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与中国故事

黄 玲

理论前沿

报告文学与中国故事

黄 玲

一、报告文学文体辨析

写作者在写作一部作品之前，对文体应该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写作的基本前提和要求。这样才可以避免后面一些问题的产生。尤其报告文学这种边缘化、有争议的文体，更需要认真对待。

比如下面这两部作品，在2014年参加鲁奖的评选过程中，就存在很大争议。它们没能评选上“鲁奖”有很多原因，但我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文体的不确定性或称模糊性所致。阿来的《瞻对》被分在报告文学组评选，梁鸿的《走出梁庄》则被分在散文组评选。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这两个概念原本就互相纠缠，现在“非虚构”的出现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瞻对》全文二十余万字，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非虚构”栏目。（2013年度人民文学奖《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获得了本届非虚构作品大奖。）《瞻对》落选“鲁奖”后，阿来表示：“非虚构这一概念在中国文学界的提倡，与越来越多的写作者加入这一体裁的写作，正是对日益狭窄与边缘的‘报告文学’的一种拯救。”他认为， 从近年中国文学“非虚构”写作的实践来看，它们更接近纪实类文体所应达成的目标。对于阿来所提出的“非虚构”作品是否为报告文学的质疑，文学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刘茵坚持认为鲁奖报告文学奖应改为涵盖面更广的纪实文学奖，其中包括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传记、日记体、回忆录和口述实录，评奖才会更合理。但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对此并不赞同，他直言，有些人总说报告文学已经死亡，要以非虚构来改变，但事实上，报告文学并没有排斥非虚构作品，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从这些争议中可以看出文体概念的模糊。

对阿来的这部“非虚构作品”，学术研究界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有学者说：“《瞻对》在外在形式上很像学术文本，具有历史性或者说‘非虚构’性。”之所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研究者看到，作家在书里大量引用各类文献，其种类之多达到了30多种。而“这些文献不仅仅只是影响了作者的思想和观念，影响了作者对民族、宗教、历史以及现实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们直接构成了作品的内容。”阿来自己也承认：“我不惮烦琐，抄录这些史料”。

所以，《瞻对》的文体是比较模糊的。它既具有历史的性质，也具有小说的非虚构性。所以有的读者感觉：读《瞻对》，像是读一本学术论著，作家阿来更像是一个学者。

梁鸿的《出梁庄记》也有同样的遭遇。作家采用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式对故乡的村庄进行了采访和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她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中国在梁庄》2010年11月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2013年又写作了《出梁庄记》。这两部田野调查式的非虚构文本，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评论认为它们“再现了中国乡村转型之忧思”，它们也给作家带来了影响和荣誉。

但是严格地说，它们都不是报告文学。

对一位写作者来说，非虚构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划分，但是辨析清楚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概念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二者虽然有亲近关系，毕竟不是同一文体。近些年来，标为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作品很多，因为它们都有“写真纪实”的特点和作用，这一点是相同的。所以在作品文体裁的确定上就比较随意。不够准确的文体界定，使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二者的交叉混淆显得复杂。加上一些文学评奖和作品选集中，对二者的界定也是模糊的，这就使两种文体混淆更加严重。

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区别，只要认真辨析其实是可以分清楚的。它们有某种亲缘关系，但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文体属性。

首先，它们的文体追求不同

凡写过报告文学的作家都知道，报告文学的特点主要有三点：新闻性、思想性和文学性。其中新闻性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它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文学体裁作品的根本所在。新闻性就包含了真实性这一根本属性，使报告文学得以和小说划清界限。

关于报告文学的文体属性，很多著名作家都有清醒而自觉的认识。

茅盾先生《关于报告文学》一文，就是现代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中一篇重要的论文。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就对报告文学的的文体属性进行过认真辨析，他认为：“‘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还指出：“‘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和尖锐的批评和反映。”报告文学除了新闻性，还应该具备一定的思想性，这是报告文学的灵魂。它应该是作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感受、思考、认识的个性表达。它需要对时代社会有通透的认识和理解，能把握住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走向。所以有人认为，报告文学作家需要懂一点政治。思想性是报告文学参与社会观察、社会认识判断和独立理解的重要基石。文学性，是报告文学的表达手段。作家需要借助文学的艺术表达把自己对社会的认识、理解艺术地表达出来。使读者喜欢接受，获得好的阅读效果。

