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与绿色形象

李冬伟（教授），张春婷

环境战略、绿色创新与绿色形象

李冬伟（教授），张春婷

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方差分析法验证得出“非绿”企业相比，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变绿”企业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差异化的感知和认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证明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的高度评价，显著提升绿色形象。中介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在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的显著正向影响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环境战略通过转化为内在的绿色创新能力，提升绿色形象的路径。鉴于此，企业应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拓宽利益相关者感知企业环境行为的渠道，提升绿色形象。利益相关者应多渠道、全方位地评价企业环境战略活动，促进“非绿”企业“变绿”，增强“变绿”企业的积极性。

环境战略；绿色形象；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绿色管理创新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就一直进行着关于“企业变绿是否能得到回报？”的辩论。一种观点基于资源基础论和能力理论，认为执行积极的环境战略能提升组织能力（Sharma、Vredenburg，1998；Aragón-Correa、Sharma，2003；杨德锋 、杨建华 ，2009）、获得竞争优势（Hart，1995；Klassen、McLaughlin，1996；Christmann，2000；李创，2016）和改善财务绩效（Judge、Douglas，1998；Klassen、Whybark，1999；Wagner、Schaltegger，2004；李怡娜等，2013；迟楠等，201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实施积极的环境战略得不到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因而会给企业绩效带来不利影响。如Walley和Whitehead（1994）认为，在环境问题上，股东价值是第一位的、根本性的，遵守法规、降低环境污染等都是次要的，得不到股东的感知和认同。Newton、Harte（1996）甚至认为，现有关于实施环境管理对企业有利的言论是“传道士式”的花言巧语。Feichtinger（2005）证实企业通过学习效应及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来减少污染排放会对企业利润带来负面影响。

分析上述两种观点可知，虽然已有研究证明实施积极的环境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内在能力与竞争优势，但是企业积极的环境战略是否能得到利益相关者的认同是影响企业是否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的重要外在因素。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认知、评价、情感以及联想方式等是企业绿色形象的体现。因此，本文旨在回答两个问题：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变绿”企业是否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差异化的感知和认同，获得更高的绿色形象？如是，积极的企业环境战略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色形象的感知，从而提升企业的绿色形象？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的影响

企业环境战略是指企业就其环境责任对外宣布的战略布局，反映企业环境责任管理过程及程度。每个企业环境管理程度与过程不一致，一些企业迫于环境规制与变革的压力，消极、被动地应对环境变化及要求，而另外一些企业则积极、主动将环境管理纳入企业管理体系中，甚至将环境管理作为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Hunt和Auster（1990）通过调查美国公司，根据公司环境管理的主动程度，把采用不同环境战略的企业分为初始者、消防员、企业公民、实用主义者和积极主义者五种类型。Roome（1992）以英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也根据公司环境管理积极程度提出了不履行、履行、履行加、商业与环境优秀和领导优势等从消极逃避到积极应对五种战略选择。上述两种环境战略分类均关注环境管理过程，反映企业从消极回避到积极应对的环境管理程度及实践，反映企业的变绿过程。不同类型环境战略体现高层管理者支持及参与环境管理的态度与程度、环境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环境管理信息的传递、员工的环境培训与参与等四个特征。

各类环境战略及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企业环境战略构成要素及其特征

由表1可知，不履行战略（初始者）企业不愿应对环境变化，将环境管理视为负担，利益相关者得不到关于环境问题及其后果的信息。履行战略（消防员）企业在环境问题发生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是对法律强制性要求的被动反应。这类企业只会对外披露部分与之相关的环境报告。上述两类“非绿”企业消极、被动地应对环境变化及要求，基本没有或仅对外披露少量环境信息。履行加战略（企业公民）意味着公司的高管愿意使用管理体系和管理政策积极、主动地进行环境管理，管理者将新的环境管理理念和技能纳入企业持续发展战略中，将环境融入员工发展项目，体现环境对管理流程的重要影响，制定内在环境报告和少部分外部报告。商业与环境优秀战略（实用主义者）企业将环境管理提升到战略管理层面，系统地开展环境管理（Heather等，2013），从高管到员工皆积极参与到环境管理中。领导优势（积极主义者）企业的环境战略更像是实务操作战略（Roome，1992），该类企业已经将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思想和环境道德纳入到公司实践中，通过积极的环境管理来建立竞争优势，并试图建立行业环境标准，成为本行业环境管理的领袖。最后两类“变绿”企业一方面会通过社会责任报告、环境单项报告、公司官网上的环境专栏等方式将企业的全面环境计划、环境政策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沟通；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年报等方式向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传递公司环境目标的执行情况和环境愿景，借此向股东等利益相关者表明公司致力于环境问题，并且这些环境行动已经转化成改善的企业内在的环境绩效，建立公司致力于环境问题的公众形象，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色形象的感知，帮助企业树立和提升绿色形象。

