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在义理与辞章之间

赵焕亭

孙郁

在义理与辞章之间

赵焕亭

孙郁先生的新著《鲁迅遗风录》既是一部散文集，同时也是一部学术著作。从形式上讲，它由一篇篇的写人记事散文构成，从内容上讲，它是一部关于鲁迅遗风的研究著作。这部著作不仅梳理了鲁迅遗风在中国文人、学者身上的传承方式，还考察了鲁迅遗风的海外传承，把鲁迅的影响放在中外交汇的立体框架中进行考量，视野开阔，格局宏大。

“义理”、“考据”、“辞章”是清代桐城学派代表人物姚鼐首次提出并阐述的三种为文治学之道。而且他提倡文章要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据”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证查实；“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章法、文采。按照钱穆等人的论述，我们可以把“义理”、“考据”、“辞章”大致对应于今天所讲的哲学、史学、文学。《鲁迅遗风录》在“义理”和“辞章”两个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

这里强调《鲁迅遗风录》在“义理”和“辞章”两个方面的成就，并不等于说该著在“考据”方面有何缺失。事实上，该著在材料使用方面也很讲究，这从文章中随处可见的史料引用和引用注释中可以得到证明。该著的主要观点都有确凿的材料支撑，很少离事而言理。只不过，作者着力点并不在考据，这与作者的治学兴趣以及该著“随笔”的文体性质都有关系。作者的这种写作特点是一贯的，王得后先生对此早有发现，他在评述孙郁先生《鲁迅与周作人》这本著作时写道：“这本书的写法我也很喜欢，简直就是一部读书笔记。把读到的材料，自己的感觉、体会、心得、认识，加以分析、排比，是什么就说什么，怎么想就怎么说。没有隐晦曲折，也不用春秋笔法；没有‘做学问’的架子，也不事论证的操作。读起来平易晓畅、朴素亲切，而且把鲁迅、周作人、作者的心意和思绪烩在一起，常常产生‘原来如此’的会心一笑。”我感到王得后先生此处的“不事论证的操作”和“烩”写得非常准确和传神。用这样的字眼儿来形容《鲁迅遗风录》也是极恰当的。孙郁先生的《秋夜闲谈》《汪曾祺闲录》等都有类似特征。本文主要分析《鲁迅遗风录》义理学特征和辞章学特征的具体表现。

一、《鲁迅遗风录》的义理学特征

在程朱理学那里，义理之学即经学、心性道德之学。它讲究礼乐教化之理，阐述做人的根本道理等。本文借用“义理”这样的词，泛指该书所蕴含的思想、体现的品行等，具体包含睿智通达的哲理判断、敏锐开拓的学术创新、仁慈宽厚的普世情怀、持满戒盈的谦逊品格四个方面。

一

睿智通达的哲理判断

哲学家张世英指出：“我以为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寓有深刻的思想的，伟大的诗人同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诗与思相结合的高级直观。”笔者认为，用“诗与思相结合的高级直观”这个词语来描述孙郁先生的《鲁迅遗风录》这部著作并不为过。这部著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所达到的高度足以配得上这样的评价。

《鲁迅遗风录》的思想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首先是它看人观世的透彻，常常在叙述事实材料之后发出一些哲理性的总结和点拨，其评判入情入理，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且往往带有规律性。如：该著在记述了白薇关于鲁迅的回忆文字之后，用了“在私人阅读里，鲁迅的形象是超越政治的”这样一句话来精炼概括文学青年对鲁迅的生命直觉。这句话基本上归纳了20世纪50年代之前鲁迅在众多读者心中的普遍印象。而且，“私人阅读”这样的表述言简意赅、意蕴丰富。

又如，在写到“毛泽东虽然没有见过鲁迅但他晚年在给江青的信里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一事实之后，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历史很奇怪，人与人的相知，有时是靠神遇而非面对的。”这句话一方面道出了“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一交友之道，同时，也侧面肯定了鲁迅文字和精神的魔力。再如，在谈到鲁迅主张“青年人不要模仿他人，而要变成自己”的观点时，论著写道：“尽力保持与先贤的精神距离，挖掘自己的精神潜能，未尝不是对鲁迅遗产的敬意，其选择里多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这段话对今天的年轻人是警示之言，它提醒青年人尊重先贤的正确方式就是做最好的自己。类似上述至理名言般的语句在《鲁迅遗风录》中不胜枚举。诸如“我们以鲁迅是中国作家的精神之母是毫不过分的”，“杂文的写作，若没有学识的杂，会流于轻巧”，“民族独立与自由，仰仗的是具有自由精神元素的知识人的能量。在世界反法西斯的运动里，具有世界主义色调的鲁迅遗产，几乎成了新的文明的代表”。这些论断饱含智慧与真理，具有思辨性，富有深度，给人启发，体现了作者思想的穿透力。因此说，这是一部充满哲思的著作。

