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西方电影对国人想象与现实研究

弥 沙 张雪莹 (东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福字、筷子、麻将、中国功夫、传统服装等，不仅在外国电影中作为中国的符号和意象经常出现，更是在由离散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中作为中国符号进行重点展示。因为这类文学所改编的电影，更加重视对中国的体现，以便让人们对中国有更加完整和准确的了解和掌握。本文通过对美国电影《喜福会》和中国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的中国符号及女性形象进行研究对比，以期找到电影如何运用好中国符号，使人物形象符合大众想象的方法。

一、电影《喜福会》的中国元素追求与不足

电影《喜福会》制作于1993年，是以美籍华人谭恩美在1989年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在电影《喜福会》中，表现的是生活在美国的几个华人家庭母女之间的故事。

总的来看，电影《喜福会》还是非常成功的。导演为了体现电影中的华人形象和她们的故事，在中国符号的使用上花了一定的心思，将大量中国元素和中国符号加入电影。但从中国符号的使用来说，电影《喜福会》是不成功的，因为它极刻意地突出了中国符号和中国意象与“原汁原味”，这些符号的存在造成了过犹不及的效果，缺少故事以及文化蕴含等灵魂，对中国的想象和表现干瘪且贫乏，沦为道具的存在；与真实的中国相距甚远，所能体现的只是电影导演和小说作者谭恩美的东方文化内涵的贫乏。

这种对中国的想象不足和表现干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于泛滥的中国符号。电影《喜福会》中的中国符号可谓是林林总总，非常齐全，差不多中国特有的物品都被搬上银幕，如麻将、筷子、中国画等。其中中国贵族女性的服饰成为塑造中国女性的典型符号，在电影中反复出现。许多符号已经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的存在，以及中国人物自身的国别属性，但导演仍旧感觉不足，在电影的桥段中，几乎所有的女性服饰都一样。比如林多阿姨贫穷的母亲、林多阿姨、莺莺阿姨、安美阿姨、苏以及年长的婆婆、女仆、媒婆，不论贫富，都是统一的中国贵族服装，并在镜头前演绎悲欢离合；此外，在不同场景中，不管是婚礼、舞场、家庭聚会、晚宴、居家等，女性们也是相同的服装。这一符号象征由于不分年龄、身份地位、场合，也不论人物家庭条件等，反复出现，过于频繁，给观众造成了审美疲劳，也从侧面体现了谭恩美对中国了解滞后以及想象的贫乏。导演之所以有如此安排，其目的是想通过大量中国元素，来适时地满足美国主流群体对遥远中国的期待心理，也是作家在迎合、讨好美国潜在受众的一种方式，凸显了其文化和政治身份。

二是导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演绎形成的一种伪文化。电影《喜福会》关于传统文化习俗的想象和描写在大体框架上是符合实际的，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进行详细展示的时候，就体现出导演并不了解中国，而是对中国的自我想象，是非真实的历史，也就是一种伪中国文化。这种错漏和不足，导致这些中国文化习俗变得似是而非。比如林多阿姨结婚时，主婚人对“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的改编脱离了“三拜”的文化根源。类似的还有林多阿姨婆婆家祖宗祠堂随意丢掉了祖祠的庄重，莺莺阿姨给儿子庆生堂会杂乱无章的设置，等等。还有电影中莺莺阿姨与前夫的激情性爱，完全是西方的激情展示，与中国人含蓄的性格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这些不伦不类的场景基本上不对情节推进、人物塑造产生正面影响，完全是导演出于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的需要，但这种展示是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是肆意想象，不仅没有达到让观众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目的，甚至还制造了一个虚假中国。

二、《金陵十三钗》镜头之下的中国女性

严歌苓已定居美国，是著名的旅美作家，但她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她1958年生于上海，23岁就开始创作军旅小说和剧本，30岁访问美国，32岁于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2009年2月，张艺谋将她的《金陵十三钗》(2006)改编成了电影。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耻辱，电影《金陵十三钗》截取其中的一个片段，以战争中的女性为焦点，复现了泣血的历史，真实地展现了独特的中国精神。《金陵十三钗》的叙述十分细腻，战争中女性的悲惨命运更加让人窒息。无论是象牙塔中以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还是以玉墨为代表的纵情秦淮河的妓女，都是一样的脆弱、不堪一击，豆蔻和香兰的惨死就是对南京大屠杀的控诉，对这段屈辱历史的深入骨髓的记忆。片中关于男人的戏很少，只是粗略地描写当“鬼子”入侵、山河破碎，“当时的南京已经没有抵抗能力”的绝境下，中国军人是怎样保家卫国、慷慨赴死的，无论是排成小队冲向坦克的普通士兵，还是与鬼子同归于尽的李教官，都是不屈中国的精神的代表。这里对南京大屠杀、对日本侵华的表现，没有借助中国符号、中国意象，只是将中国军人的抵抗和牺牲，刻画得更加壮烈和典型，这个中国映像是真实的，无须想象的。与谭恩美的《喜福会》中，颠沛流离、亲人离散等所有战争都具备的普泛特性相比，更加中国、更加明确。

