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治天下：从中共十二大到十九大

很多年以前一次博士同学聚会，酒至半酣时，不知是哪个同学提出个问题：如果有条件再修第二个博士学位，你会选什么专业？我记得贝多广、谢平、宁吉喆等人都立即表态——选中共党史专业。那次聚会以及聚会上大家对中共党史的重视远超我的预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事后想：为什么大家对中共党史感兴趣？原因就是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情况这么复杂、原来的底子又是那么薄，治理起来，殊为不易。不用说别的，就是吃喝拉撒睡问题解决起来就够你喝一壶的。

小的时候，喜欢读历史书，粗读过《史记》等书，常掩卷沉思，我将来能学会帝王术吗？在古代，帝王术就是治理国家的最高艺术，由那些最聪明的谋士献计献策构成。在经济上，古代帝王术可以是农事、河工、水利、漕运、盐政、税法等等。在现代社会，帝王术就是从宏观上管理国家的艺术。那么，谁来管理国家呢？在中国这种党政共管体制下，人民管理国家是由党来体现和执行的，因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国家由穷变富的历史完全可以凝炼成这样一个文章标题——大治天下：从中共十二大到十九大。这八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历程也就是党政共管体制下，发掘中国传统威权政治资源即让国家得到有效治理和效率发展艺术的演变过程。

1.十二大（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时，我在吉林财贸学院刚刚本科毕业，当时已收到天津财经学院金融系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年刚逢而立，虽然在本科四年当过班党支部书记中共党史课代表等，但政治嗅觉还很不敏锐。对党报上许多新提法没有给予充分注意，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党的工作“核心是搞经济建设”等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这两个提法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简直是无与伦比，那是邓小平正式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并开始为中国这艘巨轮矫正航向。因为此前我们讲了20年阶级斗争，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灾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基本原因就是极左路线占上风。在极左路线肆虐时期，中国老百姓以内斗和饿肚子为常态。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实际上是改变以往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所谓党的基本路线，中国从此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

2.十三大（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之后的五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1986年年底，北大学生闹事，结果是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由赵紫阳接替，1989年，赵紫阳又辞职由江泽民接替赵任党的总书记。尽管出现人事更迭，但小平同志后来在某个场合表态说，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加快改革扩大开放的基本政策不能否定。十三大召开时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黄达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正在着手准备博士论文的写作，那个年头人们写的文章基本都是问题导向的，改革让人们热血沸腾，我的就业理想也是博士毕业后去国家体改委宏观局，想投身到具体的改革推动工作中去。

3.十四大（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的巨大历史贡献是党的工作报告中首次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确定改革目标模式的新提法。这一提法的出台有石破天惊之妙。在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界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发表了数不清的阐释文章，什么“主辅式”“板块式”“胶着式”“渗透式”等等，模式千姿百态，用语花样翻新，人们却越来越迷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憋得头疼时，我去问黄达老师，黄老师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松奇呀，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就是等我们都去了八宝山也还是整不清楚。”几年之后，党的十四大把这个问题整清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提法的出台，从根本上解决了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平台上理直气壮地搞市场经济。除了确立改革目标模式外，十四大还开了党章修改先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党在发展经济方面的阶段性目标等内容写进党章。受十四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感召，1992年那一年我被勾引下海，当年我已是人大财金系的副教授，在同学朋友的撺掇下，我先是在海南搞了一个城市信用合作社，后来又退出在青岛建了一个小作坊式工厂。虽然两次创业活动都以失败告终，但也算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下水游了一把，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一份宝贵的实践记录。

4.十五大（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召开之时，我已上岸，重新回到革命队伍。1995年10月的一天，老同学邓乐平到北京出差，我在人大附近的东北菜馆“博源酒家”请他吃饭，李扬、谢平、姜洋、王国刚等作陪。席间，我不经意地和李扬说了一句“我调到你们社科院去如何？”李扬当时很严肃地反问：“你是当真还是开玩笑？”我说：“当真当真。”随后就是于1996年1月开始的社科院生涯。十五大确立的政策是对内继续改革开放，对外独立自主。十五大通过的党章修改草案中写上了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小平同志逝世自1997年2月19日，将邓小平提升至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才享有的崇高地位是十五大做出的重要决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邓小平务实治国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让人民从此走上富裕之路，让全党开始做经济建设的正事，而不是搞内耗自残式的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中国社会生态的转变是从邓小平开始的。

