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全(短篇小说)

◎樵 子

阿 全(短篇小说)

◎樵 子

阿全是我早年间的一个朋友。

那时，我还在乡下工作，在一个远离县城的乡政府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

当时的乡镇工作，除了杂七杂八的琐事儿，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两件大事，一是计划生育，二是征收税费上缴。对此，我们乡镇干部有个戏谑的说法，说是“乡镇干部下村，不是要钱（到户征收税费上缴），就是要命（动员计生对象做人流或是引产手术）”。

和阿全的相识，就是缘起于一次“要钱”的行动，因为那一年，我恰巧驻点在阿全家所在的村子。

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阿全家所在的那个小山村，地处一座水库的上游，不通公路，从乡政府到那个村里去，要么坐船，要么就得翻山越岭，但不论哪种方式，一天都是无法跑个来回的，所以，我们下村时，常常就要住在村里。

记得那一次是到户征收车船税。 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所有用于营运的的车辆、船只，每年都必须向政府缴纳这样的税费。到这个村子收的当然就是船税了。收的好像也并不是很多，一只船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元的样子。可就是这区区的几十元钱，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很难收得上来。那时，山、库区的群众生活还是十分艰难的，就拿船运来说吧，一艘小型柴油挂机客运船，每天大清早从这个村的客运码头，跑到水库的客运码头，再从下游的码头跑回来，一天两个来回，一个月下来大约也只能挣个百八十元钱，现在一下要将一个月的收入的一大半上交给政府，很多人还是很想不通的。

那天，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最后一户的船税死缠烂搅地收上来时，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

那时正是深秋初冬的季节，细雨绵绵，入夜以后，天黑得就是两人面对面，也无法看清对方的面目。这样的时候，无论坐船还是翻山越岭，都是不敢想象的事。而我们现在呆的那家，因为被我们收走了钱，心里多少有些怨气，连晚饭也没说弄给我们吃，更别说让我们留宿了，面对我们的困境，没有直接在表面上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就很不错了，再说，我们也确实无法张口要求我们的工作对象在这样的时候为我们提供任何方便。这也是当时干群关系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平时有什么事，村里、乡里的干部到家，老百姓尚能客气相待，但一到“要钱”、“要命”的时候，虽说不能用“仇人相见”来形容，但关系却是十分的紧张。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和我一道驻点的乡农经站站长忽然想起他有个初中时的同学，好像就住在这儿附近，不知是不是可以到他家将就一夜。

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这也只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经过打听，我们很快便找到了农经站长同学的家。

不用说，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这个同学，就是阿全。

敲开阿全家的大门的时候，我的心里还是一直在不停地打着鼓——这么晚了，我们一行又这么多人，能行吗？

没想到，阿全却很客气。

把我们让进屋后，听农经站长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阿全二话没说，一边让他的母亲去厨下赶紧给我们弄吃的，一边又让他媳妇把两个正在熟睡的孩子从床上弄了起来，转移到他父母的房里，尔后，他又拍着脑袋想了一下，好像想起了什么，又叫他的父亲起床，到隔壁的人家去借宿，因为他的媳妇毕竟不能带着两个孩子和她的父亲同住一床。

待阿全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妥当，他母亲也把饭菜弄好端到了桌上。饭菜不是很丰盛，几个山里农家菜园里常见的菜蔬和几样小菜，最让人馋涎欲滴的是那一大盘在饭头上蒸出来的腌肉，我们在房里就闻到了香气。这样的时候，这样香气四溢的吃食，对于早已饥肠辘辘、饥寒交迫的我们来说，无异于像是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一会儿的功夫，便是风卷残云，桌上只剩下了一堆空碗，好几个人虽然放下了碗，却仍意犹未尽的看着桌上的那一堆空碗发着呆。

吃过饭，我们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阿全的家里只空出这么一张床，加上阿全自己，我们一共却有八九个大男人，怎么睡呢？

阿全又习惯性地拍了拍脑袋，想了一会儿，说：

“年纪大的、瞌睡来了的、还有熬不了夜的先睡，爱玩牌的，就打牌吧。等先睡的人睡好了，其他人再接着睡。”

说着话，便麻利的从堂屋里搬来了一张小桌子和几张小椅子。

那一夜，就是这样过去的——床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四、五个人，衣服也没有脱，共同盖着两床被子，剩下的几个人就在那张小桌子上玩了一个通宵的纸牌，当然，是带彩的。