综上，与不履行（初始者）、履行（消防员）等被动应对环境变化与环境规制要求的消极环境战略的“非绿”企业相比，履行加（企业公民）、商业与环境优秀（实用主义者）、领导优势（积极主义者）等采取越积极的环境战略的“变绿”企业越会将环境管理纳入企业战略层面，采取更为积极的环境管理战略，并主动通过各种渠道与途径及时、全面地将环境计划向股东等利益相关者汇报，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利益相关者和决策的影响，更能够获得政府、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与高度评价，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色形象的评价。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与“非绿”企业相比，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变绿”企业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差异化的感知和认同，从而树立更高的绿色形象。

（二）企业环境战略与绿色创新

企业环境战略是企业环境理念和环境道德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体现，企业需要采取产品创新、变革组织结构等措施来实现。不履行（初始者）、履行（消防员）两种消极战略“非绿”企业的环境管理行为是对法律强制性要求的被动反应，这些企业的高层管理者缺乏环境责任意识，没有从环境变化和压力中找到绿色创新的机会和动力，也没有将企业创新与环境战略相联系，尤其是不履行战略企业，其创新与企业环境战略没有任何关系。

履行加、商业与环境优秀（积极主义）、领导优势等积极战略企业的高管团队具有强烈的环境责任意识，积极参与环境管理。高管团队的强烈环境责任意识促使企业将“绿色”融入产品与工艺设计中，激发企业的绿色创新，在绿色产品和绿色工艺中探索获取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环境管理能力与创新技术。高管团队积极参与环境管理的企业也将投入更多资源到环境管理中，以增加企业绿色产品与工艺创新的能力（姜雨峰、田虹，2014）。此外，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企业的环境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也更高，管理者将新的环境管理理念和技能纳入企业持续发展战略中，促使企业通过绿色创新改善产品质量，改进产品生产流程（田虹、潘楚琳，2015）。在环境管理方面企业更可能进行能源节约、污染防治、废物回收、绿色产品设计等产品或过程的提升。采用环境管理常常促使企业将严格的环境标准运用到企业的绿色产品或绿色工艺中，以创造高门槛的行业壁垒（Barret，1991）。尤其是领导优势战略企业已经将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思想和环境道德纳入到公司的实践中，具有高度环境伦理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绿色创新来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弥补环境成本（Chen等，2006）。因此，此类企业更致力于加强环保产品的开发及新环保工艺的研究，并试图建立行业环境标准，成为本行业环境管理的领袖。此外，采取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也会将环境信息及时传递给员工，将环境管理融入员工发展项目，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

假设2b：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工艺创新；

假设2c：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管理创新。

（三）企业环境战略与绿色形象——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

企业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表明企业愿意将更多的资源积极主动地投资于绿色创新，企业通过绿色创新能提高产品质量、节约资源或生产出更为环保的产品，从而在社会公众面前更加体现出企业对环境责任的承担，这种绿色创新的投入能将环境成本转化为企业的“绿色”标签，从而建立更加绿色的形象。主要表现为：①主动履行环境承诺的企业率先进行绿色产品创新（Chang，2014），研发环境友好型产品以区别于竞争对手，掌握先动优势，绿色产品率先获得顾客等利益相关者的认可，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升企业绿色形象（Chen，2010）。②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加大绿色工艺投入不仅可以减少生产污染，还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使企业持续地通过绿色工艺创新达到资源优化配置，一方面实现环保目的，另一方面改善企业内在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获得股东、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与认可，为企业绿色形象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和长久的支持。③采取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其高管团队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愿景往往成为创新的动力，使其致力于绿色创新的发展（Klewitz、Hansen，2014），绿色创新能转化成企业实在的环保行动规范，绿色管理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实现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从而企业不仅能获得良好的口碑，还能获得政府、行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高度认可，提升绿色形象。

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可以通过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Chiou等，2011），获得股东、顾客、政府、行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与高度评价，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a：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通过绿色产品创新提升企业绿色形象；

假设3b：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通过绿色工艺创新提升企业绿色形象；

假设3c：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通过绿色管理创新提升企业绿色形象。

综上，本文构建的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环境战略、绿色创新、绿色形象的研究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将创新发展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意味着国内企业在环境战略中的绿色创新将步入新的阶段。因此，本文基于2008年环保部颁发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根据证监会2012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选取2014年沪深两市火电、钢铁、水泥等14类重污染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了中小板、创业板企业、仅发行B股的企业、已退市或主营业务发生变更的企业以及有关变量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得到468份样本数据。企业规模等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二）变量测量