二

敏锐开拓的学术创新

《鲁迅遗风录》这部著作有很强的学术性。作者具有敏锐的学术感觉，观点创新之处颇多。这里仅以该著关于萧红、徐梵澄二人的研究为例来加以阐释。该著从肯定萧红作品对鲁迅精神的继承方面，提升了萧红的文学史地位。同时，在开掘徐梵澄学术价值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首先，该著从对鲁迅精神遗产的继承与传播层面提升了萧红的文学史地位。著作中《澄明的朗照》一文不仅写了萧红笔下的鲁迅，更写了鲁迅影响下的萧红，阐述了萧红作品是如何继承鲁迅传统的。例如，“萧红野性的笔触终止于动情的柔情里，没有因为无望而走向死灭。这恰是她与鲁迅相通的地方。《呼兰河传》在处理人与动物、自然与信仰等方面，都有不俗之笔，那些天才的笔意下流动的风雷之声，回荡的恰是鲁迅《呐喊》的主旋。”“《马伯乐》是试图模仿《阿Q正传》的一次尝试，这部没有写完的长篇留下了刻意追随鲁迅的痕迹。”该著就是这样阐述鲁迅遗风在萧红作品里的体现的。这里既有叙事，也有评论，叙与议高度融合。这大概就是王得后先生所说的“烩”吧。再如，该著这样评价萧红的哑剧《民族魂》：“有趣的是，这部哑剧抵达的是鲁迅精神哲学的微妙的部分，整个作品带有《野草》式的清寂与荒凉，一面也有地火喷吐式的灿烂之光。”这样的评论一语中的，道出了萧红对鲁迅的深刻理解和精神继承，这是对萧红继承鲁迅遗风的高度肯定。

该文还引用了萧红悼念鲁迅的诗歌《跟着别人的脚迹》，充分展现了萧红对鲁迅价值的独特发现。笔者于2016年10月19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含英咀华——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品展”的展柜内看到萧红写在方格纸上的这首诗歌时，对其中那句“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带走”注视良久，并深深感动！这句话应该是这首诗的诗眼，这是萧红对鲁迅最高的评价，有着无量的感染力！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生命价值的真正理解，也可以感受到萧红笔力的不凡！10月19日那天，正值北京鲁迅博物馆建馆60周年座谈会在馆内召开，观看展览的人很多，笔者来不及细细查看每一件展品，但却在萧红的笔迹前驻足良久，主要原因就是前不久刚刚阅读过《鲁迅遗风录》，对其中所引用的萧红的这首诗歌印象特别深的缘故。

孙郁先生以作家敏锐的感触，从作品的维度开掘了萧红在继承鲁迅精神和传播鲁迅精神方面的杰出贡献。此前，没有人做过如此深刻的评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对萧红的评价都有一定的保留意见，在肯定其文学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她文字的不成熟之处。直到孟悦、戴锦华20世纪80年代末在《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一书中使用女性主义理论评价萧红的《生死场》时，才对萧红给予了进一步的肯定，这是女性主义立场的评价。孙郁先生《鲁迅遗风录》则从对鲁迅精神遗产的继承与传播层面对萧红做出了更高的评价，相应提高了萧红的文学史地位。

