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

姜智芹

莫言作品中的外国人形象

姜智芹

作为至今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莫言的作品及其获奖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无争议。争议之一就是莫言作品中对于外国人形象的书写。有论者认为，莫言的“小说始终贯穿了西方人的形象，就像穿针引线一样，那些有关西方的情节就像针眼，吸引西方人的注意力，让他们有兴趣继续阅读，比如德国的军队，比如八国联军，而且莫言塑造的中国人符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期待，这些特点都能让西方人在他的文本中找到存在感。”莫言的《丰乳肥臀》在评论者看来“把瑞典人塑造成救世主，处处留下了一个作家自我殖民的浓重痕迹。”揭家丑、迎合西方人、自我殖民、自我东方化……这些字眼儿幽魂般地隐现在对莫言及其作品的评论当中。但深入剖析莫言对外国人的描写，我们发现这些形象包含着他对于自我与他者、西方文明与东方文化，对人性、人生和社会的不懈追问与深层思索。

莫言的作品有不少涉及到外国人，其中有些是以集体面目出现的。本文重点探讨在小说中出场较多、有名有姓且在立意和结构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外国人，即《丰乳肥臀》中的瑞典牧师马洛亚、《蛙》中的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和《檀香刑》中的德国军官克罗德。作为传播西方宗教信仰的牧师，马洛亚体现的是救赎与救赎无力的悖论；作为剖解人生百态的作家，杉谷义人既是蝌蚪写作的引路人，亦是父罪子谢的忏悔者；作为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克罗德既是置身其中把孙丙送上升天台遭受人间酷刑的施暴者，又是置身其外观看孙丙“人生大戏”的异族看客。

一、救赎与无力救赎：《丰乳肥臀》中的马洛亚

《丰乳肥臀》中的瑞典牧师马洛亚既是母亲上官鲁氏、上官家族、中国男性“种”的衰落(以隐喻的面目呈现)的救赎者，又表现出救赎的无力。母亲嫁到上官家后，因三年没有怀上孩子而被婆婆指桑骂槐，遭丈夫欺辱凌虐。在医生确认是丈夫没有生育能力所致后，母亲为了改变自己凄苦的命运，开始找各色男人借“种”，亲姑父、卖小鸭的外乡人、江湖郎中、光棍汉、和尚等，都是她借“种”的对象，但生下的都是女儿。重男轻女的陋俗让婆婆恶语相向，棍棒相加。在母亲刚生完孩子后，就逼着她“拖着个血身子”上打麦场，“头顶着似火的毒日头翻麦子”。而母亲不小心摔碎一只碗，婆婆就用石头蒜锤把她的头打得血流如注。而丈夫在婆婆的授意下抄起棍子，将母亲打得昏死过去。在母亲生下第七个女孩之后，丈夫不仅用捣衣槌狠击母亲的头部，致使鲜血喷溅，还从铁匠炉里拿出烧红的铁块，烙在母亲双腿之间，把她烫得皮开肉绽。走头无路之际，教堂的钟声唤醒了母亲，瑞典牧师马洛亚欣然接纳了她，不仅给予她心灵的慰藉，还带给她梦寐以求的男孩上官金童。在婆家受尽折磨的母亲，只有在马洛亚的教堂里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享受到亲情的抚慰。当母亲带着百日的双胞胎儿女来到教堂找马洛亚施行洗礼时，“马洛亚关上大门，转过身，伸出长长的胳膊，把我们搂在怀里，他用地道的土话说：‘俺的亲亲疼疼的肉儿疙瘩呀’”。母亲、双胞胎、生父构成一幅祥和的画面，“一家人”享受到片刻的团聚与美好，和母亲在上官家所遭受的夫权和家长制淫威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这个来华多年的外国牧师真的能拯救上官鲁氏、上官家族甚至中国男性“种”的衰落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看到胶东抗日鸟枪队的队员不仅嘲笑马洛亚是“假洋鬼子”，抽他的脸，把他的腿打残，而且当着他的面奸污了被他温存过的上官鲁氏。不堪忍受的马洛亚爬上教堂的钟楼，纵身跳下，脑浆迸裂，“宛若一摊摊新鲜的鸟屎”。被西方大主教遗忘的福音传布者连自己的性命都无法保全，更遑论拯救中国这块异国土地上遭受深重灾难的人民。

