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阴影下的欧洲民粹主义探析
——以德国为例

文/杨云珍

危机阴影下的欧洲民粹主义探析
——以德国为例

文/杨云珍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风暴。危机不断延续和深化，2009年10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率先在希腊爆发。2010年3月危机进一步发展，蔓延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这是自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遭遇的最严峻的一次经济危机，西方学者称之为大衰退。这次大衰退在重创欧洲重债国家经济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政治危机，街头抗议运动风起云涌，执政党面临困境，在政治谱系的左右两端，民粹主义力量不断上扬和凸显。欧债危机使欧洲泥足深陷，到2014年，多国政府财务状况依然风雨飘摇，在可预见的未来增长前景也一片暗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15年年初，由叙利亚内战引发的难民危机爆发，如潮水般涌入欧洲的难民又给欧洲各国带来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右翼民粹主义进一步升温，以反移民和排外为主要政治诉求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不同层次的选举中成为最大赢家。这不仅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政党生态，欧洲政党政治的钟摆右倾，而且使欧洲社会充满了恐惧的心理和情感，侵蚀着二战后欧洲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给欧洲民主带来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两大危机与民粹主义的关系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整个欧洲几乎都笼罩在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有挪威、丹麦和瑞典民主党，还有在芬兰获得话语权的芬尼党。在法国，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具有极端民粹主义色彩的国民阵线取得了极大成功。在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希腊，民粹主义也有了更强劲的市场。在中东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民粹主义成为危机中的阴影。同样，在盎格鲁—萨克逊地区的英国和爱尔兰，也是民粹主义思潮盛行。

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与危机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危机，民粹主义就不会迅速崛起。政治危机，换句话说，代议制的危机，是任何民粹主义动员的最根本原因。罗伯茨认为，在政治制度中，哪里虚弱，哪里就为民粹主义的产生提供一种永久的趋势。墨菲特认为与其说危机给民粹主义提供了契机，倒不如说民粹主义努力让自己成为危机的契机。

2008年的经济衰退沉重打击了欧盟各国。联邦统计局数字显示，2014年在德国25岁或25岁以上低技术的人群中，30.8%的人面临贫困风险。经济衰退给德国政治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测量，即选举的流动性或选民的流失、对民主的满意程度以及对议会的满意程度。2015年11月欧洲晴雨表调查数据显示，在德国的受访者中，63%的受访者不信任欧盟，52%的受访者不信任国家议会，57%的受访者不信任国家政府。而这种对精英政治和政府的不满也恰恰为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民粹主义运动盛行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

第二个危机是移民和难民危机。2015年年初爆发了难民危机。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有1226000人移入德国，比2012年增加13%（14.6万人）。这样大规模的移民人数此前只在1993年有过类似记录。有关移民和融入的议题不仅在普通民众中有广泛的讨论，德国政府在移民和融入方面所制定的政策也对民众情绪起着引导作用。除了移民问题之外，还有难民问题。德国的难民政策具有较复杂的历史背景。二战结束后，德国一直执行宽松的难民政策，并向难民提供救济，被视为是“避难者的天堂”，所接收的难民人数之多仅次于美国，在欧洲位居第一。2008年以来，每年难民申请人数大幅增长，2013年达到126995人。2014年，伴随着伊斯兰激进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发动一波又一波袭击，民众纷纷外逃避难，德国2014年接收的避难者申请人数迅速增加，到2015年，德国接收的避难者申请人数高达476510。

难民危机伊始，多数民众对难民持欢迎和拥抱的态度，但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媒体中对难民问题的讨论从“欢迎”逐渐转变为“承受上限”的讨论。那些在经济衰退中失落的群体，认为是移民夺取了自己的工作机会。2016年新年跨年夜，发生在科隆的千人性侵案件，使普通民众对难民问题的态度急转直下。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攻击，是德国选择党能取胜的关键因素。选择党领袖认为穆斯林将改变德国文化。德国选择党的诞生与欧债危机具有紧密的联系。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选择党的崛起

2013年9月22日德国联邦议院大选中，以反对欧元、主张德国退出欧元区为纲领的德国选择党获得4.7%的选票，虽然没有达到5%的进入议会的门槛，但这对于一个只有7个月党龄的政党来说，初次竞选取得这样的成绩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创建之初，德国选择党遵循和强调的唯一政策是呼吁有序解散欧元区。在此基础上，德国选择党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渐开始增强其保守立场，例如反对财政赤字和同性婚姻。在德国选择党势力最强的萨克森州，它加强了对外来移民和边境犯罪的严格管控，并经常伴有排外情绪。德国选择党何以能得到部分民众支持而异军突起呢?