纪实文学作品，却和报告文学的这些要求不完全相同。所谓纪实文学，大多都是用于记录某些历史事件和个人事件，或是揭秘、介绍某些事件的内情和进程。这就明白地表明，这些纪实文学作品的用力点在于对历史的接近和解析，而和直接的现实生活有明显距离的。代表性的作品比如云南作家彭荆风的长篇纪实文学《解放大西南》、李洁非的《胡风案中人与事》等。彭荆风在创作谈《我写<解放大西南>一文中自述：“我这部长篇记实文学，就是力图较完整地描述出这一不同于其他大战役的过程和其中的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可以看出，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有明确的文体定位的。但是一些评论却将之定位于“报告文学”： “彭荆风所著长篇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以决战大西南这场在我国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大战役为核心内容，通过纪实化、艺术化的描写，反映这场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大决战彻底胜利的历史必然……”

关于纪实文学的定义，还有多种观点。如李辉的表述是：“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

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

其次，它们的写作方式和意图不同。

报告文学应是现实的报告。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二者的区别在新闻性上更明显一些。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是在现实的社会土壤上生长出来的。所以，作家需要以关注社会的眼光对社会生活现实的发展变革进行追踪和表现。报告文学的题材大多是具有一定新闻效应的人和事。同时要求作家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既要有参与的热情和愿望，还有要独立的认识和评判。要能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纪实文学不追求时效性，采访手段也和报告文学有所区别。比如田野调查、社会学、人类学方式的学习借鉴等等。而报告文学的采访更多是新闻的方式，及时捕捉及时报道，把新的信息传递给读者。

总之，这是两种有着亲缘关系的文体，不可能截然分开。但毕竟又是有着各自独立属性的文体，需要认真辨析。

二、报告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中国故事是时代命题，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

讲好中国故事，方式有多种，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讲好中国发展故事及其背后的发展理念。围绕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这一根本属性，讲清楚中国梦体现了国家梦、民族梦、个人梦的有机统一，要依靠人民来实现，不断为人民造福。

以中国作协创研部2017年主编的《中国报告：2016——中短篇报告文学集》为例，它的编辑意图就是：“为了及时、生动地反映中国人民在中共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涌现的感人事迹”。一共收入23篇作品，其中只有4篇是民族作家的作品。应该可以代表近期中短篇报告文学的最好水平。其中不乏名家，比如黄传会、哲夫、范小青等。他们的加入提升了报告文学的品质。这本书收获于中国作协去年3月实施的一个工程：“2016·中国报告”的扶持。就是要及时表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弘扬中国精神。

从这部作品的阅读中有这样几点收获和体会 ：

首先，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中国故事”已经出现了许多新鲜的内涵。一些新的事物、观念也在考验着报告文学写作者。

从题材上看，这本书中涉及到扶贫、生态、水土保持、农民工、网络黑客、航天事业等等，堪称丰富多姿。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下中国的发展变化。一些新人新事，在生活中悄然出现。

比如我自己最近正在写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榕树根之恋》（暂名）。先进的时代观念（公益、自信和自我教育理念）与一个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之间发生着奇妙的联系，从而诞生了独特的故事。主人公夫妻二人一个是来自遥远的荷兰的语言学家，一个是来自首都京城的高管、白领，却可以抛下身后的繁华，与景颇山的孩子们结一段奇缘，在景颇山上创办了独特的“榕树根之家”，用生命和爱心陪伴景颇山的孩子们，为他们的成长而牺牲奉献。这样的精神已经远非用“爱心”“好人”这样的词汇可以概括。他们既是人生的追梦人，也用自己的双手托起了一群孩子的梦想，在古老的景颇山上创造了奇迹。他们对乡村教育倾注的心力，以及传递的教育观念，都会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我以他们的经历为题材的短篇报告文学《景颇山上新童话》，也收入了《中国报告：2016——中短篇报告文学集》。这对异国夫妻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也传递着全新的时代观念。

作为一名报告文学写作者，先要感受、理解这个时代的变化，捕捉到时代的闪光点，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

其次，报告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

这一点主要是针对其他几种文学文体而言，报告文学有自身的文体优势。报告文学作品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能及时表现时代社会的发展进步，传递社会的正能量。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就认为，还没有哪一种文体在记录、表现和宣扬改革开放中国的贡献程度上，可以与报告文学相比。这一点毫无疑问。

应该看到报告文学是广受公众和读者欢迎的。究其原因，其一，我们处在一个发展变革，不断进步的时代，特别是网络等高科技手段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现实生活中不断有新人新事、新现象新问题出现，大众对它们是充满关注和期望的，但又缺少明确的判断和解答，所以报告文学恰好可以承担起这一重任。其二，报告文学本身的文体特性决定了它对读者具有吸引力。优秀的报告文学比小说更真实，比新闻更生动细致，具有文学的感染力。可以同时满足读者对故事性、新闻性和审美性的追求。当年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就曾经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开了思想解放的先河。

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报告文学的文体优势，并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讲好具有云南特色的“中国故事”。