1.企业环境战略测量。基于企业环境战略的四个特征，使用成立专门的环境委员会、高层管理者参与环境活动等10个题项对样本企业环境战略具体实践进行评分。评分时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样本企业年报、官方网站、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单项报告中提及的企业环境战略的实践内容是否与本文设计的10个题项相符。每符合一项，赋值1分。最终每个企业环境战略得分是10个题项的得分总和。具体测量题项如表2所示。

表2 企业环境战略测量题项

2.绿色形象测量。绿色形象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行为的认知、评价、情感以及联想方式等。本文将绿色形象分为两类，一是政府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形象［即绿色形象（政府）］，二是非政府视角下的企业绿色形象［即绿色形象（非政府）］。在政府视角下，以企业环境管理受到政府或环境监管部门的嘉奖（如“节能突出贡献”荣誉称号、循环经济项目表彰、绿色矿山试点先进单位等）作为政府对企业绿色形象的感知与评价。

根据嘉奖的程度进行打分，由国家环保部等国家级政府机关公布的嘉奖认定为国家级嘉奖，赋值4分；由省级（包括直辖市、自治区）环保厅等省级政府机关公布的嘉奖认定为省级嘉奖，赋值3分；由市级环保局等市级政府机关公布的嘉奖认定为市级嘉奖，赋值2分；由区级、县级管委会等政府机关公布的嘉奖认定为市级以下嘉奖，赋值1分；没有获得以上任何等级的嘉奖的赋值0分。如同时获得多种不同等级嘉奖，取企业获得的最高奖项等级赋值，最高分4分，最低分0分。

在非政府视角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行业组织等，因此本文将协会（如行业协会、循环经济协会等绿色环保协会）、杂志（国内外如中国证券报、福布斯杂志、企业社会责任杂志等经济与环保刊物）、媒体（如人民网、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等媒体组织）等非政府机构对企业的绿色评价（如节能称号、绿公司百强榜、低碳标杆企业等）作为非政府视角下企业绿色形象的测量指标。获得非政府机构奖项的企业赋值1分，未获得奖项的企业赋值0分。通过内容分析法分别从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企业环境报告及企业官方网站上收集企业获得的有关绿色、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嘉奖与评价。

3.绿色创新测量。绿色创新是企业对能源节约、污染防治、废物回收、绿色产品设计以及企业环境管理等产品、过程与管理的提升。本文借鉴Chen（2006）、Shu等（2014）等人的研究方法，基于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与绿色管理创新的特征体现，设定使用低耗能材料等9个题项测量绿色创新（详见表3）。评分时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样本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环境报告中提及的企业绿色创新的具体内容，对上述绿色创新各题项每符合一项赋值1分，最终汇总得分，其中：绿色产品创新总分为4分；绿色工艺创新总分为3分；绿色管理创新总分为2分。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规模越大的企业，具有越强的资源整合和分配能力，并且对绿色创新的支持力度也越大，使用年报中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测量企业规模。

表3 绿色创新测量

四、实证分析

（一）企业环境战略聚类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K-均值聚类法，采用四个环境响应特征下的10个题项对468家样本企业进行聚类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为了确保聚类结果的稳定性，根据Kabanoff、Walderess（1995）的做法，先通过随机选择5个案例来初步确定每个类别的原始中心点，然后将各案例按距离最近的原则逐一归入各个类别，最终计算出各类别的新中心点。聚类结果如表4所示。

聚类结果显示，实施环境战略的样本企业共可分为5类，第一类企业有68家，占样本总数的14.53%，各项得分均值均较低，说明该类企业仅仅是在现有的管理情况下加入环境责任，划分为不履行企业。

第二类企业有112家，占样本总数的23.93%，仅“高层管理者参与环境活动”（平均得分0.88）与“将环境计划与股东或利益相关者沟通”（平均得分0.95）得分较高，说明这类企业开始意识到环境管理的重要性，但仍旧将环境管理作为应对措施，故将这类企业划分为被动履行企业。上述两类企业的企业环境战略的平均得分分别为1.09与3.32，低于总平均分4.643，属于“非绿”企业。

第三类企业数量为142家，在“高层管理者参与环境活动”（平均得分0.92）、“环境管理体系及制度”（平均得分0.96）、“将环境计划与股东或利益相关者沟通”（平均得分0.99）、“将环境计划与员工沟通”（平均得分0.98）等方面得分均较高，相比被动履行企业，都有较大发展，且将环境计划纳入企业发展计划中，故将这类企业划分为主动履行企业。