以后的日子里，这样的情形，竟重复出现了好多次。

只要我们到了阿全家的附近，基本上都在他的家里过夜，而只要我们一到，阿全都会立马把老婆、孩子撵走，把房间让出来，我们也照样打牌的打牌，睡觉的睡觉。

我和阿全也就是这样相识了，并互相把对方当成了朋友。

当时，阿全的父亲尚健在。老人家劳碌一生、操心一生。尽管和我相识时，阿全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却从不过问家里的大小事情，也很少干事，甚至，有时他自己的口袋里没有零花钱了，也还只会和小时候一样，伸手向他的父亲要。

阿全生性豪爽，在社会上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可想而知，他的日常开销也是很大的。

可谓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阿全优哉游哉，过着不知何为忧、何为愁的日子时，他的老父亲因为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过早地撒手人寰，把一家人的生活重担，猝不及防地全部交到了阿全的手上。

阿全父亲的葬礼，我是去参加了的。

这个时候再看阿全，竟像是一下子呆了、傻了一般，两眼发直，眼圈的四周全是黑黑的一片，头发乱蓬蓬的堆在头上……看到我们前去吊唁，只知道机械般地磕头，全然没有了过去那种一说话就爱甩头发、拍脑袋的劲头，脸上也找不出过去那种玩世不恭的神情了。

此后不久，我也从那个山区小乡调回了县直机关，因此，与阿全的联系也就少了许多。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我很少下乡，更不会无缘无故跑到阿全家所在的那个小山村去了。只是记得有一次，好像是阿全到县城里办事，找到了我的办公室。那一次，在与他的闲谈中，我能感觉到，他父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但也让他一下子成熟了起来。

从那次以后，好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阿全。

后来，听原来乡里共过事的同事说，阿全在他父亲去世不久，就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据说是和几个朋友一道，到外面去闯世界去了。

后来又听说，阿全在外面混得风生水起，说是在杭州开了一家自己的公司，专门从事渣土的运输，光铲车、自卸车就有好几十辆。不知是真是假，但确切的消息是，他确实人在杭州。

后来还听说，阿全的婚姻也出了问题。有人说是阿全在外面混好了，有了新欢，就丢下了结发的妻子；但也有人说是阿全的妻子，在阿全出门后，在家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了。到底孰真孰假，一时也无法考证。

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我的眼前不自觉地浮现出了阿全妻子的身影。那是一个地道的山里女子，个头不高，瘦瘦的，话语不多，我们每次到了阿全的家里，她最多只是笑笑，然后便一声不吭地去忙自己的事了。一任我们在她的房间里胡闹，待我们走后，再慢慢地收拾。我依稀记得，这个女人虽然是个山里人，但却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如烟。

今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正好出差杭州。在动车上闭目养神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阿全。几经周折，我还真的弄到了他的手机号码。

那天，我们是下午五点多钟下动车的。

出了站台，远远的人流中，有个熟悉的身影向我们挤来。走近一看，果然是阿全。

见到我，阿全似乎有点儿激动。虽然我们没有像外国人那样行拥抱礼，但他却十分热情的抓紧我的双手，摇了半天不肯放下。

本来我们是定好了酒店的，但阿全怎么也不肯让我跟着我的同事一道去住旅馆，而是在晚饭后，硬把我拽到了他的车上。当然，那天的晚餐，也是他破费的。

把我的几个同事送到酒店后，我以为阿全会把我拉到他在杭州的家里去，可是，从车里下来时，我却发现，我们是到了他的公司。

说是公司，却不是在那种现在随处可见、高大光鲜的写字楼里，而是在一个小区的一套单元房里。

进门是一个客厅，现在放了几张办公桌，应该是公司的员工集中办公的地方，右边一个大一点的房间，门楣上挂了一个牌子，写的是“经理室”三个字，紧挨着的那间则挂了“财务室”的牌子，正对着经理室的那间的门关着，也没挂牌子，进门后我才知道，那竟是阿全的卧室兼会客室。

看来，有些传言还真的就是传言——阿全在杭州开了公司不假，但是不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发了大财，却不一定是真的，最起码，从他公司的现状来看，倒是未必。

我们落座后，阿全“嘿嘿”笑了一下，说：“真想不到，你老哥还能想起我来。”

我说：“看你这话说的，我们可是老朋友了啊！想当年，我们在你家麻烦的还少吗？后来想想都不好意思。”

听我这样一说，阿全竟一下陷入了沉思之中，眼神越过我的头顶，看着对面墙上的一幅山水画，一动不动，却又是那样的迷茫和恍惚。我猜想，他是不是想起了远在山区的老家，想起了白发苍苍、尚在人世的老母，想起了妻子和一双儿女……

说的他的妻子，我心里的疑问升了起来，又不好直接问他，便试探地说：

“你老母亲还在老家吗？老人家身体还好吧？你老婆和孩子都没随你一道来杭州吗？”

