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之
若干年前随东航首航代表团去印度,在机场,一位年轻的海关人员看着我的护照,笑眯眯地说:“ShangHai?”我回答说:“Yes!”(我的英语水平,也就是停留在“Yes”和“No”上)。接着,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这一句我可听不懂了,只得问一边的翻译。翻译告诉我,他说,他的爷爷也曾经在上海待过。他指了指门外一位高大威武的保安模样的人说,他的爷爷在上海是干這个的。他的话使我马上联想起旧上海的“印度巡捕”来。“巡捕”就是我们现在概念中的“警察”,巡逻在马路上的巡捕类似现在的交通警。
在印度的马德里、孟买、泰姬陵等处,在大宾馆、公司的门口,我都能看到头缠红、黄、绿等颜色包头布的锡克族警卫、岗哨,跟我童年所看到的形象大致相同,不过色彩比童年印象中的更为鲜艳。
在上海,“印度巡捕”留在我幼小脑海中的名字叫“红头阿三”,印象中他们个个身材高大,满脸的虬须,凶神恶煞的样子,吓人倒怪,头顶裹着鲜红色或紫色的包头布,我从没见到他们中的哪一位笑过。从大人们的议论中我们小孩子只知道他们是“坏人”,专门欺侮老百姓,尤其是街头那些摆小摊的小贩、黄包车夫等,常遭到他们手舞警棒去驱赶。20世纪50年代初,我上幼儿园、小学了,街上的“红头阿三”不见了,却能在许多工厂的大门口看到他们,后来听大人们说,许多“红头阿三”回印度去了,还有不少选择留了下来,那些私人工厂老板、资本家就雇佣他们当警卫,守大门。
50年代初,我跟父母一起住过大杨浦的“穷街”定海路,那条路上有一家“华光啤酒厂”,几位看大门的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留下来的“红头阿三”,在定海路附近还有一家叫“蜜蜂绒线厂”的,看门的也是留下来的“红头阿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