马洛亚对于中国男性“种”的衰落的救赎同样是无力的。上官鲁氏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她私通的各色中国男人也不能让她怀上男孩。从隐喻层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种族活力匮乏的表现，而马洛亚轻而易举地就让上官鲁氏怀上了龙凤胎，似乎外国他者具有拯救中华民族“种”的衰落的能力，但小说接下来的叙述并没有朝这个方向发展。一般来说，龙凤胎是最完美的组合，但《丰乳肥臀》中的双胞胎私生子却先天不足，莫言似乎是要借此来削弱外国父亲的威权，质疑他的救赎能力。双胞胎中的女孩玉女生下来眼盲，小说对她着墨甚少。她大部分时间都在炕上待着，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她，20岁时在大饥荒中死去。双胞胎中的男孩金童也像玉女一样，一生都在听命于人，受控于周围的人，包括他的亲人。玉女的盲眼象征着私生子的内在缺陷，这一定程度上是从外国父亲那儿继承来的。金童的缺陷是他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成长，最终导致他男性气质的畸形发展。严重的乳汁依赖症使金童在饮食方面出现紊乱，直到7岁才断奶，断奶后还不能吃正常的食物，多方诱哄后才抱着奶瓶喝羊奶，这样一直到18岁方能吃普通的饭菜。作为外国人的“种”，上官金童带有显而易见的他者性，这种他者性是从马洛亚那儿继承过来的，而且大多是消极的影响。比如他始终不愿意离开母亲，一直到40多岁还表现出罕见的恋乳癖。上官金童无法完成拉康所说的男孩对男人的认同，对“夫之名”和“父之名”的认同。上官金童男性气质的匮乏和姐夫、外甥十足的男性气概形成鲜明的对比。外国男人的“种”生出来的上官金童是一个无法正常成长、更难以延续后代的怪胎，被外甥媳妇怒骂为“马洛亚下的是龙种，收获的竟是一只跳蚤，不，你不如跳蚤，跳蚤一蹦半米高，您哪，顶多是只臭虫，甚至连臭虫都不如，您更像一只饿了三年的白虱子！”

在《丰乳肥臀》中，外国牧师马洛亚对中国的救赎为什么被阻滞？究其原因，是由于母亲上官鲁氏私通的对象是外国男人，这一跨国界的私通隐含着种族与政治冲突的内涵。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塑造史上，关于跨种族的恋情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中国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爱情禁忌，二是白人男性与华人女性之间的拯救神话。前者由于冒犯了白人男性的尊严，通常给发生恋情的双方设置死亡的结局，以警示那些胆敢逾矩的中国男人和破坏西方男性权威的白种女人。后者由于体现了白人男性的魅力，爱情禁忌则被解除，中国女性往往为白人男性英俊的外貌、十足的男子汉气概所倾倒而甘愿委身，白人男性扮演的是拯救中国女性的角色。从表层上看，《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和瑞典牧师马洛亚的私通似乎落入了白人男性与中国女性之间拯救神话的窠臼，这也是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莫言在小说中有迎合西方思维定势而自我东方化的意向，但莫言的小说实质上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进行了巧妙的逆转，述说的是中国自我和外国他者之间复杂的对抗关系。

在《丰乳肥臀》中，外国他者是马洛亚牧师，他代表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文化上的渗透、地理上的入侵、身体上的占有，构成对中华民族尊严的侵犯。而中国男人“种性”的不足给外国他者提供了机会，让其侵犯到中国女性的身体。染指异国的女人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占有异国的土地，凌驾于异国的权威之上。《丰乳肥臀》中，母亲上官鲁氏的身体变成了中国自我和外国他者较量的场所。小说尽管哀叹中国男性“种”的衰落，但中华民族的尊严丝毫不容侵犯，本土的父性权威必须得到恢复。当马洛亚和双胞胎骨肉团聚的时候，鸟枪队闯进来，叫嚷着马洛亚是“猴子”，这实际上是在嘲弄他的异国身份，蔑视他的“种”。他要为自己的性僭越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还要在临死之前清除他做父亲的权威，让他亲眼目睹他曾与之发生私情的女人的身体被中国男人重新占回。他要亲历这一羞辱，接受他的失败，在绝望之下离开这个世界。马洛亚曾经染指过的上官鲁氏的身体，被中国士兵重新占有，这一行为象征性地等同于把失去的国土重新夺回来。而有着外国父亲血统的私生子上官金童被剥去了雄性气概的“中性”特质，也从另一个方面昭示着中国本土男性尊严的赎回。

