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的思想根源

来永红

析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的思想根源

来永红

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冷战后，美国之所以重视文化影响和扩张，在于其特殊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其中天赋使命观、美国例外论和美国文化中“理想主义”价值观成为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的思想根源。

美国 国际文化战略 思想根源

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始于建国伊始，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强化。美国国际文化战略是美国国际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是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冷战后，美国更加注重制定和实施国际文化战略，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一、天赋使命观

美国从建国伊始，就一直强调对外施加文化影响和扩张，注重从事文化传播和国际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美国之所以重视文化影响和扩张，首先在于其特殊的政治文化，也就是美国人的民族自我观。

“天赋使命观”反映着美国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特征。到达北美的早期移民者就自认为，美国是“一块未沾染旧世界罪恶的圣土”，“是上帝的选国”；而生活在这块“上帝新选择的土地上”的人是“上帝的选民”，是新的以色列人。它们受上帝的委托在世界民族中居于特殊优越的地位，担负有“拯救世界”的神圣使命，承运着对人类发展和命运的特殊责任。在多数美国人看来，美国与其他国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比其他任何国家在道义上“更高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是众国家效仿的榜样和楷模。

自立国以来，美国就一直自诩为“照耀所有国家的正义灯塔”、“世界文明的灯塔”、“自由的灯塔”和“人类发展的希望”，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国家”。这就是美国历史文化中的“天定命运（天赋使命观）论”和“美国例外论”。正是这种宗教历史文化熏陶了美国人，在强烈的自我觉悟下，从华盛顿的“神圣之火”和杰斐逊的“民主理想”，到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美国人一直在追求给“世界树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并谋求把这个全世界的“新耶路撒冷”的“神圣之光”照射到仍处于“黑暗”之中的蛮夷之地，把这个全人类的“希望之乡”的“福祉”传布到世界各地。

正是由于这种民族的优越感、制度的优越感、宗教的优越感，从独立那天起，美国信仰上帝的统治者就通过各种宣传使美国人盲目相信，只有自己才是“上帝的选民”，才是人类的拯救者；坚信自己所建立的国度是人类“新的耶路撒冷”，自己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制度，是其他国家的“灯塔”或“楷模”；美国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人类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视自己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其经济上的对外掠夺和扩张，政治上的对外战争和侵略，其政治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全球推广，其以所谓惩治“邪恶”颠覆别国的政权等，都是在执行上帝的使命。①

二、美国例外论

其次，“美国例外论”的政治文化观决定了它始终坚持唯我独尊的“自由”、“民主”的“文化中心主义”立场。所谓“例外”，就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与众不同，尤其是和欧洲的国家相异。显然，讲到“例外”就必须有比较。美国人在谈到“美国例外”时，心目中的参照物是西方国家，即西欧和北美。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些最初的殖民地反叛者们认为，他们所建立的国家不仅注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而且会比其他国家更完美。这就是历史学家们在提到美国人以救世主自居、使命感、理想主义或美国例外论的涵义。②

美国学者斯特林·约翰逊（Sterling Johnson）在谈到美国的政治文化时指出：“从历史上讲，美国人拥有这样一种信念，即：美国过去是、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认为，美国所信仰的理念过去是、现在还是不仅对美国是正确的，而且对其他国家也是正确的。因此，为了使美国的使命得到传播，要么劝导、要么强迫弱小国家接受这些信条，文明由此带给了非文明国家。”③如此说来，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的行为与文化传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美国绝对有义务将美国式民主推广到全球。

根据美国政治学教授戴维·福赛思（David Forthes)的观点，美国例外论还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美国人组成了一个异常优秀和伟大的民族；他们首先代表了对个人主义和自由的信奉：他们建立在个人自由主义的理念基础上的神化和国家，树立了值得向世界其他地方输出的榜样。”④

基于这种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self-centric)的、自负的文化立场，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欧洲民主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民主国家无一认为自己是山巅之城，而我们则不同，我们却在世界上有一种特殊的道义——政治使命，我们已习惯于这样认为、也这样行动”⑤。而且，自认为“上帝选民”的美国人认为，基于美国的一切行为都是受上帝之命而进行的，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无非是在履行上帝赋予的美国的神圣使命。