听我这样问，阿全终于回过神来，沉吟了一下，叹了口气，告诉我说，母亲还在那个小山村里，身子骨到还硬朗；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去年已经出嫁了，小的跟他妈妈在一起，还在县城的一所私立学校里读高中，明年高考。

“听说你和你老婆离婚了，是真的吗？”我到底没能忍住，问他。

阿全点点头说：“是的，离了好几年了。”

“到底怎么回事？”

阿全又沉吟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的说道：“那一年，我父亲因为脑溢血，突然去世了，你是知道的，我父亲在世时，我在家里一直是横草不拿、竖草不拣的，不说油瓶倒了不扶，就是扶，也是身旁真的一个人都没有，我才会弯腰去扶的。别人都说我懒，其实，不是我懒，而是我的父母从小就太惯（口语，意为溺爱）我了，因为我姐妹好几个，就我一个男孩，他们能不惯我吗？可是，父亲突然撒手西去，对我而言，无疑就是天塌下来了。说真的，那时我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活下去了。安葬了父亲后，我才渐渐冷静下来，我知道，日子还得要过下去，于是，我就把我父亲原来的那只船重新收拾了一下，在码头上跑起了客运。可是，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这样干下去，只能是饿不死而已。我还真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特别是有时在码头上接到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听他们一会儿说，张三在城里买房了，一会儿又说李四又换新车了，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我想，我阿全也是人，就是从小顽皮了一点儿，没能念到很多书，但脑袋绝不比那些人笨多少，为什么我就不能在城里买车买房呢？正好，那年的正月里，有几个原来我们一起玩的比较好的朋友商议要结伴到外面的大城市里去闯一闯，我一咬牙，就跟他们一道出来了。”

说到这儿，阿全停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才又接着说：

“刚从家里出来那会儿，我身上只有一百来元钱，还是从我母亲的枕头底下偷偷摸出来的，除了坐车，连小旅馆都不敢去住，只能到处找地方过夜。不怕你笑话，车站的候车室、小区的门卫室、甚至立交桥下的桥洞，我都睡过。我在建筑工地上干过小工，在歌舞厅里当过保安。反正什么苦活、累活、脏活、不要命的活，只要能来钱，我都干过，甚至为非作歹的事儿也干过，就差没去杀人越货了。后来，终于有了一些积蓄，我就开了现在的这家公司，自己好歹也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就想过，日子一旦好过了，我一定要把我母亲和老婆孩子从山里面接出来，一定要让他们离开那个又穷、又闭塞的小山村，让他们也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可就在这个时候，我老婆却给我找麻烦了。她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说我在外面挣了大钱，不要家了，不要她们娘儿仨了，甚至连老母亲也不要了。你可能知道，我老婆那个人，虽然也是个山里人，但家风一直很好，嫁到我家里后，也一直能吃苦耐劳，可就是认死理。这次更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也不和我吵，也不和我闹，只是一定要和我把婚离了，说什么我在外面混世界不容易，她们娘儿几个不想成为我的拖累，还说，如果我不离婚，她就跳河自尽。最不可理解的是，我母亲竟然还支持她和我离婚，我真的搞不懂，这一切都是怎么了！实在没有办法，我只得和她把婚离了。”

“那她现在跟别人了吗？”我问。

“哪有，跟谁呀？我们离婚的时候就说好了的，我净身出户，老家的房子和山场、田地归她和我母亲以及两个孩子。所以她后来一直还呆在我家里，和我母亲及我们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直到前年秋天，小的要上高中了，我才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子，让她在那儿陪孩子读书。我母亲一直不肯离开家。听说，现在每个星期天，只要孩子不放假呆在学校里不让出来，我老婆都还要回去照应一下我母亲的生活。”

“那他们的生活来源怎么办？”

“这个倒不是问题。我现在的公司虽然不是很大，但只要有活干，一年的收入还是可以的。我每个月给我老婆的卡上打五千元钱，应该够她们维持生活了，特殊需要钱的地方，她也会跟我说的。”

“那你呢？你也一直没再结婚？”

“和谁结婚啊？我现在都四十好几了，眼看就是五十岁的人了，真的不想再给自己找麻烦了。”

“你是说，我们听到的那些传说，都不是真的？”

听了这话，阿全苦笑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很坚定地摇了摇头。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你老婆呢？”

这时，阿全看了我半天，幽幽地说：

“这样的话，说了，谁又会相信呢？”

说完，他的脸上是一脸的落寞和怅然。

看着阿全的样子，作为在基层工作过多年，自以为对山里人、对农民兄弟多少有点儿了解和理解的我，竟也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