。二妮的改造事业，是从自己和家庭开始的：“从买第一块香皂和第一支牙膏起，二妮就仿佛一个刚学会骑自行车的人，上去了就歪歪扭扭地一直往前走，再也休想从容地跳下车了。”无论如何不能不强调的一点是，既然要以明悦和小慧为师，向她们学习看齐，那二妮与她们尤其是小慧之间的不对等，简直就是一定的：“跟小慧好的时候也不觉得，一旦不好了，二妮才觉出，原来她跟小慧仍隔了千山万水一般呢。而这进门，也如翻山越岭一般，须要十二分的努力，又要十二分的小心，稍一大意，就可能滚下山来，前功尽弃。”尽管说三位乡村女性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的，但这和谐中，却又是隐含着二妮的隐忍与眼泪的。指出这一点，倒也不是说明悦和小慧在有意识地歧视二妮，而是意在强调凸显文明本身就必然携带着的那种压力。

对二妮来说，这种源自于文明差异的巨大压力，是随着四清运动的发生，随着自己政治命运的变化而得以消解的。由于小慧无意间对于黄块的率性“揭发”，驻村工作队，决定把时任村支书黄块作为运动的重点开展调查。虽然黄块也曾经痛哭流涕地一开会就检讨自己，但到最后，他和大队长宏斯还是一块儿被一撸到底了。没曾想，黄块的下台，到最后成全了的居然是自家那位大胆扑辣敢作敢为的女儿二妮。父亲在台上时意识不到，父亲下台后，二妮方才明确地意识到了权力的重要。从这个时候开始，二妮便把自己追求的重点由文明而转换为现实权力：“果然，自那以后，二妮与小慧、明悦的交往少了许多。二妮以一个共青团员的身份，出其不意地向当下的村支书黄二牛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就这样，天生一股犟劲的二妮，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独属于自己的政治道路。实际上，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各有志的二妮与明悦她们俩分道扬镳，走上了别一条人生路径。一方面，为了彻底改变自己以及家庭的命运，由最初的向往追求文明到后来的政治道路选择，二妮的确“识时务者为俊杰”，有着适时的投机和钻营。但在另一方面，她的所作所为却一直都坚持恪守着人性的底线，始终不曾为了自己的飞黄腾达而去落井下石，去倾轧周围的亲朋好友。即使面对着宏先这样一位有前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她也总是在竭尽所能地保护他渡过难关。一言以蔽之，以上两个方面有机整合的一种结果，就使得二妮成为了《前街后街》中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一位人物形象。

二妮的形象固然重要，但相比较而言，小说中最不容忽略的一个人物形象，却是明悦。明悦的特别处首先在于，她是一个不健全的残疾人，虽身为哑巴，但却不仅从来不自怨自艾为此而自卑，而且也还有着一种足够强大的内心世界。虽然只是一位正处于成长过程中的柔弱乡村女性，但在黄村这样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在故事所发生的那个时段里，明悦的存在往往意味着一种超越意识形态规范，超越具体历史语境限制的人性尺度与精神哲学尺度。比如，面对着彼此之间因为黄块的存在发生着很大误解的小慧和小慧妈，明悦既为小慧难过，也为小慧妈难过，同时却又倍感一种无力的忧伤与绝望，此时此刻的明悦，就已经不再是黄村狭小世界里的一位普通乡村女性，而是成为了一位为人类的苦难存在而倍觉忧伤绝望的悲悯情怀的体现者。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二妮才会对于明悦生出一种特别的感觉：“明悦明月，要把你比作明月，小慧顶多也就是盏路灯吧。”不只是二妮，对于明悦，小慧也有着与众不同的感觉：“明悦有她的主见是肯定的，那主见像是长在心里，平时也显不出什么，有时甚至是一副没主见的样子，可说不准什么时候，它就出人意料地出现了。”

必须承认，二妮和小慧的感觉判断都没有错，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强有力地证明着明悦其实就是如同“明月”一般的有自己主见的一种永恒存在。比如，当二妮正在会场上被贵生苦苦折磨无法脱身的时候，不由分说地把她从批斗现场强行拉走的，就是明悦。同样的，在听到身边的贵生一直喋喋不休地用污言秽语谈论毁谤着二妮的时候，毅然挺身而出当众打了贵生两个耳光的，也还是嫉恶如仇的明悦。如果说对二妮不管不顾的呵护，还可以从关系密切的嫡亲姐妹的角度加以解释的话，那么，明悦对于其实与自己毫无渊源关系的宏先大夫的呵护行为中所见出的，就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的普度众生的悲悯情怀了。面对着当时那样一种一边倒的革命态势，明悦义无反顾地呵护救助宏先的行为。相比较来说，假若二妮是识时务者，那么，明悦就很显然是一个不识时务者。人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那么，如同明悦这样的“不识时务者”就应该被看作是圣贤。自打对宏先彻底失望之后，明悦就更喜欢沉浸在一己的世界里了：“她自己的世界，不过就是一棵庄稼，一片绿叶，一个果实，一队匆匆行走的蚂蚁，一堆五颜六色的丝线……”明悦所最终抵达的，就真可谓是一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至真至纯至高人生境界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只能是，明悦是我们这个虚浮时代里一个殊为难得的定海神针式的人物。时代越是心浮气躁，明悦的神定气闲超然物外就越是难能可贵。

把何玉茹关于市场经济时代不无夸张的漫画式描写，与小说终结处关于明悦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喜悦劳动的场景结合起来，我们即不难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作家对于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生活持有一种批判和反思。当然，何玉茹尖锐犀利的批判矛头，也同时指向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代。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无可厚非。然而，需要格外注意的一点是，在这部叙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篇小说中，一种隐隐约约存在着的思想倾向便是对于“文革”前十七年的认可与肯定。细细想来，何玉茹之所以会有这种思想倾向，具体原因恐怕有二。其一，何玉茹自己的青春岁月在“十七年”期间度过，从忠实于自己情感记忆的角度来看，对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有所留恋肯定，就是合乎情理的事情。其二，与即将成为一种普遍生存现实的城市化相比较，何玉茹更加认可肯定乡村田园的农业化的生活方式。由此，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就是，一个作家在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到底应该更看重理性的沉思，抑或还是应该更依赖自己的情感记忆？从一种实际的创作情形来说，不论是情感记忆，还是理性沉思，哪一个都不能少。然而，在强调理性与感性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同时介入创作过程的同时，我们也须得明白，不同的作家个体各自对理性或感性的依赖程度并不相同。根据我的阅读体验来判断，如同何玉茹这样的一类作家，在写作时所依仗的，恐怕更多还是自己的情感记忆。最起码，如同《前街后街》这样的小说文本，倘若离开了写作主体足够丰富真切的情感记忆，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3&ZD122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

注释：

[1]宁肯、王春林：《长篇小说的魅力——宁肯访谈录》，《百家评论》，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