其次，这部著作对徐梵澄价值的开掘和评价亦有独家之言。著作中的《“多”通于“一”》一文对徐梵澄早年与鲁迅的密切关系及其对鲁迅遗产的继承做了详细介绍。该著认为徐梵澄是鲁迅学生里唯一继续着精神哲学工作的人。他探寻经典之来源，会通人类的古今之思，在东海西海觅出寻常的道术，贡献独特。该著对徐梵澄继承鲁迅遗风的具体描述如下：“他回国后所作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文体奇崛，笔锋陡峭，开合之中，直逼历史深处的神秘，鲁迅词语的内在结构焕然而出。他对鲁迅的读解，有哲学层面的，也有文章学的功夫。比如在《野草》里看到佛教、拜火教、基督教的痕迹，尼采的超人也是有的。……从辞章学到学问，是鲁迅给徐梵澄最大的影响。战士风格和革命情节在他那里弱化了。”徐梵澄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追随鲁迅，1946年至1978年期间一直在海外治学，晚年才回国。他翻译《奥义书》等印度典籍，被称为“现代玄奘”。他50年前的英文著作《孔学古微》在2015年首次翻译成汉语出版，成为“2015中国好书”获奖图书。徐梵澄是一位真正的国学大师但鲜为人知，现代文学界对此人的了解更少。孙郁先生对徐梵澄学术价值的开掘让文学界重新认识到这位“大隐于市”的学术大师与现代文学的密切关系，这不仅是对鲁迅研究的拓展，而且大大提升了徐梵澄的学术地位。

三

仁慈宽厚的普世情怀

除了哲理性、学术性这些特征之外，这部著作还渗透着强烈的普世情怀。这种情怀往往通过写作上的在场感而自然体现出来。优美的散文大都是作者在自身生活、思想经历的基础上创作的。这部著作中的许多所思所感就是在亲历亲闻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体现了作者以“仁”“善”“礼”为趋归的价值态度和思想观念。

该著在诸多地方自然流露出对当下生活的一种干预，一种忧世情怀和普世精神。例如，作者在评价丸山升先生在绍兴鲁迅纪念会上的演讲《活在二十世纪的鲁迅为二十一世纪留下的遗产》时写道：“这个老人的演讲充满了忧患，他对二十一世纪暗淡的描述，使人感到其深深陷入到鲁迅式的哀凉里。不知怎么，丸山升的背影，使我想起了中国的王瑶，我以为他们似乎有着相近的东西。作为学人，深味学海，又每每不忘情于人间，忧世之怀远过于书斋趣味，那是旧式文人不能比肩的。书斋的生活，固然可以愉性，但倘离了地面，不知道生民之苦，难说是个真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感兴包含了对长者、贤者的尊重，包含了对现世的忧虑，是一种普世精神的体现。这对于那些一味沉醉于书斋，丝毫不关心国计民生的知识分子是一种必要的警醒。从这段评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主体介入意识，表达了一种积极干预现实、改造现实的入世思想，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再如，作者在叙述许寿裳与鲁迅的友谊时，表达了对先贤的敬仰和对今人情感淡薄的抨击。文中那些颂扬人间真情的文字，使人的心灵得到洗礼！

在场主义散文的倡导者陈剑晖说：“优秀的散文应该拥有一颗清澈明亮的‘心灯’，始终对现实拥有一种大爱，并渗透进心灵的呵护、理想和希望。”这些论述指出了在场主义散文与现实、与心灵的关系。《鲁迅遗风录》就包含了对现实的大爱、呵护、理想和希望，其间的诸多批评文字直面现实、穿透现实，直抵人的精神和灵魂。

该著在叙述海外的鲁迅影响时，流露出更为宽广的胸怀。那种由家国之爱上升到人类之爱的普世情怀在文章中往往不经意地自然闪现。作者从来不空洞地抒情，但会写下自己情不自禁的感慨。如他在《韩国的鲁迅风》一文中这样写道：“离开韩国前的那个夜晚，我们在一个酒店聚会。那一天首尔及外地的一些鲁迅爱好者、诗人、教授来了许多。酒过三巡，一个诗人用不太标准的中文喊着‘鲁迅！鲁迅！鲁迅！’于是全场的人同声高喊着，拥抱着，进入了一个狂欢的境地。声音在寒冷的街市里传动着，仿佛掠过一个世纪的哀凉，无数颗心因一个意念而共同跳动着。这是我一生经历过的第一次与鲁迅有关的狂欢，国内任何一次鲁迅研讨会，都未能有过这样的激动场景。我的眼角流着泪水，是因为结识新朋友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诱因，一时也说不清楚。那一刻只是感到，鲁迅已成了我们不同国度间的共同语言。”这里没有矫情滥情，而是生命本真的体现！作者何以流泪呢？我想，那泪水中一定包含了对中华民族为世界贡献了鲁迅这一丰厚的文化资源的自豪之情！包含了对人类优秀文化的敬畏之情！包含了对鲁迅苦难灵魂的哀祭之情！包含了对韩国友人真情热忱的感激之情，包含了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之情！正是作者如此至善至美的普世情怀使得这部《鲁迅遗风录》充满着生命的热度。