德国选择党成立于2013年4月，早期领导人卢克是汉堡大学一名经济学教授。德国选择党的成员构成是异质性的，既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创建者不仅有欧元怀疑人士，还包括对默克尔现代化路线感到失望的前基民盟追随者，核心人物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媒体或工商界领袖，包括前IBM欧洲区首席执行官兼前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主席汉克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欧债危机给德国选择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反映出德国选民对当下欧债危机的担忧和对政府相关措施的不满，德国选择党可以说是欧债危机不断恶化的产物。

德国选择党并没有完备的组织结构，目前虽拥有16000名党员，但没有制度化的政党组织结构。相反，在德国选择党内部存在着大量彼此倾轧的派系，以及极右翼主义者。这样的一种政党组织方式，如果我们考察德国选择党成功的原因，就会发现除了欧债危机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之外，强有力的个人领袖和该党的运作方式也是德国选择党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卢克受过高等教育，是经济学教授，他的专业背景使选民更容易接受他提出的有序解散欧元区的主张。该党实行自上而下的运作方式，有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领袖，有众多的志愿者参与，这使选择党可以在州一级的选举中进行注册登记，并进行成功的草根动员。但是，这种运作模式也容易使学者和媒体给德国选择党贴上极右翼的标签。

为了改变在媒体和选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为了在2014年5月27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赢得更多议席，德国选择党煞费苦心为自己装点门面，对同性恋和女性甚至移民群体都伸出橄榄枝。在经济衰退和难民危机背景下，成立时间并不算早的德国选择党力量迅速凸显。2016年3月13日，德国地方选举结果显示，难民政策使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受到重创，基民盟失去了在巴登—符腾堡州和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主导权。德国选择党在获胜的同时，自身也逐渐放弃成立之初较为温和的政治意识形态，变得更为强硬。

德国的政党体制通常来说都是稳定的。但是，经济衰退和难民危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的政党图景。原来处于政党体制边缘的德国选择党地位迅速上升，侵蚀了传统政党的权力。难民涌入德国后，打破了德国以往的宁静，仇外和疑欧情绪不断蔓延，社会普通民众充满愤怒、恐惧和焦虑的情感，民主受到了这些负面的政治情感的侵蚀。

德国右翼民粹主义运动——Pegida运动的发展

在经济衰退的阴影下，除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外，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也在德国社会掀起了波澜。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整个欧洲几乎都笼罩在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将德国“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运动即Pegida运动置于整个欧洲政治生态背景下进行考察，可以更容易理解其为何能萌发和兴起，并在短时间内得到数十万人的支持。

Pegida运动由巴赫曼（Lutz Bachmann）于2014年10月在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起。巴赫曼在德累斯顿的卡赛尔多夫镇拥有一个小摄影工作室，他于10月10日在YouTube上发布一段视频，展示他支持库尔德战士对抗“伊斯兰国”组织。一天后，他创办了一个名为“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网站，这最终演变成了Pegida。

Pegida运动在现实中的缘起，除了反对萨拉菲教派之外，还要从畅销书《德国自取灭亡》说起。该书作者为扎拉青（Thilo Sarrazin），谈论的是移民给德国带来的危险。2014年11月一个周五的晚上，扎拉青在靠近德累斯顿易北河小镇的剧院发表演讲，听众中一名保安戴布里茨（Siegfried Dbritz）和一名设计师塔拉克（Thomas Tallacker）不满足于只是阅读书籍，因此他们与其他8人一起，成为反伊斯兰运动的核心成员，定期集会讨论联盟议程并准备每周一在德累斯顿市举行游行。他们同时与其他抗议组织保持联系，并在圣诞节之前将Pegida注册为一个协会。在Pegida这一柄大伞下，既有新法西斯主义和足球流氓，也不乏主流的保守主义者。他们每周一定期举行街头抗议示威，痛斥整个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伊斯兰带来的危害。他们宣称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排外主义者，并且反对极端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德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Pegida运动最初参与人数仅几百人，到2014年12月15日，参与人数达到15000人。

2015年1月7日，法国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因发表数幅影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到恐怖袭击，2名警察和10名记者死亡。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给德国的Pegida运动提供了最好的口实，似乎印证了伊斯兰给西方社会带来危害。2015年1月12日，德国爆发了规模盛大的反伊斯兰运动。一时间，缘起于德累斯顿的Pegida运动蔓延到整个德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奥地利维也纳也于2015年2月2日发起类似的游行，奥地利极右翼政党自由党的领袖施塔赫（Heinz Christian Strache）对Pegida抱支持态度，称其为一场严肃的民权运动。Pegida掀起的反伊斯兰运动在德国社会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约34%的德国人赞同Pegida的观点，认为德国正在不断被伊斯兰化。