回顾美国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的源泉，它不仅孕育了指导美国19世纪扩张的“天定命运”之说，而且从美国立国起就是其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外战略的根源。

三、美国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价值观

美国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由来已久，可以从英国的清教徒运动说起。16世纪在欧洲大陆兴起的加尔文主义对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后的教会被称为英国国教或者圣公会，属于新教的一支。但是，改革后的英国国教依然保留了很多天主教的成分，在这种形势下，一部分持有激进观点的教徒宣布脱离国教，要求“清洗”国教内依旧起作用的天主教旧制和仪式，提倡过“勤俭清洁”的生活。这批教徒组成的宗教派别以“清教”而著称，清教的很多宗教价值观也在当时流行起来。清教徒领袖威廉·布雷福德也声称：“在罗马天主教统治的黑暗之后，英格兰是上帝给予福音之光的第一个国家”。⑥只要英国被论证为上帝所选定的国度，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他们自然就成为“上帝的选民”。

从一开始，“上帝的选民”就与对尘世负有一种特殊责任的“使命感”密切联系在一起。“上帝的选民”相对于“上帝的弃民”而言，绝不是简单地规定来到这块土地上的清教徒与其他尘世之人有着严格的区别。作为“上帝的选民”，这些清教徒自然承担着把这块土地建成供世人效仿榜样的使命，以最终完成对“弃民”的救赎。他们竭力通过自己在尘世的行为来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本想在故土大展宏图，推进宗教改革，实现梦寐以求的神圣理想。清教徒来到这块陌生土地上的目的之一是建立一个为世人所效仿的理想社会。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地球上的“上帝王国”。

清教徒宣称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未必属实，但确实成为人们开拓新大陆过程中的精神食粮。当北美大陆的开拓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时，这种由第一批移民带来的观念便更为加强，逐渐融合进美利坚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之中，成为美国白人文化表现出的一个明显特征，在思想意识上成为美国文化的“灵魂”。而美国经历的“与众不同”大概就是固存于美国白人文化中的“例外论”的历史渊源。“例外论”固然主要说明美国发展的独特性，但更重要的是体现出美国优于他国而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楷模”的观念，也就是美国以其独特的经历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指路星辰”。⑦

四、结论

总之，美国是一个目光注视全球的民族和国家，从其建国伊始就非常重视文化扩张和对外文化影响。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冷战后，美国之所以制定其雄心勃勃的国际文化战略，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原因。但美国自建国以后所形成的天赋使命观、美国例外论和美国的“理想主义”价值观最终成为了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的思想根源。

注释：

①刘国平著．《美国民主制度输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

②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2页。

③Sterling Johnson, Global Search and Seizure．The U．S．National Interest v． International Law, Brookfield,1994,p．5．l

④戴维·福赛思．《美国外交政策与人权：理论的分析》,载于周琪主编：《人权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109页。

⑤Irving Kristol,Defin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 in O．Harries,ed．, America Purpose：New Visions of U．S． Forein Policy, San Farancisco,1991,p．60．

⑥弗朗西斯·布雷默．《清教实验：从布拉福德到爱德华兹的新英格兰社会》,圣马丁出版社,1976年版第34页。

⑦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1]Loren Bartiz．City On a Hill： A History of Ideas and Myths in America, New York：Jorn Wiley and Sons,1964．

[2]Peter D． Salins, Assimilation, American Style, New York：Basic Books,1997：3．

[3]刘国平．美国民主制度输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周琪主．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Sterling Johnson, Global Search and Seizure： The U．S．National Interest v． International Law, Brookfield,1994．

[6]阿尔森．怎样了解美国人[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2(6)．

[7]戴维·福赛思．美国外交政策与人权：理论的分析[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8]Irving Kristol,Defin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 in O．Harries,ed．, America Purpose：New Visions of U．S[M]．Forein Policy, San Farancisco,1991．

[9]Mrrell Held and Lawrence S．Lachlan, Culture and Diplomacy[M]．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onnccficut,1997．

[10]弗朗西斯·布雷默．清教实验：从布拉福德到爱德华兹的新英格兰社会[M]．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76．

[11]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来永红（1970-），男，山东莒县人，博士，湖北民族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丝绸之路文化、国际文化战略、中美文化交流。