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缝合与人性重建：谈熊育群《己卯年雨雪》

李 壮

切割

缝合与人性重建

谈熊育群

己卯年雨雪

李 壮

一

当武田千鹤子在营田牛栏房的木笼子里陷于昏迷时，她正遥遥梦见故乡日出町、自己的少女时代以及母亲的手。请原谅我使用了一个马尔克斯式的句式来谈论熊育群的这部长篇小说，这并不是一部“洋范”的作品，从最直观的层面看，作者所讲述的是一个历史感十足的“中国故事”——抗日战争，这堪称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创痛最酷烈、热血最激扬的一段记忆，在小说、非虚构作品和影视剧之中，这场战争早已从不同角度被反复书写，甚至形成了自己的形象演变谱系。然而好的文学作品往往具备这样一种品质，能够从人所熟知的题材底板上雕刻出不同寻常的故事走向，并且从那些偶然甚至极端的事件背后，汇拢起毛细血管般纷繁密布的经验细流，最终注进普遍人性的汪洋大海。

《己卯年雨雪》便是这样的作品。有趣的是，本书对这种境界的抵达，是通过人物行动的延宕、叙事节奏的停顿、甚至故事对自身逻辑的偏离和颠覆来实现的。《己卯年雨雪》呈现出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两国相争的“大历史”不断退避，血肉个体的“微世界”则渐渐被推上前台。一进一退之间，小说内在的叙事动力其实正悄然发生着改变——这是所有延宕、停顿、偏离与颠覆的根源，也是这部小说不同凡响之所在。故事最初是从一派地狱景象开始的：日本人连夜偷袭，突破国军防线后血洗营田，并残忍地奸杀了与祝奕典有无数情感纠葛的王旻如。这是血海深仇，不论从家国大义还是个人的角度来看，祝奕典这位带有江湖英雄色彩的主人公都理应做出报复举动。复仇的确发生了，祝奕典率人偷袭日军辎重部队，疑似击毙了千鹤子的日军丈夫武田修宏。这本该是一段英雄传奇的开始，然而千鹤子的意外出现，彻底打乱了故事的进程，并且使本来简单的事情瞬间变得暧昧、复杂起来：一个女人，她本不在战争的逻辑之内，却阴差阳错地作为战俘落在了祝奕典手里；而作为杀夫仇人，祝奕典甚至又变成了她“反复仇”的潜在对象。千鹤子当然可以作为复仇的对象，但这样的对象是牵强的；恰恰是这份牵强，开始不断扰乱这个复仇故事的娴熟步点，并且一再把祝奕典的心神驱赶向战争逻辑之外的领域、唤醒他“抗日英雄”背后作为正常的“人”的部分。由此，故事的主线甫一启程，便开始不断陷入停顿，我们甚至在祝奕典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哈姆雷特式的延宕。小说中，熊育群一直在为祝奕典的延宕安排借口。刚刚俘虏武田千鹤子的时候，祝奕典的想法是要用她给惨死的王旻如做血祭。但身受重伤的千鹤子奄奄一息，祝奕典觉得杀一个将死之人没有意义，索性先由她自生自灭。当千鹤子渐渐活转过来，祝奕典还不杀她，理由是战俘要交给政府统一处理。最后，当政府上门要人，祝奕典终于从千鹤子的肉身上找到了理由：这个女人怀有身孕，先等她生下孩子再说。他带着日本女人躲进了荒洲，一个隔绝于战火的新世界在眼前缓缓展开；在那里，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将使某些被焦土掩盖住的东西重新浮出地表。

就这样，小说前进的动力从复仇变成了对复仇的消解。表面上看，祝奕典对千鹤子的复杂感情，是因为千鹤子的长相酷似王旻如。这是熊育群有意设置了这样一处巧合，一方面替祝奕典的初次延宕找到了理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放松读者的警惕(这种警惕，同时是一个即将偏航的故事对于自身的本能警惕)。当王旻如的幻影浮现在千鹤子的脸上，祝奕典的犹豫就显得那么合情合理；然而，这种“合情合理”在顺水推舟地开启了祝奕典延宕之路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故事滑向了一条与此前不同的水道。原因在于，作为特定的个体，王旻如只是同祝奕典一个人有着特殊的关联；当王旻如成为了保护千鹤子的“情理”，那么这种“情理”已经将所有人引向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逻辑：祝奕典是他自己，而不是符号化的“抗日英雄”；进而言之，千鹤子也只是她自己，而非“敌国的女人”。