在Pegida运动盛行的同时，德国社会中暴力排外事件不断攀升。联邦宪法保护2013年度报告显示，2013年总共473起暴力事件有仇外背景（2012年为393起），这是2006年以来暴力事件连续增长且数字最大的一年。右翼极端分子试图从种族主义和仇外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煽动其他抗议团体，希望吸引比平时更多的支持者。极右翼政党，如国家民主党，借难民问题发难，公开采取具有极右翼色彩的倡议行动，以寻求政治认同和选民支持。在柏林墙倒塌之后，Pegida运动如同一道无形的裂痕，使得统一了25年的德国处于社会被撕裂的困境之中。Pegida运动遭到了来自政界、经济界和宗教领袖的联合抵制。

我们应该看到，民粹主义在欧洲势力并不孤单。在南欧地区，经济衰退诱发了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重债国家希腊在大衰退期间经历了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在危机的冲击下，希腊的政治生态发生巨变，传统主流政党衰落，边缘性政党崛起，民粹主义政党力量凸显，希腊政党政治出现了极化和碎片化现象。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英国。随着2008年的经济衰退，英国发生的经济危机也是非常严峻的，GDP增长呈现自1958年以来最大的缩减。英国独立党以表达强烈的疑欧主义、反移民和反体制的政治诉求而迅速走红。2016年6月24日，英国脱欧公投尘埃落定，英国独立党领导的脱欧派胜出。

结语

2016年是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平凡的一年，英国脱欧，特朗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黑天鹅事件频出。2017年是欧洲的大选年，法国国民阵线领袖玛丽娜·勒庞，德国选择党领袖弗劳克·佩特里都将给主流政治带来严峻的挑战，给欧洲政坛带来新的冲击波。民粹主义政党在政治实践中何以能掀起这样的波澜而取得如此大的成功?笔者认为，探究民粹主义成功的原因，任何一种单一的理论都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多元的政治理论体系框架。在这之中，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所处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的外部社会环境，是民粹主义滋生的丰厚土壤。民主政治在新兴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完全成为选举政治，竞选中不断打破传统政治的话语禁忌，在普通民众心理中增添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也在不断努力去极端化。

从政治和社会维度来看，欧洲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内部问题，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愈演愈烈，那些失落的民众似乎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便借公投机会发声，公开表达他们对现有政治制度的失望。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不仅是对市场缺陷的控诉，也是对政府作用的挑战。由于政府在二战后的几十年内形成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核心作用，人们问责政府合情合理。某些人对政府新职能存在抗拒甚至强烈抵制，尤其是当立场不同而引发不可调和的冲突时。有些人极力主张政府应扮演更大的角色，而另外的人则呼吁立即解散政府。

政治机会结构与政党获胜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失业和贫困促使选民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在关键政策领域具有竞争力的政党。换句话说，在经济困难和低迷时期，民众对政党的期待并不是看重它一贯所秉持的责任，而是更看重它对经济危机所做出的反应。首先，危机发生以来，在国家和欧盟层面，精英不断在令人炫目的国际媒体面前做出关键性决定。这样的政治戏剧比危机本身更能给民粹主义色彩的反体制政党带来更多的话语机会。其次，民粹主义者可以在国家或欧盟层面把一些关键的决定与特定的精英联系起来，该精英被选民视为应对他们负责。再次，危机也可能为抱持市场自由主义，强调小国家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政党提供话语机会，因为他们支持社会的中产阶层，反对欧盟和臃肿的国家形态。

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得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不满意程度急剧上升，而2015年爆发的难民危机更是雪上加霜，犹如催化剂，使得原本因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这种多重危机交织的背景下，欧洲社会民众倍感失落，恐惧心理进一步加深，民粹主义力量与日俱增，犹如一张晴雨表，折射出社会存在的尖锐问题。政治的极化和社会的分化愈演愈烈，人们转而支持民粹主义政党，恰恰是因为主流政党乏善可陈，传统的左右翼政党意识形态趋同，这样就给处于政治谱系中极左和极右的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政治空间。因此，正是经济衰退和难民危机给欧洲民粹主义思潮抬头、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民粹主义力量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为那些面对全球化内心充满失落和无助的社会群体对主流政治表达不满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工具和通道。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摘自《国际关系研究》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