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崇拜时间与偶然(创作谈)

2017-11-14 18:22鲁敏
长江文艺·好小说 2017年11期
关键词:职业性约稿收件人

鲁敏

2011年,公务员做到了第五年,我很滑稽地被“有关部门”指派了一份挂职,在老城南改造指挥部呆了一年多。我向来善于隐藏作为写作者的不羁,遂一本正经地去指挥部上班,于是有了很多机会在旧街巷里四处走。

南京,是一个老老的城了,二千五百多岁,十个朝代的都城,而老城南又是其中最为古老的部分,三步两步,就可以看到各样的旧痕与残印,像浑身长满斑点与青苔的一个人,有着千言万语,却又一言不发。走在那样的陈旧里,会明确感知到时势的消亡与生命的悲哀。心里的一股激流拍打,我几乎要走得不稳了。不久就动笔开始写《谢伯茂之死》。

再讲一个更早些的职业经历。我曾在邮政局工作过十五年,我记得有一个邮递员,他特别有名,经常上报纸上电视,因为他非常善于查找“死信”,也就是那些地址不详、收件人搬家或失踪的信件,他在这方面很有一手,我曾专门去采访过他。他一下子拿出十几个本子,里面密密麻麻记的全是各种电话、人名和地址,这是他这些年来,查找每一封信的轨迹和记录。使我印象深刻的不是这些写得非常详细的本子,而是他的那种时刻准备着向世人传播的职业性骄傲,他愿意用他整个生涯来替人们查找死信,解决那些寄不出去的死信。我一直想写这么个邮递员。后来,他成了这篇小说里的邮差李复。

在这个小说里,有一个设计,就是主人公在源源不断寄出信件,但先天的都是“死信”:一是收件人即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物,连主人公自己都不知道是谁,他固然社交圈极其繁荣,但总是还差一个“真正的”知心朋友,他于是就“创造”了这么个收件人。第二,收件人的地址,虽是真实,但并非存在于此在,而是很久以前的古老地址,800年前,或300年前。太多的时间辗滚过去了,这些地址已消失在时间之中。然后,这些死信,最终都到了快要退休的李复手上……

这篇小说并不多么复杂或独特,但我一直喜欢。它被译成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与英文。后来我把它收入自选的短篇集《九种忧伤》。最近,它还被改成了舞台剧。可能都是因为它所试图表现的是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在时间中变异的空间、在繁华中孤冷的人、在寻找中祈求存在与成就感的人。

再说说《未卜》。这篇小说很早了,尊敬的何锐先生是责编。形容瘦削、酷好酒事的何锐先生约稿是一奇景。那一腔方言几乎听不懂,一通电话即讲文学,全无寒暄之辞,且语气十分断然,又因语言不通,似乎也无从拒绝或婉辞,于是总在一片迷惑之中草草结束通话,定下稿約。我写得比较早、但至今也觉得大体说出心中文学观的《幸与不幸的根源》,也是在他这种含糊又武断的约稿中最终写成的。这是闲话了。

写《未卜》那一阶段的我,正处于对人们所共同又各自的命定之运的哀痛,以及由之而来的绝对臣服之中,这种服膺中也会泛起质疑的水花,比如偶然,偶然其实也是命运的一个变相,但看起来就顽皮和可爱许多。不管是怎么样阶段性的胡思乱想,我一般都会用小说来表达。《未卜》算是这个意图。

《未卜》里一起头的,是照相馆以及里面陈列的相片。我小时候到镇上、到县里去玩,最流连的地方就是照相馆,总爱扒着玻璃陈列框,定定地瞧,瞧那些“美丽的人像”——男是剑眉露白牙,女是小辫腮有红。他们那典型的好看里,有种时代的凝固感,似乎有铁锚把他们固定于时间之河似的,他们不会不幸或夭亡。但在《未卜》里,我反过来写了。我几乎一个个地把这一家的四个兄妹写入了不幸之中,但这不能怨我,是命定之运啊,是必须如此的,是无法摆脱的。我最大的努力,是把所有这些命运,都裹在了偶然的子弹里,我记得我当时是那样努力地在变换着花样地想为他们、但一定又不会让他们躲过飞驰而来的命运铁兽。他们就那样“碰巧”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先后抵达了不幸的核心。

小说家的无情在这种时候总是十分明显,这或者也是职业性的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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