“她心碎的样子，让死亡突然变得十分可怖。这不是陌生人的死，更不是仇敌的死，而是亲人的死。”小说开篇不久，当祝奕典看到千鹤子在丈夫尸体边痛哭失声，熊育群这样写道。其实，从这一刻开始，某种细密的裂纹已经隐隐出现在祝奕典的内心世界之中。

因此，这是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但它最深刻的笔触却落在战争之外；它的背景是毁灭与破坏，精髓却在于人性的重建。这种重建，将在处于对立关系中的若干人物心中同时展开。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人性的黑暗、世界的残酷，但同时也向我们展示，在一个极端的、失控的世界之中，人性仍然在执著地试图自我重建。祝奕典、千鹤子、左太乙甚至故事后半段的武田修宏，其实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他们试图在一个杀红了眼的时代保护住怀里那抹淡蓝色的本能。这一切决定了《己卯年雨雪》必将以悲剧收尾，但这样的悲剧，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一丝慰藉。

二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己卯年雨雪》这部小说：它讲述了一个彻底失控的世界中，个体如何面对自身同外在世界的冲突、人性如何试图找回它自己。这让我想起卢卡奇关于现代小说的观点：“小说内部形式被理解的那种过程是成问题的个人走向自身的历程。”《己卯年雨雪》中的人物大多是“成问题的个人”。外在世界以及他们在这个世界中的行动，与他们的内心之间产生了偏差甚至撕裂。类似的声音不停回响在武田修宏和千鹤子的心中：“大东亚圣战”和国内宣传的不一样，“支那人”和自己的想象也不一样。无休无止的杀戮与死亡，尽管始终有冠冕堂皇的口号装点，终究也会导致怀疑、厌倦。类似的情形在祝奕典等中国人那里也一样存在：凛然大义固然从未被颠覆，但有时难免要被悬置起来。他们痛苦、犹疑，时常在价值模糊的边缘地带进退两难；他们努力地要回到自身、回到常识和本能，并最终为此付出了代价。

为了表现成问题的个人，小说需要找到自己相应的内在形式。熊育群展示给我们一种穿插、切割、甚至断裂的艺术：一方面是人物视角的频繁转换，一方面是时空场景的打散与插入。他既从洞庭乡民的视角去看“日本梁子”，也从日本男女的角度来感受“支那”与“支那人”；小说中既弥散着血气、升腾着火光、轰响着隆隆炮声，却也表现着安静恬淡的世俗生活和洁净温柔的人性本能。一切故事围绕着己卯年中秋前夕那场血腥的袭击展开，但正常的线性叙事却被一再打断，我们的视线被一次又一次地引向那些半透明漂浮着的回忆之中。当武田修宏以袭击者的身份夜渡江水，他脑中忆起的是在日本熟读过的有关洞庭湖的历史传说；当祝奕典面对着日本女人那张神似王旻如的脸，他恍惚中仿佛坠入了那温暖与遗憾共存的往昔……我在开篇时写下的句式，反复地出现在不同人物的形象刻画之中；它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内在的情感节奏，在小说绵密的叙述语言之下有力地鼓动着，成为了小说人物内心世界得到呈现的重要方式。同时，反差强烈的若干空间图景也被近距离并置：刚刚还是对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精致生活的温情描写，转眼间便切换回了血肉横飞、惊惶忙乱的战场火线；尸臭弥漫的村庄与鸟声自在的芦苇洲呈现为两重完全不同的天地，却被祝奕典与千鹤子来来回回的行走路线连接在一起。天差地别的世界紧挨在一起歌唱、尖叫、相互推搡着，它们呼应着人物情绪状态的起伏波动，营构出奇异的美学张力，积蓄起巨大的情感冲击势能。

无数交错的时空，叠加在一段出乎意料的际遇之上；那些个体的、家国的、人性的反思和困惑，带着剧烈冲突的情感，彼此争论、撕扯、消长、耽溺，在小说的行进过程中凝结出刀疤般的停顿符。被迫停顿的，是小说的主线情节；不断扩张的，是一系列精致细密的次生情节。故事的主线并不复杂：洞庭湖畔，从日本前来慰劳军队并探望夫君的新婚女子武田千鹤子被祝奕典带领的民间抗日武装俘虏了。面对手无寸铁的女人，本来满腔仇恨的祝奕典终究难以痛下杀手，决定带着女人远遁湖中荒洲，与自己的家人一起居住下来。在世外桃源般的荒洲上，千鹤子与祝奕典一家渐渐放下彼此心防，正常的人世生活似乎正在回归；然而战争还在继续，两个民族的仇恨仍在发酵，中国政府和日本军队都在寻找这个被俘虏的日本女人……这样的情节本身不足以支撑起30万言的巨大容量。但熊育群所做的，是在一部小说的主干上镶嵌进了无数部次生小说：我们不妨称之为《祝奕典的故事》《千鹤子的故事》《武田修宏的故事》《左太乙的故事》等等。在这一点上，熊育群使用了某种类似《史记》的笔法，他把许多篇“列传”整合到了一段特定的历史之中；不同之处在于，这种整合所取得的效果不是内在的统一，而是更加强烈的分裂感。