表4 企业环境战略聚类分析结果

第四类企业数量为72家，除与主动履行企业得分较高的几项同样具有高分之外，“官网上是否有环境专栏”（平均得分1）得分更高，从高层管理者到员工都积极参与环境管理，且对外披露更积极，故将这类企业划分为环境优秀企业。

第五类企业数量为74家，各项均有得分且得分均值较高，尤其是“有环境、健康、安全部门”“将环境计划与股东或利益相关者沟通”“将环境计划与员工沟通”三项得分最高（平均得分1），该类企业通过积极的环境管理来建立竞争优势，并试图建立行业环境标准，成为本行业环境管理的领袖，故将这类企业划分为领导优势企业。第三类到第五类企业环境战略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44、5.60和7.47，高于总平均分4.643，属于“变绿”企业。本文的聚类结果与Hunt和Auster（1990）及Roome（1992）的分类保持了一致。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对企业环境战略赋值1～5分，分值越高，表明采用越积极的环境战略。

（二）描述性统计

本文各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绿色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得分均值分别为1.889、0.177，说明无论在政府还是非政府视角下企业的绿色形象都普遍偏低。环境战略的得分均值为2.950，标准差为1.268，表明重污染行业企业在制定和执行环境战略方面表现不足而且样本企业间的环境战略存在差异。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的均值分别为2.173、1.658、1.274，标准差在0.7～1.5之间，说明样本企业的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存在差异。

表5 描述性统计

（三）回归分析

1.基本回归结果分析。本文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不同环境战略下的企业绿色形象的感知是否存在差异。方差分析统计结果显示，F统计量的观测值分别为11.664［绿色形象（政府）］，9.622［绿色形象（非政府）］，在显著性水平为0.001的条件下，两者的相伴概率P值均为0.000，说明采取不同环境战略的企业的绿色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均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进一步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分别检验企业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驱动影响。两个回归方程中各个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表明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企业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企业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回归方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F=31.852，P＜0.001；F=27.776，P＜0.001），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形象（政府）（β=0.203，P＜0.001）与绿色形象（非政府）（β=0.171，P＜0.001），这表明环境战略是企业绿色形象的重要驱动因素，即企业“变绿”能显著正向提升自身的绿色形象。因此，企业应当积极履行环境战略，将环境管理纳入企业的战略层面，通过多种渠道向利益相关者传递利好信息以获得利益相关者对其绿色形象的感知与高度评价，故假设1得到验证。

表6 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与非政府视角）的回归结果

2.中介效应回归分析。根据Baron和Kenny（1986）所提出的复回归分析及路径分析检验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表7～表9中模型2～模型5），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即表示有中介效果：①验证自变量环境战略对因变量绿色形象的回归（见表6）；②验证自变量环境战略对中介变量绿色创新的回归（表7～表9模型1）；③验证中介变量绿色创新对因变量绿色形象的回归（表7～表9模型2、模型4）；④验证自变量环境战略在加入中介变量绿色创新之后的回归方程中对因变量绿色形象的回归（表7～表9模型3、模型5），若回归关系显著，表明绿色创新具有部分中介作用，若回归关系不显著，则表明绿色创新具有完全的中介效果。表7～表9中各模型的各个解释变量的VIF值均略高于1，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见表7～表9。

表7 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表7检验了绿色产品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方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且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形象（政府）（β=0.203，P ＜0.001）（表6）与绿色形象（非政府）（β=0.171，P ＜0.001）（表6）；表7模型1结果显示，环境战略对绿色产品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253，P＜0.001），假设2a得到验证；模型2及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绿色产品创新对绿色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14，P＜0.1；β=0.097，P＜0.1），满足中介检验的前三个条件。模型3与模型5中更进一步的绿色产品创新和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及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回归结果显示，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β=0.186，P＜0.001；β=0.156，P＜0.001），而且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程度显著下降（β=0.186＜0.203；β=0.156＜0.171），说明绿色产品创新在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之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假设3a得到验证，即企业的环境战略越积极，企业产品的绿色创新活力越强，就越能从产品设计、材料使用中创造自身的绿色优势，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和评价，从而提升企业在政府与非政府视角下的绿色形象。