四

持满戒盈的谦逊品格

孙郁先生谦逊的精神品格在极广泛和深刻的意义上决定了其学术随笔内敛的风格。孙郁先生的文本注重人性的发掘，包含一种深沉的自我解剖精神和否定精神。这实质上是一种品格与智慧。该著作者勇于自陈不足。一般的学者会巧妙地回避自己的知识缺陷，有的甚至还会不懂装懂、信口雌黄。但从这部著作中时不时会看到作者谦逊的表达，坦言自己外文的盲区、学问的有限等。例如，《鲁迅遗风录》在写到徐梵澄时，有这样一段话：“我对于他的许多学问都不懂得，那些关于梵文、德文、法文、英文文献的思考，维度已过鲁迅，是沿着智性之径攀援的奇思。他私下说这是鲁迅给自己的内力。”在写到竹内好时，作者说：“在东京的书店里，看到竹内好的选集，内中印有他的照片。胖胖的，很有风采。因为不懂日文，面对那书自然变得有些茫然。但他的照片，不知怎么，竟那么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久久不能忘记。”这里坦然写自己不懂日语，客观地写出了自我认知的有限性，体现了对知识的敬畏之心。对于自己的知识盲区毫不回避，不装腔作势、不矫揉造作。从这样的表达中，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坦诚。这是一个真的人！

该著作者善于自我反省。作者从不回避对自我精神的解剖和灵魂的拷问：作者在《难以言说的鲁迅》一文中写道：“从整体来看，鲁迅的作品形成了一套特有的叙述方式，这个方式的密码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难以描述。但他的基本形态与流行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不同的。他一生要颠覆的，就是这个东西。”“我坦言，讲上述观点的时候，自己也疑心，也在用鲁迅最厌恶的语言来描述鲁迅。”作者这种自我审视的力度和勇气是可敬佩的！这里作者多次袒露自己的困惑，时常保持自疑、自省精神。有怀疑才能知不足，知不足才能求进步。谦逊是进步的种子，谦虚是一种内敛的品格和磊落的情怀。它不仅不会使人感到拘谨和失格，反而使人感到一种大气和从容。

二、《鲁迅遗风录》的辞章学特征

《鲁迅遗风录》融哲性、理性、诗性于一体，不仅富含知人论世的种种哲理、谨严独特的学术思考、知礼担当的普世情怀、虚怀若谷的谦逊品格等内容，还为读者提供了诗化的艺术表现方式，具有六朝文“擅用修辞、文笔优美”的辞章学特征。辞章之学是一门主要探讨文章的语言、章法和风格的艺术的学问，又称“广义修辞学”。《鲁迅遗风录》颇得辞章学之妙。于仲达在《孙郁：用文字抵制精神粗糙》中写道：“在当今鲁迅研究学界，孙郁、林贤治和王晓明三位先生是文笔最好的，他们都会写文章，但是，林贤治和王晓明先生都太喜欢鲁迅，不免陷入‘以鲁迅的是非为是非’的思维里，孙郁先生持论客观，互相参照，他对鲁迅和周作人两种典型的学者都喜欢。”其实，孙郁先生与林贤治和王晓明二位先生的文章风格有很大区别。孙郁先生的文章不仅仅是持论客观，还在于其文章结构的散而有序、表达方式的丰富圆润、用词的古雅等，也就是说孙郁文章的辞章学特点更加突出，自成一体。这种特点在《鲁迅遗风录》中主要表现在灵活自如的“串珠式”结构、丰富多变的句式使用、多种修辞手法的娴熟运用这三个方面。