三、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好的艺术表达

这几年我自己也经常行走在七彩云南的大地上，写了几部报告文学作品，我愿意把我的感受和体会和大家交流分享：

第一、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

好的报告文学一定是行走出来的，作家在写作之前要经过大量的调查、勘察、现场采访，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文学。一个叫徐剑的作家曾经给自己定下一个写作之旨，读书行走有几个不敢写：凡自己未见过的，不敢写，凡自己未到过的，不敢写，凡自己只是听过的，不敢写。我非常赞同这几个“不敢写”，报告文学就应该是行走的产物，是作家贴切近大地的收获。一个作家坐在书斋里可以写出好的小说，但绝对写不出好的报告文学。

我曾经写作过一部名为《和谐花开彩云南》的长篇报告文学，是对云南民族工作示范建设成果的表现，当时走遍了云南的8个民族自治州加上丽江、昆明的很多民族村寨。怒江峡谷、哈尼山乡、普米村寨、彝山彝水之间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了解到民族地区发生的各种变化，从衣食住行等方面，具体地进行深入采访。在瑞丽的德昂族村子，连人家的猪舍、厕所都要亲自去看。行程确实非常辛苦，真正是跋山涉水，泥泞的路段甚至会遇到危险。但收获也是丰盛的，获得了第一手民族生活的材料，使作品的真实性得到保证。

写《榕树根之恋》时，我专程到景颇山上住了十多天。从陌生到熟悉体会着主人公夫妇的日常生活，追踪他们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深入到景颇山的生活和孩子们的生活中，从各方面了解主人公的理想和追求，获得了很多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所以我的体会就是：行走，感受，用心灵去拥抱大地，拥抱火热的现实生活，永远是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前提。

第二、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精彩的艺术表达。

在遵从真实的前提下，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还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必须调整报告文学叙事的姿势，处理好真实与文学的关系。报告文学的文本、叙述姿势和经典细节的挖掘则是文学性创意所在。有许多需要重视的地方，这里只特别强调两个重视：

对叙述语言的重视。

报告文学的语言应该体现出新闻文体的特色，简洁、精练，客观真实。对事物要有高度的概括能力，能从庞杂的材料中提炼中一篇作品的精华和内涵。同时，又要吸收文学语言的一些特色，把枯燥的事件写得生动活泼，具有可读性。

新闻语言和文学语言，二者似有矛盾。关键在于作者的领悟和把握。比如不能过度使用文学手段，把大量的对话引入作品。中国作协创研部主编的《中国报告：2016——中短篇报告文学集》中收入一篇《独龙江帮扶记》，通篇有很多人物对话，文体界限得不够明确（小说？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语言，关键在于度的把握。对话可以写，但是一定要有限制。

对细节的重视（体现故事性和可读性）。

细节是文章写作中的细微末节，是叙述事件的最小单位。好的细节可以为报告文学增光添彩。所谓典型细节，是指那些具有鲜明特色，能揭示事物本质、或展示人物精神境界的细节。小说写人物、写事件离不开典型细节的描写，报告文学同小说一样，塑造人物，突出事件也必须写出典型的细节。对看似平常之处做生动细致地描绘，以增强表达效果。特别是写物，更是需要真实、生动、独具个性的细节为人物形象植入充满艺术活力的细胞，使他的个性得到表现。

我在景颇山采访时，就获得了很多精彩的细节。用到书里，就可以使作品具备真实可感的效果。女主人公原是个来自京城的白领，但是几年下来，除了皮肤白一点外已经和景颇山的村妇没有太大区别。她的衣着完全是景颇风格，穿筒裙，背民族挎包。村里人家有事请客，她一样去排着队送礼，吃景颇宴席。真正和景颇人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亲戚。这些细节让人非常感动、感慨。

有了这些因素的推动，才能体现出报告文学的特色和优势来。有评论者认为，近年来报告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明显削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品文学性的减弱或匮乏。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感染力都差，就无法吸引读者去读你的作品，也就不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三、报告文学的想象力和心理描写需要节制。

如果过分引入文学的手段，甚至采用小说的手法去写报告文学，就会适得其反。比如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对事件现场的复原，都要和小说区别清楚。“他想……”“他说……”之类的表述要慎用。一不小心，就会沦入虚构的圈套，引起读者的反感。

对人物心理的描写，我认为不应该过分深入细致，应该保持一定“距离”，因为报告文学不是小说，不是全知全能的视角。相对的距离感（表达的限知），可以使作品的真实性得到保证。从采访的角度，引用主人公自己的表述，或许更真实可信。

第四、报告文学的政论性不能忽视。

这是报告文学的灵魂，是水平和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也是把它和纪实文学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特点。