频繁转换的视角、相隔遥远的时空，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叠置在一起。琴声与炮声、冷色与暖色、恐惧与安宁、怀疑与坚信，这一切在小说中杂糅成混响，并各自指向迥然不同的诸多世界。此种多义、存疑、多向耽溺乃至自我分裂的图景，是现代小说典型的形态之一。回到《己卯年雨雪》，小说图景的分裂，正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写照；野鸽般自由飞舞的多重时空丰富着这部小说，却困扰着小说里的人物：他们如何理解这一切？如何消化这些全然异质、甚至相互悖谬的经验？或者说，他们如何在这重影的眩晕中安放他们自己？这是小说中的人物自始至终都不曾摆脱过的困境，这种困境体验甚至胀破了战争的背景框架，与久无战乱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中的我们产生了遥遥的呼应：“千鹤子不能把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当成她人生的自然延伸，当成她自己的生活，她的生活与常识都不是这样的。……她再也回不到事情最初的状态了。”

《己卯年雨雪》的叙事形态和精神气质是现代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又带有某种古典东方的情味。借助精细的语言和缓急有序的叙述，熊育群将视角切换打磨成古典绘画般的散点透视、将异质世界躁动不安的重影安抚为画卷长轴里的不同段落。它就像是一幅己卯年版的《清明上河图》。熊育群还着意在这个战争故事里添加了大量充满中国古典文化旨趣的笔触：芦苇洲与桃花源的隐约互文、洞庭湖的历史文化负载、舜帝二妃与千鹤子的命运重合、汨罗江畔屈子的遥远背影……在中日战争这样巨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中，作者有意架起了一座文化的、美学的迷宫，如同小说中神秘的杨仙湖一般，令人一旦进入便难以脱身。这一点上，熊育群充分利用了中日两国在文化渊源上的亲近性。相似的文化认同、共享的美学密码，使这个故事在情感上变得更加纠结暧昧，也使现实与历史的致命错位显得更具悲剧性。这是《己卯年雨雪》的另一重境味所在。

三

来回穿插的异质时空图景，不停地切割、打断着当下的世界。但对于小说来讲，简单的破碎或对峙是没有意义的。优秀的作者必须担负起类似裁缝的职能，他要找到一种合适的针线，把各自为政的纷乱时空缝合在一起。就《己卯年雨雪》而言，这套针线叫做“身体”。

让我们再次回到故事的开端。在脱离战斗场景之后，祝奕典和他的兄弟们之间出现的第一次有意义的交流，是一个胖子对祝奕典说的话：“嬲吧！嬲他娘咯日本人的屄！”他们要把所有的愤怒，以最原始的方式发泄在一个女人的肉体器官上。当然算是报复，但这样的报复倒更像是一个借口，既然摆出这个借口在先，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满足自己肉身的欲望——仇恨与报复间的因果顺序，忽然变得可疑起来。我想起日军留在营田房屋残壁上的炫耀式的句子(读完作者后记我们得知，这条标语并非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吃的牛肉鸡，杀的蠢东西，奸的美貌妻。”吃，杀，奸。我们发现，在战争这样的极端语境下，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身体跟随着相似的逻辑；我们甚至会不无绝望地意识到，这样的反应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在生死边缘，身体往往会按照它最本能的方式行事。