一

灵活自如的

串珠式

结构

《鲁迅遗风录》的结构是“串珠式”的。整部著作由29篇各自独立的文章组成，另附录一篇《莫言孙郁对话录》，凡30篇。这30篇表面看似没有章法，结构松散，其实不然。30篇文章像30粒耀眼的珍珠，贯穿这些珠子的是“鲁迅遗风”这根红丝带。如果把这部书比作一幅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人物长卷的话，那么作者仿佛运用了中国画中散点透视的方法，即在一个总主题“鲁迅遗风”之下，移步换景，每个部分虽独立成篇，但是各篇之间于内在精神上脉通气贯，尤其在对诸多关于五四以来鲁迅同时代人的对比性评价上显得境界辽阔，构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现代文学批评地图。

如果用“鲁迅遗风录”这样的题目作一篇学位论文，初学者大概是这样的结构：第一章：鲁迅遗风的概念及内容。第二章：鲁迅遗风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第三章：鲁迅遗风的具体表现。第四章：鲁迅遗风传承之中的变异。第五章……这样的结构看起来富有学理性，很能唬人，其实僵化可笑，往往是故作深沉说套话，左顾右盼说虚话。而孙郁先生的这部著作则化繁就简，举重若轻，用单篇组合的方式完成了巨量信息的传递。

采用“串珠式”的结构章法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这也正是这部著作结构上的精妙之处。30篇独立成文的部分组合起来构成了整部著作，每篇的核心问题几乎都是鲁迅遗风。从主题上看，这实际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鲁迅传播史著作。该著与《革命时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闲录》的结构非常相似。后者由31篇各自独立成文的部分构成，且每部分都有自己的标题。书名曰“闲录”，实际上“闲而不散”，每篇都围绕与汪曾祺有关的人或事而写。通过汪曾祺写了一群人，一个时代。这其实也是一个串珠式的章法。

该著主题思想集中，看似散乱的文字，实际上每篇都围绕着“鲁迅遗风”的主题。尽管所述对象对鲁迅遗风的继承各有侧重，甚至亦有背离之处，但作者却始终能够冲破重重迷障，找出他们各自继承鲁迅的精髓之处。这种章法结构，颇得文章之妙。初看此书，感到后面所附《莫言孙郁对话录》，有些奇怪，不知为何要附录这样一个早在2006年的对话。而细读这篇对话，就理解了这样的安排。其实，莫言对鲁迅精神的继承甚至发展确实很多。如鲁迅《药》《狂人日记》对莫言《酒国》的影响，莫言作品中那种直射现实的批判、那种黑色幽默、意识流表达等无不具有鲁迅风。

该著对其他一些鲁迅同时代人的评价、分析也无不围绕着鲁迅遗风这样的主题。如《面对鲁迅的老舍》一文认为，老舍对鲁迅小品文的看中体现了他是个真懂鲁迅的人。著作认为老舍发现了鲁迅文本的非文学性中的文学性并对鲁迅的小品文推崇备至，老舍对底层书写的参透之深可与鲁迅相比等。作者写道：“就精神的痛楚与悲悯之心的广大而言，他与鲁迅有着共同的语言。”这些评价揭示了老舍与鲁迅精神相遇的情感基础，深刻到位、耐人咀嚼。再如著作对唐弢“在鲁迅那里找到了文章的入门之径、笔触跳跃着生死之叹和无量的苦寂”这样的评价，对台静农“崇尚汉魏风骨、字画具有逆俗狂放之气、于旧学中散出宏阔的气象”的论述，切入角度不同，但均围绕鲁迅遗风而言，并且一语道破、切中肯綮。

二

丰富多变的句式使用

该著句式丰富多变，单句、复句交替使用，尤其擅长使用各种逻辑关系的复句。因果句、对偶句、转折句等巧妙变换，体现了逻辑的严密，保障了融评价于叙述之中。例如，对聂绀弩的评述：“因为有过苏联生活和北伐的经验，他对世态的感受没有书斋里的隔膜，看人看世，能够顾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政治的敏感是超出常人的。但因为没有政客气，其言及社会文化与政治风云的文字，又多见知识分子的味道，乃思想的审问者和追思者。是左翼，很少左翼腔；像文人，但拒绝士大夫气。这就使他既不像周扬、夏衍那样领袖气，也不像京派那样书斋气。这样的选择，在路径上有现实的感召，许多左翼作家并没有类似的本领，就文章而言，他的独特性，是衔接在鲁迅传统中的。”这里首先使用一个因果句，说明聂绀弩看人看事深刻之原因在于他社会经历丰富，没有书斋气，接着在一个简单判断句“对于政治的敏感是超出常人的”之后，再使用一个因果句式说明虽政治敏感但也没有政客气。这样三句话下来就论定了聂绀弩“是左翼，很少左翼腔；像文人，但拒绝士大夫气。”的特点。这句结论在表示判断的同时，又是一个对偶句，对偶句的每一分层又包含着转折的意味。由此，很自然地把聂绀弩与周扬、夏衍及京派文人区分开来，显出他在继承鲁迅上的独特性，即有现实的感召力。这种句式的丰富变化、表达的立体缜密使整个叙述显得紧凑有致、波澜跌宕。这不仅体现了作者学识的渊博、认识的透彻，更可以从中看出作者在辞章学上对起承转合手法运用的娴熟。这些思想纯熟、文字精妙的表达在著作中俯首皆是。