不可否认，报告文学实际上是一种强有力的特殊宣传工具，以明显的社会作用为目的。作为时代产物的报告文学，应当强烈地体现时代精神，把具体事实放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局中衡量，反映出时代的意志、愿望和要求。所以，报告文学的题材一般都比较重大，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问题，充满强烈的参与意识和批判意识，同时还要体现出一定的忧患意识和改革意识。我认为报告文学需要政论性，但是前提是写作者自己是否具备一定的思想高度，能对社会时代的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而不是空发议论。所以，懂一点“政治”，也是报告文学写作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当然，报告文学不是议论文，它的政论性也不能太强太多。具体体现在作品中是是对人对事进行画龙点睛式的议论。这种议论，必须是在形象记叙和描写的基础上，在写作主体情感支配下的论断。太多的议论容易使作品枯燥乏味，不忍卒读。没有议论又会使作品流于平庸，形同散沙。

关键还是在于写作者对“度”的把握。

四、报告文学的困境与突破

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确实有自己的文体优势，但是也面临一定的写作困境。从我自己的写作实践中体会到，有两个困境是需要引起写作者注意，并及时寻找破解之法。

第一、如何面对商业化写作的冲击？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不用装清高，也不用刻意回避。

应该看到，现实中有的报告文学作品就是在给写作对象涂脂抹粉，任意拔高，丧失了基本的原则。所以这样的作品一般不会拿出来送朋友。我的体会是，即使是商业化写作，也需要有原则和底线。同时，也要有对写作对象的尊重和理解。他能够体会到文学作品的重要性，需要作一些包装和宣传，也是一种观念的进步 。而那些商业界的成功人物，有很多人身上是有曲折经历和生动故事的。只要细心采访深入挖掘，就会有收获。他们有幸 赶上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再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人生的成功。成功之后，他们对社会也是多有回报的。从某种上程度上说，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成功者。身上有一种发奋进取的精神，这是非常值得表现的。

第二、如何面对“命题作文”式写作的困境？

或者说报告文学如何表现主旋律和时代特色？

不可否认，当下的很多报告文学都是“命题作文”，写作起来有一定难度，很多人坦言那不是自己“想写的”题材。但是应该认识到一点，作为写作者，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是有表现义务和责任的。能用自己的作品参与到时代的发展和变革之中，这是写作者的光荣。

关键还是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好这种关系。

应该看到主旋律的题材中，有许多内容属于这个时代的成果和经验，是很多人努力奋斗的结晶。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享受着时代的诸多成果，也有义务去表现和“报告”出来，通过文学的手段让它们为更多的人所熟知和理解。

我在《七彩织锦》和《和谐花开彩云南》这两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也曾经经历着这样的思考与变化。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去总结和表扬民委的民族工作经验。但是在采访过程中，我有了很多发现和体会。真切地感受到了民族政策的发展进步，以及给民族地区的群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比如怒江的独龙族村寨，怒族企业家的成功，哈尼族整村搬迁的效果，景颇山寨的变化等等。脚步所行之处我的收获在增多，想法也在改变。不可否认生活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民族地区进步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政府制定的民族政策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云南的民族示范建设，确实有很多经验可以开掘，已经形成“云南模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这样的时代主旋律，值得大力弘扬和表现。

另外，具体到写作策略上，我也有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虽然需要以积极的态度去表现现实的发展进步，但同时还应该形成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应该选择好表现视角，端正好写作态度。我认为作家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成为一个当下政策的总结者和表扬者（这一点有秘书和媒体可以承担）。你不能落在政策的后面，把现实生活当作政策的映证（论据），这样的写作不会成为优秀之作。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有一定的思想高度，有对时代的判断和理解。或者说综合素质要提升，才不至于沦为某一阶段政策的图解者。这样自己也会写得生厌。

徐迟先生曾经说过：报告文学是时代的文学。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殊性，让我们从事报告文学的作家必须紧紧地去拥抱时代，才能在时代的最前沿去展示一个文化人的独立思考与飞扬才情。而这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在政治高度、思想深度、情感热度、艺术精度上不断练就过硬本领。总之，报告文学写作，是对一个作家的“人文情怀、思想涵养、艺术素质”的全面捡验。

应该认识到，不管是写社会主旋律，还是批判现实，作家写作的最终目标都是为社会的文明与进步而助力。作家应该有责任意识与社会担当，作好一名时代生活的记录者。社会现实中发生的变化，应该及时得到表现，尤其是一些社会的正能量应该得到及时的文学传递。这是写作者应尽的责任。也是对新闻报道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比如生态问题、扶贫、农民工现象、留守儿童、公益事业等等，有广阔的空间等待我们去开掘。

【注释】

[1] [2] 高玉:《瞻对》：一个历史学体式的小说文本.文学评论.2014年4期。

[3] 见《瞻对》第262页。

[4 ]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刊于《中流》第11期。

[5] 梁鸿鹰：读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2010年11月16日 解放军报。

[6] 李辉:给“报告文学”更名.载《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