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布里克电影的悲剧美学

潘 乐(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美国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28—1999)是好莱坞较具代表性的得到两极化评价的电影人，由于他通过电影表现出来的惊世骇俗的思想以及独树一帜的视觉风格，使他所获得的赞美与得到的咒骂几乎一样多。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后辈导演视其为灵感导师，对其肃然起敬，而在库布里克活跃的年代，他也曾被轻蔑地视为疯子或恶棍。无论是哪一种评价，库布里克拥有不可思议的审美趣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这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他电影的悲剧美学上。

悲剧美学认为，艺术作品的悲剧性效果来源于美好事物的毁灭，包括人受的各种苦难，而这种毁灭是惨烈的、不可避免的，观众在看到这些恐怖、悲伤的情节时，能够被唤起愤慨、怜悯甚至是奋发之情，在这些强烈情感的触动下审视周围的世界以及自己的人生。而从艺术方法的角度来说，悲剧美学惯用的手法包括创造人与人之间的悲剧性冲突、黑色幽默的叙事、带有反讽意味的结局等，这些也都体现在库布里克的电影中。

一、人与人的悲剧性冲突

在库布里克的电影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扭曲的，人物自我出现变异，对他者则是压制与被压制、伤害与被伤害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人际交往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悲剧性的冲突，而人也不具备独善其身的可能。这种冲突即使最开始是较为温和的，但最终往往都会因为人的暴力基因而走向激烈的、毁灭性的结局。

例如，在根据纳博科夫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洛丽塔》(Lolita，1962)中，观众可以感受当人无法控制自己欲念时的悲哀。男主人公亨伯特是大学的法文教授，拥有良好的教养和体面的社会地位，他因寻找住房而结识了热情的房东——寡妇夏洛特，夏洛特爱上了儒雅庄重、文质彬彬的亨伯特，但是年过40的亨伯特真正爱的却是夏洛特的女儿——年仅12岁的洛丽塔。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亨伯特在少年时曾经喜欢过一个少女，而这场暗恋随着对方的早逝无疾而终。为了能和洛丽塔在一起，亨伯特和夏洛特结婚，三个人开始了一段畸形的生活。电影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有共通之处，即一场意外的车祸打破了人物关系原来的平衡，也暴露出更多人性的阴暗面。夏洛特在亨伯特想杀死她的时候恰好被车撞死，亨伯特得以心安理得地和洛丽塔开始二人生活。也就是在他越来越沉迷于这种关系时，他对洛丽塔的控制也越来越严，而自始至终就没有爱过亨伯特的洛丽塔则逐渐让亨伯特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洛丽塔最终嫁给了让亨伯特根本瞧不起的迪克，亨伯特陷入到彻底的幻灭和绝望中。

在库布里克的电影中，暴力是一个重要元素。相比起仅仅将暴力作为吸引观众的电影噱头的导演，库布里克则倾向于赋予暴力深刻的意义，在库布里克看来，暴力是窥见人性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构成戏剧张力的冲突本身。库布里克时刻提醒观众，暴力并没有因为人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而远去，相反，人与自己意识深处的兽性是相伴生存的。以《全金属外壳》(FullMetalJacket，1987)为例，应征入伍参加越战的新兵们在新兵营遭受了残忍的训练，这种训练除了折磨人的肉体以外，还践踏人的自尊，灭绝人心中的良善，让人相信自己是生来就为了杀人的机器。在训练中，由于比尔经常因为犯错而连累其他人，遭到了战友们的群殴，精神恍惚的比尔最后枪杀教官后吞枪自杀。而其他顺利毕业的战友们则早已麻木，可以毫不手软地在越南枪杀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他们心安理得地认为这种杀戮是正确的，并从杀戮中获得快感。

又如，在根据史蒂芬·金小说改编而成的惊悚电影《闪灵》(TheShining，1980)中，在写作缺乏灵感的焦虑中苦苦挣扎的作家杰克象征着美国白人男权，他的妻子则代表着女权，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平权运动中，美国白人男权在女权的逐渐崛起下摇摇欲坠。由于家境贫困而不得不屈尊给山庄当看门人，杰克内心的郁结越来越严重，极度自我而又极度沮丧的他选择了对家人发泄，先是伤害了儿子，再是在梦中梦到自己杀死了妻儿并将他们分尸。他梦中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杀妻灭子的极端场面，乃是在于他希望能回到那个没有家庭负担的青春岁月。而释放出杰克这种暴力意图的正是这个诡异的，建造在坟场之上的山庄。在电影中，库布里克加入了白人屠杀印第安人这一典故来增加山庄的恐怖感，这使得电影的影射意味更加浓郁了。在电影结尾，照片上写着“1921年7月4日”，7月4日正是美国的独立日。整个山庄就代表了美国。而这个美国是不堪的，在山庄中发生的两代杀人案暗示了美国曾有过种族屠杀，有过男权对女权的压迫，有过对有色人种的欺凌，慈父在这里变成使用暴力的狂魔。此外，在电影拍摄之前，美国还因为对越南的暴力入侵而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中。库布里克希望观众能够明白，人类拥有暴力的本性，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乃至国与国之间的暴力随时有可能发生，这是值得人们警惕的。

二、情节的黑色幽默

黑色幽默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种艺术手法，它是“绝望的幽默在文学上的反映，它试图引起人们的笑声，作为对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无意义和荒诞的最大的反响”。对于作品的接受者来说，黑色幽默这种艺术化的表达方式有助于人们在笑声中实现一种共同的释放与宣泄。库布里克电影中充斥着黑色幽默，情节往往离奇古怪，让观众看到在痛苦的、毫无希望的人生中人无能为力的悲剧。