该著在丰富多变的句式中，尤以转折句的使用最为频繁、老到。例如，著作的一开篇就是一个较长的句群，其中转折句的使用非常突出：“怀疑论者曾说，文字对历史的记载，总不及历史的遗物能说明问题。考古学兴，就让史家的一些叙述大打折扣，那里有文字说不清楚的另外的真实。但生命的留存，一般也不得不靠文字来完成，几千年的文明，就是以这样的载体传递的。”这个句群中一共有三个句子，其中第三个句子承接前二句而转折，最终肯定了文字记述对于历史传递的重要性：尽管它不一定绝对可靠，但它依然承担着记载历史的主要角色。在这个句群里，句子之间在语义上的悖逆性通过转折词来实现，婉曲周全、韵致悠远，引人深思。再如，评价孙犁对鲁迅传统的继承：“从他的作品的感觉看，是小说家的感觉，起点来自‘五四’白话文的传统，但偏于写实的精神。除了果戈里、契科夫、普希金的小说作为参照外，主要得自于鲁迅的小说、杂文的经验。这显得有些窄，不及茅盾、郁达夫谈论文章时候的古今中外的驳杂。但恰是这一单纯，使他直接衔接了‘五四’的精神，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鲜明的位置上了。”这段话富有强烈的语感，一波三折，一唱三叹，传达出起伏的节奏和韵律美，具有音乐性。“但偏于……”“但恰是……”构成二层转折，转折中又递进且翻转，既写出了孙犁文章的局限，同时又凸显了其独特性，表达可谓妙善！这种表达效果主要得力于转折句的巧妙运用。

总之，丰富多变的句式是这部著作辞章学上的显著特色之一。其中转折句的运用尤为成功。它不仅使道理讲得辩证、周密、准确、圆满，而且使文章显得跌宕起伏。

三

多种修辞手法的娴熟运用

散文语言比较注重形象性，而形象性的效果往往依赖于修辞手法的运用。该著就擅用对比、比喻、排比、对偶等，简洁凝练地把复杂的现象、事理说得晓畅透彻、生动形象，给人以豁然开朗的感觉，同时，这样的句式看起来结构匀称、整齐美观，读起来节奏铿锵、音韵和谐。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个句群中，作者往往同时使用几种修辞手法，达到互相映衬，熠熠生辉的效果。这里重点分析对比、比喻在著作中的运用。

首先，我们来看看该著是如何使用“对比”手法的。该著常常在对比中完成对人物的评价，臧否人物高下分明、直截了当，毫不温吞。例如，老舍与周作人的对比：“他笔下的京味儿作品，与周作人那些人的根本区别就是鲜活的民生的苦乐，带着泪水的歌哭，弥漫在无光的世界上。而这些与《呐喊》《彷徨》的意象也多少有重合的地方。彼此承受着相近的沉重。俯瞰着芸芸众生的时候，自己也窃来天边的火，照着那个惨淡的夜。”这段文字，通过与周作人的对比，凸显了老舍作品的民间性，对这位平民作家给予了高度称赞。再如关于冯雪峰与周扬的对比：“在左翼批评家中，冯雪峰与周扬属于两个世界。他的存在留在了批评史的深处，而周扬则在思潮、运动史中被一般性地叙述着。前者关乎左翼知识人的良知与信念，后者则是政党文化的符号，乃意识形态下的审美体系。”这段话对比分析了以冯雪峰、周扬为代表的左翼文化的最初分野，深刻之至，便于读者理解左翼本身的复杂性。没有对左翼批评复杂性的深刻认识，根本下不了这样的判断；没有辞章学的深厚功底，同样也没有这样优美的表达。