二、引路人与忏悔者：《蛙》中的杉谷义人

在小说《蛙》中，日本作家杉谷义人虽然没有出场，但在结构和立意上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从结构上来看，小说通过蝌蚪与杉谷义人的通信，将姑姑作为一名活跃在民间的妇产科医生，被计划生育大潮所挟裹，从“送子娘娘”、“活菩萨”到变成扼杀婴儿甚至夺走产妇性命的“恶魔”的独特经历，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并以最后一部分的话剧虚构，颠覆了前面四部分的真实性，形成虚实相映的互文性关系。因此，《蛙》的叙事逻辑是由杉谷义人所期待的那场“九幕话剧”推动着，形成故事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杉谷义人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立意上，他作为引导者、评判者、旁观者、倾听者、忏悔者的多重面貌出现，是小说叙述人蝌蚪的文学引路人，是“我姑姑”故事的倾听者、旁观者、隐在的评判者，是代父辈侵华罪行悔过的忏悔者。

杉谷义人是蝌蚪进行文学创作的引路人。小说叙述中除了频繁出现的“先生”指称外，蝌蚪还有五封信函专门写给杉谷义人，汇报自己以“姑姑”一生为素材撰写的九幕话剧进展情况。在第一封信中，蝌蚪向杉谷义人表达了写作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写出一部以“姑姑”被历史大潮冲撞的经历为题材，像萨特的《苍蝇》《脏手》那样为世人所知的话剧。第四封信蝌蚪向杉谷义人表明自己的写作理念，要为那些被他伤害过和伤害过他的人写作，把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愧疚剖解出来以求赎罪。第五封信蝌蚪告诉杉谷义人自己写出了话剧，而且“就像一个急于诉说的孩子，想把自己看到的和想到的告诉家长”，并就自己虽然完成了剧本但罪感没有减轻的疑惑向杉谷义人求教。尽管小说从头至尾没有详细展示杉谷义人的回信，大多是蝌蚪一人在独语，但无形之下蝌蚪在按杉谷义人的要求思考、写作，完成人生的处女作，可以说蝌蚪的剧本是在杉谷义人的指导下完成的。而“姑姑”的故事也就有了一个域外的倾听者和旁观者，这个倾听者和旁观者作为作家，又在进行隐在评判，尽管这种评判很多时候是借蝌蚪之口说出来的。如在第三封信中强调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合理性及西方人有失公允的批评。《蛙》中讲述的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故事因为外国人的参与而具有了国际视野，也具有了域外的隐含读者。

蝌蚪的话剧在杉谷义人的指导下动笔，写成后又接受杉谷义人的评判，《蛙》的故事似乎落入了外国人是真理的化身、中国人只能接受其引导的东方主义套路。但其实并不尽然。小说中杉谷义人不仅是蝌蚪文学创作的引路人、“姑姑”故事的倾听者与旁观者，也是代父悔罪的忏悔者。杉谷义人的忏悔者角色虽然在作品中着墨不多，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对日本人形象的塑造上却是一个突破。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文学作品中就有了对日本“鬼子”的大量书写，《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吕梁英雄传》《苦菜花》《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长城万里图》《大国之魂》《亮剑》，等等，或揭露日军凌辱百姓的残忍暴行，或描写鬼子被我方游击队打得落花流水的狼狈图景，凸显的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兽行和毫无罪感的侵略者行径，带有脸谱化色彩。而莫言笔下的日本侵略者杉谷司令(杉谷义人的父亲)“文质彬彬、礼貌待人”，“姑姑”对他的评价是“一个坏人群里的不太坏的人”，带有更多人性化的内涵。尽管如此，杉谷义人仍然在给蝌蚪的回信中“代表已经过世的父亲向我的姑姑、我的家族以及我故乡人民谢罪”，这种“正视历史的态度、敢于承担的精神”，令蝌蚪和他周围的人感慨万端：“您父亲驻守平度城时，您才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您父亲在平度城犯下的罪行，没有理由让您承担，但是您承担了，您勇敢地把父辈的罪恶扛在自己的肩上，并愿意以自己的努力来赎父辈的罪，您的这种担当精神虽然让我们感到心疼，但我们知道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当今这个世界最欠缺的就是这种精神，如果人人都能清醒地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人类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杉谷义人代父亲对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忏悔，计划生育政策的坚定执行者“姑姑”的忏悔，以及蝌蚪这样的与计划生育执行者有关的人的忏悔，使得《蛙》成为多声部的忏悔大合唱。