表8 绿色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同理，表8检验了绿色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方程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且环境战略显著正向作用于绿色形象（政府与非政府）（表6）；表8模型1结果表明，环境战略对绿色工艺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303，P＜0.001），假设2b得到验证；模型2与模型4结果表明，绿色工艺创新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178，P＜0.001；β=0.093，P＜0.1），满足中介检验的前三个条件。模型3与模型5进一步的绿色工艺创新和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及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回归结果表明，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β=0.164，P＜0.01；β=0.157，P＜0.01），且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显著下降（β=0.164＜0.203；β=0.157＜0.171），说明绿色工艺创新在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假设3b得到验证，即企业的环境战略越积极，企业越愿意将资金投入到技术设备中，以增强绿色工艺创新的能力。

表9 绿色管理创新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表9检验了绿色工艺创新的中介效应，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形象（政府与非政府）（表6）；表9模型1结果显示，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管理创新（β=0.271，P＜0.001），假设2c得到验证；模型2与模型4的结果显示，绿色管理创新对绿色形象（政府）及绿色形象（非政府）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54，P＜0.01；β=0.114，P＜0.1），满足中介检验的前三个条件。模型3与模型5中进一步的绿色管理创新和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及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回归结果显示，环境战略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形象（政府）与绿色形象（非政府）（β=0.174，P＜0.001；β=0.151，P＜0.01），且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程度显著下降（β=0.174＜0.203；β=0.151＜0.171），说明绿色管理创新在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政府）、绿色形象（非政府）的影响之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假设3c得到验证，即企业的环境战略越积极，越能在内部实行绿色管理标准，提高绿色管理能力。

综合上述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可知，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能通过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间接地影响企业的绿色形象。这表明，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更可能投入更多资源到绿色创新活动中以获得更为绿色的企业形象，绿色创新能力是企业获取绿色形象的重要驱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企业规模在上述回归分析中显示的均为显著正向作用，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由于受到利益相关者的关注越多，越有意识和能力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采用绿色创新战略来提升企业的绿色形象。

3.稳健性检验。为验证前文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本文选取样本企业2015年的变量数据进一步检验环境战略对绿色形象以及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管理创新对环境战略与绿色形象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结论并未发生显著改变，因此，实证结果是稳健的。限于文章篇幅本部分结果未列出。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证明，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不仅能直接提升企业绿色形象，还能通过绿色创新间接提升企业绿色形象。上述结果回答了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一是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企业更容易获得利益相关者差异化的感知，可获得更高的绿色形象；二是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还可通过不同的绿色创新方式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企业应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感知，从而提升绿色形象。与“非绿”企业相比，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的“变绿”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的差异化感知与高度评价，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绿色形象。因此，第一，企业应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这不仅要求企业加强员工的环境培训，使其从高管到员工都积极参与环境管理，还要将环境管理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将环境管理体系、环境思想和环境道德纳入公司的实践中，以提升竞争优势，建立行业环境标准，成为行业环境管理的领袖，实现企业绿色愿景和目标。第二，拓宽利益相关者感知企业环境行为的途径。企业绿色形象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管理行为的感知与评价，因此企业应及时通过社会责任报告、环境单项报告、企业官网等方式将全面环境计划、环境政策与股东等利益相关者沟通，传递公司环境目标的执行情况和环境愿景，提升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绿色形象的感知，帮助企业树立和提升绿色形象。

2.绿色创新具有中介作用，企业环境战略可以通过绿色创新“变绿”。中介效应分析结果验证了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还能通过绿色创新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因此，企业应实施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从而最终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绿色创新的部分中介效应不仅仅作用于环境战略对政府视角下的绿色形象的影响，同样作用于非政府视角下的绿色形象，说明企业采取积极的环境战略可通过绿色产品设计、材料节约等产品创新，采取减少有毒物质或废物的排放，减少使用原材料、水、电等资源的消耗等工艺创新以及实施积极的绿色管理活动获得政府与非政府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和评价，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形象。因此，建议政府与非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多渠道、全方位关注和评价企业的环境战略和绿色创新活动，如政府可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以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性，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应从企业对外披露报告、企业公布的环境活动等方面更深入了解企业的绿色活动。从而对企业绿色形象做出更为恰当的感知与评价，对“非绿”与“变绿”企业给出差异化的感知与评价，这样既能促进“非绿”企业“变绿”，也能增强“变绿”企业的积极性。

综上，本文虽然研究了更为积极的环境战略对企业绿色形象的提升作用和绿色创新的中介机制，但选取的样本局限于重污染行业，使得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以从全行业或其他行业进行研究。此外，本文仅从产品、工艺与管理三个方面探讨绿色创新的中介作用，对于绿色创新的方式选择与信度分析需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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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75

A

1004-0994（2017）32-0003-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制度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选择与利益回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71362001）

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昌3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