这或许是身体对自身的补偿，毕竟无论外在话语对战争进行了怎样的意识形态建构，个体对战争和死亡的真实体验，仍然需要通过身体的震怖乃至创伤来完成。以一种近乎陌生化的笔法，熊育群生动而细致地摹画了战争在祝奕典及众多营田百姓的身体感官中留下的印象。首先是听觉：“他刚到达黄家坪，就听到‘砰、砰、砰’的响声，以为是在放鞭炮，‘哒哒哒’的机枪响了，他听出是枪声。”然后是视觉：“这时天空出现了红绿两色的信号弹，有人爬上矮墙看热闹，以为是放烟花，机枪子弹在天空划出了金色的线条。”触觉也感受到了：“气浪在空中翻滚……一次子弹低低地扫过来，贴着他的耳根飞，他的鼻子嘴巴紧贴在地面，草根扎进了他的鼻孔，嘴里啃进了泥沙。”一系列猛烈的刺激，终于使肉体出现了混乱，身处其中的人对肉身的正常功能产生了怀疑：“天上突然出现嗡嗡声，祝奕典以为是自己的耳朵犯了毛病，他拼命挖耳朵，但嗡嗡声越来越大，把枪声也盖过去了。”终于，肉体的恐怖体验导致了真实世界在感官中的颠覆，所有的坐标系都失灵了，无论正常还是反常的映象，都变得沉重而难以忍受。

当身体被赤裸着抛掷在一个失序的世界之中，它注定将濒临发狂，进而变得毫无尊严。看似强悍的侵犯者也一样无法幸免：武田修宏本想把阵亡战友的骨灰带回家乡，不料火化尸体的烟柱引来了炮弹，已然死亡的身体遭到了第二次毁灭——慌乱之中，武田修宏只能随手抓了一把撒落骨灰的土，便赶紧逃开了。乃至于同妻子在风景如画的芦苇丛中野合的时候，武田修宏也再找不到原先那种灵肉合一的感觉了——始终有什么东西在打扰着他，他身体深处的某些东西仿佛被不可挽回地毁坏了。

身体，它既是伤害的施加者，也是伤害的承受者。然而，在小说中，引导着所有救赎的，也同样是身体。尽管沾满血污，但在疯狂和失序之中，身体几乎是唯一未被意识形态污染的东西，它始终是清醒着的。伤口从哪里撕开，也最先从哪里开始长好；身体本能般的记忆，将把这个被撕裂的世界慢慢缝合起来。日本与中国、日出町与大湾杨、战地外谷物的清香与家乡经冢山山麓水稻田的气息……世界在根源处的相似性，不断地敲打、提醒着癫狂中的身体：“这是武田修宏熟悉的气味，与营田一样，日出町水稻灌浆后就是这样的气息。他脑海里呈现出了一幅图画，那是中秋时节去舅舅家的情景……”

从这样的角度看去，祝奕典、左坤苇、左太乙与千鹤子在芦苇洲上的那段生活，便显示出特殊的意义来。在这里，飞鸟与人的亲昵互动复活了一种古典式天人合一的理想，米和鱼的香气唤醒了身体对生活的本能渴望，身体以其自身的姿态特征恢复成为风景或者说观看的对象：祝奕典开始观察到千鹤子的手指骨节、细碎脚步以及独特的穿衣方式，而千鹤子甚至试着教左坤苇学习日本人的跪坐姿态，并且把吃生鱼片的饮食习惯传给了祝奕典一家。在潮涌而来的日常细节之中，人世生活的光晕开始恢复色彩。

更本质的转变，蕴藏在身体与身体的直接接触里。小说中，对祝奕典的这段描写引人注目：“他抱过她(千鹤子)了，又背过她了，尤其在她喊了一声‘奕典’后，他的心理起了微妙的变化。他很难不把她当作一个女人。他开始恢复理性，杀王旻如的是那些日本兵，与这个女人没有关系。女人是无辜的……”身体的熟悉，终于打通了理解和交流的渴望：“祝奕典看见她有时会想起抱她的情景……祝奕典发现自己已十分熟悉她的身体了。正是这些身体的细节消除了陌生感，建立起一种彼此还不曾发现的亲密。”于是，祝奕典想知道她的名字了。当千鹤子微笑着吐出自己姓名的一刻，一切便已不再一样。

因此，如果说切割和断裂主导了《己卯年雨雪》的形式世界，那么缝补与弥合则是这部小说的内在精魂。亲近的身体与相似的生活细节，将不同的世界和视线缝合在一起，也为这个不断回返自身的人性故事找到了最古老的着力点——对渺小的个体来说，身体是他最初也是最后的拥有。这是人性的自我救赎，它同时隐喻着世界的修复和完整。小说最后，当衣衫褴褛神情漫漶的武田修宏怀抱着别人的婴儿、疯狂呼唤着自己的“莫思过”、以普世皆同的父亲保护孩子的姿势倒在血泊中的时候，我仿佛从悲歌的旋律中听出了另一种响动：那里，一个被毁坏的世界的砖石，正在依次飞回到原先的位置。

李壮，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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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