《蛙》中对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侵略者富于人性化的描写体现了莫言把“坏人当好人写”的创作理念。善于挖掘人性深度的莫言认为，坏人身上也有善的因子，好人身上也会有缺点。好的作品就是要拷问出罪恶背后的善良，善良背后的罪恶。日本侵略军里面固然有许许多多无恶不作的人，但也有像杉谷司令这样对人才惺惺相惜、具有文人气质的军人。日军司令杉谷因是学医出身，遂想方设法招降“姑姑”的父亲神医万六府。为此甚至绑架了“姑姑”、姑姑的母亲和奶奶，但又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虐待、拷打人质，而是好饭好菜地招待，试图走感化之路。在莫言笔下，日军司令杉谷其实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因为如果没有战争，杉谷司令“将是一位前途远大的外科医生，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由一个救人的人变为一个杀人的人”。日本侵略军的后代杉谷义人更具有人性的宽度。尽管他自己小小年纪就跟着家人颠沛流离，在战争期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战后忍受着饥寒交迫的生活，饱受战争带来的磨难，没有任何施害中国人之举，但他主动承担父辈的罪责。如果说负罪忏悔是良知的体现，那么这种无罪负罪、无疚负疚的悲悯情怀则令人心生敬意。

三、施暴者与异族看客：《檀香刑》中的克罗德

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就介入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在《檀香刑》中，德国侵略者胶澳总督克罗德“骑着高头大洋马，披挂着瓦蓝的毛瑟枪，直冲进了县衙。站岗的弓箭手孙胡子上前拦挡，被那鬼子头儿抬手抽了一马鞭，他急忙歪头躲闪，但那扇肥耳朵上，已经被打出了一道一指宽的豁口。”这个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高密县猫腔戏班班主孙丙本能地举起一根棍子，打了正在调戏自己续弦妻子的德国技师，这招致德国军队的疯狂报复，不仅杀害了孙丙的妻儿，还血洗村庄，屠杀了高密县27名无辜的群众。

克罗德是孙丙人生悲剧的制造者。眼看妻儿和乡亲被德国人无端杀害，孙丙的血性和反抗意识被激发出来，他扯起抗德的大旗，扒铁路，杀洋人，一度令德国侵略军恨之入骨而又奈之若何。但最终言而无信的克罗德用骗术诱捕了孙丙，并要对他施以残酷无比的“檀香刑”：“总督说，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对中国人来说，克罗德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让人想起“一只蹲在岩石上的老鹰”，”对中国虎视眈眈，对中国人残忍异常，吩咐刽子手对孙丙施以惨绝人寰的酷刑，而且还要想方设法让被执行了檀香刑的孙丙在极度痛苦中再活五天，作为青岛到高密段铁路通车的活祭典，其心肠之冷酷可见一斑。行刑过程中孙丙对痛苦的体验越深彻骨髓，施暴者克罗德的冷血越让人切齿痛恨。

克罗德不仅一手制造了孙丙悲惨的死亡，而且也是孙丙生命绝唱的异族看客。看客是《檀香刑》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学者谢有顺这样说道：“真正给予盛大的行刑和死亡场面以特殊意义的，恰恰不是死者，也不是刽子手，而是那些包括统治者在内的看客们。看客们是死亡这一仪式的真正消费者。他们的存在，使死亡在被延缓、被注视的过程中，获得了形式和诗学意义上的观赏价值，也使刽子手在行刑时显得格外的卖力。”若说人生如戏，行刑就是刽子手、受刑者、看客共同上演的大戏。其间，刽子手的出色表演，受刑者的无所畏惧，看客们的阵阵叫好，将残酷的行刑变成一个狂欢的舞台。克罗德作为监刑官也是看客之一。在挤满看客的戏台上，克罗德由袁世凯陪着坐在正中央，他的“眼睛里放着绿光”，津津有味地观赏着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行刑表演。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看客指向的是国民性批判，莫言以带有狂欢色彩的场面，同样是对当时国人麻木不仁的批判。而克罗德作为异国殖民者，其看客身份具有与本民族看客不一样的蕴含。