电影《金陵十三钗》在讲述了中国男人血洒疆场的壮烈之外，还描写了为正义优雅赴死的女性。电影对女性从容和优雅的诠释，莫过于对她们所穿的中国传统服饰的精心雕琢。在《金陵十三钗》中，导演没有刻意突出中国文化符号，但是为这部电影中的女性设计了体现出其职业、气质，甚至推动故事情节的文化符号，其中就有服装。比如女学生们的服装、书包，以及14名妓女的形象，这些符号和演员一起活跃于电影的镜头前，装扮并真实地展现了女性之美，表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塑造了人物性格，推动了剧情发展，几乎成为有生命的魅影。其中对服装的深入刻画，是剧中12名妓女在决定替女学生赴死时书娟想象的镜头，在秦淮景渲染的氛围下，镜头将观众视线集中在秦淮女子身上和那些学生的不同服饰上。这次导演对每一件衣服都进行了细细雕琢，此时的服饰，代表的已不再是秦淮河女人风尘，而是慷慨赴死前的优雅与从容、伟大与光辉；“是清纯而端庄，象征着她对纯洁生活的向往。”[1]“笑言晏晏犹有泪，风尘自由有侠女”成了最直接的写照。这里的服装，是对人物内心世界、对故事核心的最深入的表现。

三、电影《喜福会》与《金陵十三钗》成败对比

可以说，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服装既承担了故事情节推进的作用，又塑造了人物性格，表现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承载了丰富的多模态意义，书写了历史的真实，成为现实的倒影。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附文《创作谈》中说：“这个故事是献给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大屠杀)中的女性牺牲者的，当故事中的牺牲铺展开来时，我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地发现，她们的牺牲不仅悲惨，而且绚烂。”[2]在这段话中，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历史事实的客观呈现：南京大屠杀；二是个人审美的主观感受：女性绚烂、悲惨的牺牲。

同样是展示中国女性的电影，但两者带来的感觉是不同的。之所以如此，从文学发展上来说，这两部电影都是改编于离散文学作品，它们的原作者谭恩美和严歌苓都是离散文学的代表作家。

“离散”，由人群流转的现象词汇衍化成为研究海外华裔族群生活的文化词汇，意指跨国度、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的人群迁徙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现象，离散在外的华人群体创作了离散文学，使得离散又具有文学学术的意味。“离散文学就是在世界各地的流散族裔中，伴随着流散客民在异质文化中的生活，涌现了大量的流散文学作品。”[3]按此界定，散居在美国的华裔作家群体书写自身的生活体验，抒发自我情感世界的文学作品便构成了美国华裔离散文学(以下简称离散文学)。

对于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作者严歌苓来说，她有着丰富的国内生活经历。这样的不同经历，体现在不同阶段离散小说在表现中国意象上的差异，而符合文学的艺术性要求。对于张艺谋来说，其亲身体验、经历、见证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生活以及中国情感，他的电影更是体现了中国的历史真实和想象真实；而想象的真实则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对以中国意象、中国符号为内涵的中国文化的审美表现。这些经历和感觉，体现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在化为中国想象的时候，就形成了具有中国意义的符号系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所以，“中国经历”成为严歌苓和张艺谋创作的资源基础和文化支撑，显著地体现在电影和严歌苓小说世界的真实性方面。张艺谋之所以将其改编为电影，也是看中这一点，看中它讲的是真正的中国故事。

电影《喜福会》之所以偏离中国，在中国观众看来是一个非真实的中国，其主要原因是这部电影的作者谭恩美“对中国的认识主要来自于其母亲的经历与讲述。母亲的个人经历影响了谭恩美的整个创作”[4]。谭恩美曾做过这样的表述:“一些时候，我创作的缪斯就是我的母亲，这位女人给了我DNA的同时也赋予了我一些认识世界的观点。”[5]谭恩美的这种生活的真实在日常生活中具象化，逐渐浸入谭恩美的想象和认知中。想象是其作品的根本特征，而电影《喜福会》还将小说作者的想象放大，再加上电影导演的深入，便化为一个个主观的、片面的中国片段、画面和故事。

此外，电影导演对客观中国的刻画失真。从小说来看，谭恩美的母亲是在婚姻不幸福的情况下离开中国的，所以母亲的痛苦经历和反复言说，带给谭恩美的无疑是带有悲剧底色的中国女性命运——被宰制的悲惨人生。此外，带给谭恩美强烈印象的就是母亲讲述的中国意象，服装、风俗等中国意象对谭恩美的母亲而言是真实的复述，但对谭恩美而言却是区别于自身的、神秘的、富有异国情调的，是需要想象才能填补完成的异域风情。在这两方面特点的共同作用下，谭恩美在她的文学世界里塑造的中国是符号化和表象化的。而这部影片的美籍华人导演王颖要比谭恩美走得更远。首先，她对原小说中的中国元素和符号的取舍就走向了极端。在原小说中，除了服装，还有麻将、饮食等，但导演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中国，又为了形成一种视觉冲击，于是选择了服装这一最能引人注意的工具。其次，导演的自然身份和自我认同都归属于“美国”，与中国的唯一联系就是原生代华裔的血脉。他们的成长、生活体验、情感归属以及文化教育、价值取向、行为方式都是地地道道美国的。所以，导演在执导该片的时候，“美国”一直是在场的，不需要加以特别表现，包括叙事策略、言说视角，比如影片中出现了西方电影中常见的激情戏，就是影片内容西化的表现。

四、结 语

电影《喜福会》无论是中国想象符号的缩水，还是传统文化的失真，都体现了“美国的谭恩美”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也表明了原创者和电影导演缺少对原汁原味的中国的真实碰触，以及由此衍生的淡化族裔性特征。他们虽然受到美国文化教养与中国文化浸染之间双重文化体验的触动，但仍然是美国文化占有主导地位，所以离散作家们最终在其文学作品中，以猎奇、陌生化甚至丑化、去族裔化的视角，书写、讲述、想象中国。于是，《喜福会》通过麻将、筷子、方块字、饺子等，从符号、图像和文化三个方面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意象，由于不符合中国实际，呈现给观众的是似是而非、不伦不类的陌生化效果，在文化交流中形成了障碍，进而影响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理解。这是我们在制作涉及西方的电影时要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