例如，在“未来三部曲”中，黑色幽默最为明显的便是根据彼得·乔治发表于1958年的小说《红色警戒》改编而成的《奇爱博士》(1964)。由于60年代冷战在猪湾事件、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推波助澜下加剧，人们生活在挥之不去的核焦虑中，而《奇爱博士》则用黑色幽默表现了上位者毫无和平意愿，以一种让人捧腹不已的方式感受到了百姓生活在核威慑的阴影下的绝望。美军的核弹轰炸机仅仅因为一个将军的性功能障碍便飞去轰炸苏联。美国陷入了恐慌中，于是紧急与苏联联系，有的人建议召回或击落这架美军飞机，有的人则建议干脆先下手为强，全面展开对苏联的核攻击，然而苏联早就部署了能与攻击者同归于尽、能毁灭地球的“末日装置”。美国总统马弗利紧张地与苏联总理迪米特里打电话。结果在这样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迪米特里则有可能还在酩酊大醉的状态中。马弗利的电话几乎成为一段单口相声，观众能看到马弗利与对方缠夹不清地问“听得清楚吗”，说些“我真的很抱歉，你别说你比我还抱歉，所以我俩都挺抱歉的”之类无关痛痒的话，关键的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苏联人的不靠谱让马弗利备感无奈，幽默感也就应运而生。

又如，在《洛丽塔》中，所谓的剧作家奎尔蒂发现了洛丽塔和亨伯特之间的非正当关系，他不仅假冒警察、心理医生来纠缠亨伯特，甚至还开车跟踪他们。于是亨伯特决定拿着枪去把奎尔蒂杀了。然而在他严肃、正式地找上门去后，奎尔蒂的表现却是“无厘头”的：先是拿白布盖着自己，然后带有宿醉口气地要亨伯特一起打乒乓球，亨伯特不理他他就自己打，总是能从口袋中掏出源源不断的乒乓球。当亨伯特无可奈何地和他一起打球后，奎尔蒂又总是不正面回答亨伯特关于洛丽塔的问题，而是在扯什么冠军握拍的姿势等。直到亨伯特忍无可忍地掏出手枪后，奎尔蒂还毫不害怕地问他手枪的价钱，夸手枪可爱。亨伯特认真准备的一场谋杀在奎尔蒂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一系列举动中显得极为荒诞。而这种荒诞是具有悲剧意味的：对于亨伯特来说，奎尔蒂其实并不只是一个真实的人。库布里克有意在镜头中表现诸多带有黑色幽默的细节来让观众发现奎尔蒂这个角色的荒诞。奎尔蒂代表了亨伯特内心深处的恐惧，即他和洛丽塔的生活会被干扰、打断，洛丽塔将来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比亨伯特更为优秀、风度翩翩的男人，这个人也同样对洛丽塔抱有贪恋。尽管奎尔蒂被子弹打死，但这样的恐惧不消除，亨伯特心中的奎尔蒂就是杀不死的，他将永远拿奎尔蒂无可奈何，永远处于一个被动的、被戏谑嘲弄的位置上。

三、结局的反讽

库布里克电影惯常使用具有反讽意味的结局来促进观众在错愕中的“顿悟”，以一种“一切都是一个大笑话”的结尾来让观众感受到世界的无序、人生的无意义。

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根据安东尼·伯吉斯同名小说改编的《发条橙》(AClockworkOrange，1971)。主人公阿历克斯原本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青年，暴力对他来说是一种游戏，甚至是艺术创作，殴打、抢劫、吸毒、强奸妇女等行为给他带来无尽的享受，阿历克斯暴怒起来连自己的手下都打，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坏得极为彻底的人。而在入狱之后，阿历克斯接受了政府的实验，成为一个在机制下走向另一种扭曲的人。政府官员声称能将他改造成“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而这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官员实际上也是在作恶，阿历克斯在所谓的“治疗”后因为恐惧生理疼痛而彻底放弃了暴力和淫乐。这个时候的阿历克斯从表面上来说是一个“好人”，但是这种变好并不是阿历克斯自主的道德选择，他“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已经被剥夺了，成为一个被机制上了发条的死橙子，甚至成为一个被他人殴打的弱者，他现在的安分守己究竟有什么意义是值得商榷的。而电影并没有到此结束，在电影的最后，由于政府这种非人道的阉割式“治疗”被曝光，阿历克斯与政府言归于好并开始勾结。他从一个人格不健全的个体到加入一个更为不健全、更加病态、破坏力更强的国家机器中，换言之，所谓的改造实际上是将阿历克斯推向了更大的恶。与之类似的还有如《杀戮》(TheKilling，1956)中乔尼·科雷精心策划了五年，认为天衣无缝，要“无一人伤亡”的抢劫计划最后不仅处处是意外，还葬送了好几条性命；又如《光荣之路》(PathsofGlory，1957)中，在军事审判这一情节的铺垫下，观众都以为结局必然是真相大白，临阵脱逃的罗热中尉受到制裁，然而结局却是三名无辜的作为替罪羔羊的士兵没有得到解救，而罗热中尉也没有被绳之以法。人或是惊人地愚蠢，或是有着超乎人们意料的丑恶，这些都是具有悲剧力量的。

相较于好莱坞其他作品不断涌现的商业片导演，一生只有13部故事片的库布里克更像是一个哲人，电影只是他用来书写自己哲思的纸和笔。要想拨开重重争议的迷雾走近库布里克，便应该在哲学的帮助下，经由其电影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在库布里克的电影中不难看出，尽管其题材各异，但是就悲剧话语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库布里克以多种方式表现着悲剧美学，执着于对人性的探索，不断向观众展现着人与人、人与命运之间痛苦、激烈的碰撞，他也由此而成为好莱坞新旧交替时代中一个具有“鼓舞人的力量”(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语)的电影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