作为趾高气扬的西方殖民者，克罗德对孙丙被行刑的“看”具有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东方、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种族内涵。这种“看”不是单纯的认知行为，而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是主体性的体现，可以说是一种“凝视”。凝视同欲望和权力联系在一起，“观者多是‘看’的主体，也是权力的主体和欲望的主体，被观者多是‘被看’的对象，也是权力的对象，可欲和所欲的对象。”《檀香刑》中，孙丙受刑时克罗德闪着绿光的眼睛像“麦芒”一样，射在行刑助手赵小甲身上，其猎奇和残忍的心态昭然若揭。克罗德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总是表现出一脸的蔑视。当袁世凯和高密知县钱丁对着皇帝赏赐给刽子手赵甲的龙椅、皇太后赏的佛珠行礼时，克罗德“那张瘦长的羊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在和孙丙带领的拳民对战时，克罗德“将望远镜放下，脸上浮起轻蔑的微笑”。而他对于中国的评价是什么都落后，只有刑罚是最世界上先进的。后殖民理论认为，西方对东方的观看是携带着霸权的凝视，在将东方民族他者化的同时使其成为自我文化的附属。因而，西方对东方的“看”体现出一种权力关系和支配行为，是西方按照自身的道德价值标准来“审视”和“凝视”东方。哲学家尼采认为，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并非都是科学的、真理性的，而是贵族的强势道德价值体系和奴隶的弱势道德价值体系相互斗争与对抗的结果。在权力意志的驱使下，居于高位的统治者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决定人类社会道德价值标准的权力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结果，好坏、是非、优劣、真假、善恶、美丑、西方东方等价值标准都是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为了凸显他们不同于那些“弱势”民族的显赫身份和支配地位，凭感觉人为确定出来的。用尼采的话说就是：“‘好’的标准并不是由真正的‘好人’来判定的！所谓的‘好人’——权贵、上流、智者，实际上是那些自认为是好人、自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好人行为的人。他们给自己贴上‘好人’的标签，与那些他们认为低下、弱智、普通、卑贱的一切构成对立面。”克罗德对中国的凝视既是一种“殖民凝视”，又是一种“种族凝视”，是在用西方的道德价值标准凝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国成为他把玩的客体、凝视的对象。在凝视、把玩中国的过程中，西方作为权力和欲望的主体，对“属下”、对所欲的东方客体进行歪曲和操纵。

由于历史的遗留，西方对东方、对中国的这种凝视心态至今没有完全消除。尽管当今时代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思维定势固执地左右着西方人看待与想象中国的视角。如何打破西方对中国的这种权力凝视，实现从“西方凝视中国”向“中国评判西方”的视角转型？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寻找反凝视、对抗凝视的可能性。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是贝尔·胡克斯的女性主义理论对我们有一定启发：“那种企图压制我们/黑人的注视权利的做法只能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想要注视的强烈渴望，这是一种叛逆的渴望、一种对立的注视。我们通过勇敢无畏的注视而大胆地宣告：‘我们不仅要注视，而且要通过注视改变现实。’”胡克斯是就男性对女性的凝视而言的，不过可以借鉴过来用于西方对中国的凝视，因为在西方对东方的凝视中经常出现将东方女性化、弱化、野蛮化的倾向。中国可以采取抵抗的姿态，对西方权威提出挑战，改变西方带有强烈 意识形态色彩、隐含着霸权的单向凝视，同时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向对方回“凝视”，比如我国政府推动的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用正向的积极形象更新重塑“西方原有的两极化、偏颇化”①姜智芹：《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延续与重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中国形象。不可否认，反凝视和对抗凝视是蕴含着政治意图的观看方式，难以做到国家之间真正平等的互凝互视。消除种族凝视和殖民凝视的最好出路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秉持“互为主体性”的理念，推人及己而不是推己及人，这比反凝视、对抗凝视更能实现全世界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

通过分析以上三部小说中对外国人形象的塑造，我们看到莫言既没有迎合西方对东方的思维定势和意识框架，也没有重复以往中国文学作品中对外国人“套话”式的形象塑造。《丰乳肥臀》颠覆了西方拯救中国的神话，《蛙》转变了对日本人特别是日本侵略军的单面刻画，《檀香刑》让人警惕异族看客和“种族凝视”。在对外国人形象的塑造中，莫言的创作理念、文学视野、世界观念均得到极大的张扬。他不是在揭丑，也不是在迎合，他是在表现中国气派，在讲述中国故事让世界聆听。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小说译介与接受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批准号：16BZW119)阶段性成果〕

姜智芹，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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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