5.十六大（2002年11月8日至14日）剛刚结束，我就到云南玉溪参加《经济参考报》和玉溪市政府联办的一个财经理论研讨会，到底有哪些人参加了那次会我已记不太清楚，只记得我在现场即席演讲了50分钟后，玉溪市政府的领导找我说，发现我口才很好，能不能救急一下，帮忙完成省委紧急下达的十六大精神基层宣讲任务，我讲义气的老毛病发作信口答应没问题。当时有几个地区可选，我选了姚安县，因为小时候读古文知道散文家李贽好像当过姚安太守。我治学不严谨，没有读过十六大党的报告，只是看电视听广播时，零零星星记得十六大传达出的三个关键点：（1）胡锦涛换下了江泽民；（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3）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了姚安县，记得是位年轻的李姓县委副书记主持会议，在一个四墙漏风的电影院里，1000多人听讲，我让李书记发话关掉摄像机和录音机，在没有一张纸片的情况下侃了两个半小时，全场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又哄堂大笑，那好像是我很多年讲课生涯里最得意的一场讲座。到底都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我重点讲了自毛泽东时期党内接班人制度的利弊和党政权力制度化交接的必要性，这种制度化交接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深远影响等等。十六大江从总书记位置退下，但仍担任军委主席一职直至2005年3月，据说是为了“扶上马，送一程”。十六大报告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相关内容我肚子里有的是，“三个代表”根据我多年对党的知识的了解程度，添油加醋地渲染一把也并无难度，所以，在姚安县讲十六大精神总还算差强人意。endprint

6.十七大（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肯定了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关注民生提升民生质量作为党的报告的重要内容，并第一次将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从“经济总量”转变为“人均指标”，提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不仅是“国强”，更是要“民富”，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大众。显然，党的十七大已注意到了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的潜在威胁。从十六大到十七大，胡锦涛任总书记的十年，人均GDP从2002年的1135美元提高到2012年的6100美元。那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遗憾的是，这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所放缓，产能过剩现象严重，资源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多年以来累积的党内腐败军内腐败问题愈益严重。

7.十八大（2012年11月8日至14日）后这五年刚刚过去，我仔细研究过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十八大领导集体这五年的治国方略，着法是一个方针三个构想，即稳中求进的基本方针和（1）改革红利构想；（2）“一带一路”构想；（3）“双引擎”构想。稳中求进是用供给侧改革举措“三去一降一补”政策解决经济失衡和风险隐患；改革红利构想是试图通过深化改革让微观主体焕发内生动力，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改革蓝图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改革60条；“一带一路”构想是习总书记于2013年9月、10月间分别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演讲和印尼参会期间演讲中提出来的，目前已获得很大的国际反响和广泛好评；“双引擎”构想是克强总理2015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会演讲致词中首次提出，目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经济新引擎的动力正在日渐强化，而改造传统引擎就是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其实施效果可见于2017年前三季度的亮丽经济数据，也可由今年前十个月挖掘机售卖指数和重卡销售指数佐证。十八大领导集体的另一个举世皆知的成绩是党内反腐军中反腐，习近平的从严治党从严治军思想正在认真落实并收到明显成效。

8.十九大（2017年10月18日至24日）剛闭幕不久，我个人在粗读了习近平所做的政治报告后感到十分振奋，觉得这有点像一篇中华民族复兴宣言，这篇报告讲经济建设时不再提经济增速，而是强调人民的美好生活需求；讲到建设现代化强国时还提出要建设美丽中国，通过对“两个一百年”的远景规划和“两步走”的战略，描绘出让中国人民生活越过越好的前景，而在这远景构想的实施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要点，从报告中我们隐约已经看出到第二个一百年时在不发生内乱和战争的情况下中国注定会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得以实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