在这部著作中，对比手法被变化各种方式地使用。如巧妙地嵌套在其他句式中、在对比中提炼出规律性认识等。前者如对瞿秋白与冯雪峰之于鲁迅不同影响的叙述：“如果说瞿秋白使鲁迅看到了左派知识分子思想里的魅力，那么冯雪峰则以自身的实践让鲁迅感受到了改变未来的可能性。”这里表面上使用了假设句式，实质上实现了瞿秋白与冯雪峰的对比，使读者更加明确二人身上不同的革命元素对鲁迅的吸引力，懂得了冯雪峰赢得鲁迅信任的内在原因。后者如对曹聚仁的评价：“其实好的报人，倘通于学问，又有社交之才，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更大。曹聚仁就是一个例子，他走出了学堂，在战火和商业社会里穿梭着，手中做的，仍是学问。所谓走着读书者正是。走着读书的人，书卷气便稀少，灵动的东西就多了。我一直觉得，小品文的高手周作人，倘若一生中也有过曹聚仁式的经历，晚年的文章大概不会掉到书袋里。鲁迅的文字好读，就因为阅世很深，由阅世而走向阅史，总比从书斋到书斋更有张力，百余年的文学史，已向世人暗示了这一点。”这一段通过曹聚仁与周作人、鲁迅的对比，总结出了优秀报人的特征，高度肯定了曹聚仁作为杂家、通才、自由书写者的独特价值，给那些书斋气过浓的文人以启迪，具有鉴世价值。总之，在对比分析中下判断，常常给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这是该著成功运用对比的一种表现。

除了对比，该著还擅用比喻。作者具有敏锐的艺术直觉，擅长诗性表达，比喻在著作中随处可见。如在评述曹聚仁是“动”的史家，不是“静”的学者时，这样写道：“历史在他笔下，不是死的资料，而是流动的河，且时常滚动着浪花，这在别人，都难以做到。”这里用“滚动的浪花”来形容曹聚仁记述历史的生动和果敢等。这个比喻帮助读者确立了“曹聚仁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对历史有特殊的看法。”这样的论点。这种诗歌般的语言表达流光溢彩！再如，该著这样评价孙犁：“他早年文字清纯如童子之音，晚年多了一点旧文人的痕迹，但总体不在士大夫文化和绅士文化之列，有人间的真气。”这里把孙犁早年的文字比喻成童子之音，很容易使人想起孙犁那被称为“荷花淀派”的清新文风。又如，“鲁迅本来是一条流淌的河，可我们偏偏把他视为湖泊，静止下来；明明是怀疑的斗士，可是却被塑造成单一逻辑的实践者。”这里用“流淌的河”来比喻现实生活中的鲁迅是丰富的立体的，用静止的“湖泊”来比喻部分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的窄化和僵化。再看该著对朱正、林辰的鲁迅研究的评价：“读他的书，就想起林辰先生的治学风格，留下的是结晶的盐，不含水分。”这里用“结晶的盐”来比喻二位学者 建立在扎实史料之上的要言不烦的治学风格，形象、生动、准确，表达了对这种风格的高度称赞。

总之，《鲁迅遗风录》这部著作在义理与辞章上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并达到了有机融合，全方位地显出一种博大的气象，体现了作为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孙郁先生的为文、为人的风范与气度。它是研究鲁迅文化遗产传承和研究学者散文特征的重要文本。这样的“学术随笔”义理丰富、辞章博雅，自成一家，是当代散文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它既为中国当代散文注入了学术元素，拓展了散文的写作领域和思想内涵，同时也为枯燥的学术论文指出了一条解放之路。该著具有飞扬的神思、严谨的学术，还有真情的感兴和美妙的诗境，思想价值和文体价值兼备。读之如啜陈窖茅台，甘醇绵长。

当今，兼跨文坛与学界而成就突出者为数不多。曹文轩先生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成为学者作家化及作家学者化的典型代表，孙郁先生从散文创作的角度成为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们共同接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哲思、仁爱、雅致的成分，成为当代文学与当代学术成功结合的双子星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迅传记研究”(2015BZW161)阶段性成果〕

赵焕亭，文学博士，平顶山学院文学院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